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交往 / 笑枫

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交往 / 笑枫

在王国维一生的交往中,关系最深,情谊最笃,并影响到他的思想、学业以至生活道路的,是罗振玉。这是早为学界公认的事实。

罗振玉(1866-1940),字叔韫,亦字叔言,号雪堂,自称“永丰乡人”(指其原籍浙江永丰乡)、“贞松老人”(“贞松”是逊帝溥仪所“赐”),出生于江苏淮安(即淮安府山阳县)城内。其父为一候补知县。他十六岁入“县学”,后屡试不中,当过塾师。1896年春到上海,与友人蒋黼谋创“学农社”(亦称“务农会”),“设农报馆,聘译人”,“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贞松老人遗稿•集蓼编》)。在此过程中,他既与“维新派”的著名人物,如梁启超、汪穰卿(康年)等人往来,又交结了端方、张之洞等清室显贵重臣。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起始。

罗振玉长王国维十一岁。他们的结交,起于戊戌(1898)“百日维新”之年。那时,王国维二十二岁,于年初离海宁抵上海。由于“家贫无资以供游学”,所以既怀着求“新学”的愿望,又为着谋生活出路,进入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馆,当了个“日记门客及书翰往来”的“书记”兼校对。他原本性情忧郁,在这样的境况中,愈显得“抑郁不自聊”。他在当年四月所写的《戊戌杂诗》中,抒写了自己“欲从鸿鹄翔,铩羽不能遽”的不得志心情。

同年五月,罗振玉与蒋黼合创的“学农社”,为了培养“移译东西各国农书”的“译才”,以私资在上海开办“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教授日语,兼设英语课程。王国维在征得《时务报》馆主持人汪穣卿同意之后,以每天午后三个小时前往就读。八月,脱离报馆,正式入学读书,并被罗振玉“拔之俦类之中”,让他担任了管理学社生活的“庶务”、“学监”,享受“免其各费”读书的优待,使其“力学无后顾忧”。王国维一生学业,也确是从进入“东文学社”读书开其端的。据亲历过“东文学社”生活,并目睹王国维初入上海《时务报》馆情况的刘季缨(刘鹗第四子,罗振玉长婿)口述,罗、王二人的结识,尚早在王国维入学之前。事情是这样:一天清早,罗振玉去《时务报》馆有事,听到有人读《庄子》,“音节苍凉”,于是“大奇”;循声看去,读书者竟是位新来的青年“校对先生”,便互相交谈起来。之后,王国维便将自己平时所为诗文取出交给罗振玉阅看,被“大加赏识”①。参诸史实,其时罗氏所创《学农会》规定外界“捐助之款,统由《时务报》馆代收,按旬登报,以征信实”②,因而罗氏须经常去报馆办理招款登报等事;而此时王氏适为“书记兼校对”,“日记门客及书翰往来”,则罗氏出入报馆,当由他接待,捐款之“代收”,亦当由王氏任之。因此,以上所述应当认为是“信实”的;王国维初入“东文学社”读书,日语考试不及格而仍被罗氏“念其笃学力行”,准其入学,也才有了依据。自此以后,罗、王二氏交情日深,由师生而为学业上的同好,并结成了儿女亲家。在成就王氏的学业上,罗振玉除了能识其“豫章”之才,资助他读书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尽出”自己的藏书和古器物、古史料,“恣公搜讨”,这确是罗氏的“不可没焉”之功。郭老沫若在论及“罗、王二家之业绩”时,推崇王国维“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朵异样的光辉”,又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还有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财力才能办到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这是郭老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从事甲骨文、金文考释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写的。实际上既是对罗振玉与王国维两家学业的评价;也指出了王、罗两人的特殊关系,在近代学术上所带来的特有贡献。

原注:
①详见刘蕙孙(署名“龙峨精灵”)《观堂别传》。据刘先生不久前致笔者信云:《别传》所写,皆出自其先父(即刘季缨)口述,非为“子虚”之谈。
②《务农会公启(章程)》,《时务报》第十三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一一日上海出版。

编者附注:本文系由罗雪堂先生孙女罗琨同志供稿。罗现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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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六届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明确了文史资料工作在新时期的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充分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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