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征尘逐少年 / 朱慧君

陈天马原名陈锦云,淮安泾口乡蛇峰村人,一八八八年七月十六日出生于淮安,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病逝于淮阴,终年八十七岁。他辛勤耕耘六十余年,毕生精力都倾注在培育人的教育工作上。根据本室搜集和他女儿陈武同志提供的有关资料,特将其生平事迹整理如下:

不平常的经历

蛇峰村在淮安东北乡距城七十里,陈天马的幼年是在淮安城里度过的。父母亲均系织机工人,因为收入微薄不能维持全家生活。在一八九五年他八岁时,又搬回乡村种田。当时仅有水田八亩、草屋八间。

回乡村后,天马即入私垫读书。那时常遇灾荒,作物歉收,还要付塾师修金,父母只得去借高利贷。利上加利,不数年,先卖掉四间草屋,后又将八亩水田卖光,家中唯一的收入是父亲教小馆的一点薄酬。两位老人节衣缩食,供他继续读书。一九○六年又遭大荒年,家家无吃,父母才不得已让年仅十八岁的儿子随乡人一起去上海谋生。天马到了上海以后,先在一家商店里管帐,后又在一富人家做佣人,连父亲去世都没能回家。他于民国成立的第二年(一九一三)才回到家乡,当了村小教员。这是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同时也萌生了当教师光荣的思想。他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向组织上汇报的自传中,写到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教员,比较是有名誉的职业,因此又想到师范学校去学习”。

一九一五年,陈天马考入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淮阴师范前身)读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在淮安小学、涟水小学、淮阴师范附属小学及淮安实验小学、扬州实验小学任教师、校长等职务,到一九三二年,被调回淮阴师范实验小学,任学校教育指导员。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把学校教育指导员的工作范围扩大了,改称为“地方教育指导员”,巡回辅导整个师范区的地方小学教育,他也就驻厅办公了。一九三九年日寇侵占两淮,国民党省政府由淮阴迁移到兴化、东台一带,天马再次回到家乡蛇峰教书。在二十年代末,陈天马加入过中国国民党,后来因对国民党有不满情绪又被开除,甚至遭到被缉捕的危险。对这段经历,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时思想复杂,认不清各种政治的本质……对国民党认为可以参加,借以保持教员饭碗。参加后看到他们许多贪污腐化为非作恶的事情,不免深恶痛绝,发为言论,结果遭恨遭忌,以致淮安县党部邵子振秘密向上级控告说:陈某结合共产党在淮安东乡秘密开会多次,购办枪械阴谋暴动。江苏省政府遂令淮安县长汪国栋(1927-1929)逮捕归案。闻讯逃往上海,始免于祸,数年后,闻省党部已开除(我)党籍,过若干时始回江北”。

一九四三年,淮安县城乡同时存在三个性质不同的政权: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许多乡村形成了拉锯战的形势。这时,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常在深夜悄悄来到蛇峰他家,陈曾到我根据地参加苏北教育界知名人士座谈会,邹屏等同志赠送《新民主主义论》、《整风运动》等革命书籍给他阅读。就在这一年,他由民主政府县长赵心权、政委邹屏、教育科长黎明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列,不久就到民主政府第一次创办的淮安县中学担任副校长(当时校址设在淮安北乡渔滨河北岸的一个大村庄)。后来因形势变化,学校易址并改名为“淮阜中学”,陈天马被调至盐阜师范当教员。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两淮第二次解放,他又先后担任民主政府第二次创办的淮安中学校长、盐阜师范教员(半年多)、两淮市第一联合中学校长。一九五三年,第一联中改为江苏省淮阴中学,他继续任校长,直到离开人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人民的信任,先后被选为清江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市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清江市副市长、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清江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清江市第二、三、四届政治出商会议副主席。

为教育事业不辞艰辛

陈天马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他无论在哪个时代、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里工作,总是埋头实干,为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行政管理水平而辛勤劳动。因而,他工作在哪里,那里就硕果累累。一九二三年他在淮阴师范附小,无论是教复式班,还是辅导师范学生实习,都赢得两校和师范毕业生的好评。在任淮安县实验小学校长期间,该校的教学质量、行政管理及校舍设备,均为全县小学之冠。他曾参加国民党省政府在扬州实验小学召开的江苏全省实验小学校长会议,在会上发表改进小学教育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和赞许,并由于他擅长复式教学,特别是大单级教学(小学四个以上年级在一个教室、由一名教师同时授课)。会后不久,当时的扬州实小校长谢鸣九便专函聘请他担任该校单级部主任和复式班教学工作,并要他为实验六个年级的大单级教学做准备,从而为这个学校的单级教学打下良好基础。他任淮阴师范附小学校教育指导员和后来驻厅办公时,几乎常年奔走在涟水、淮阴、泗阳、宿迁、徐州、阜宁及淮安、盐城等地乡村小学。他下乡,一开始是步行或乘独轮木车,以后才自己积钱购了一辆自行车。常自带干粮(如几只大饼)充饥,不在所视察小学吃饭,他说:小学教员待遇低,生活苦,哪能吃人家的!他到各地小学视察工作,不讲形式只求实效。一次他到阜宁县,亲自在县立城关小学作现场观摩教学,全城小学教员参观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一次很有特色的示范教学,得益不浅。国民党省教育厅在涟水办过一个乡村小学辅导区,曾指派陈天马驻区工作,他培训教师、整顿学校,在较短时间内,把区内几十个复式班教学引上了正规。

陈天马先生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更是兢兢业业,不畏艰难,在战争年代里意志坚强,他在自传中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已决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终身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经常检讨是否做到,用以自励”。民主政府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两次创办淮安中学,两次派他到那里担任领导工作,他都是迎难而上,勇挑重担。那时候办学条件的简陋和环境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值得追述的是一九四五年淮安城第一次解放不久,淮安县长孙兰和苏皖边区政府白厅长要他到民主政府第二次创办的淮安中学任校长。那时,他正在盐阜师范教书,不久前他那在贵州中学当教师的唯一的儿子陈嘉白,因患疟疾服错了药而身亡,心情异常悲伤,因而起初不想去当校长。但经孙、白两位领导同志的开导、勉励后,已届花甲之年的陈天马,还是精神抖擞地去上任了。

在离开盐阜师范学校时,他写了一首感怀诗,其中有两句是“嘶风病马忘衰老,又上征尘逐少年。”形象而生动地表达了他当时从事革命工作的激昂志愿。二次创办的淮安中学,起初设在淮安城内,不到半年为适应形势迁至乡下,以后一直在车桥、泾口一带打转转,国民党、还乡团经常到学校所在乡村骚扰,环境动荡不定,学校频繁转移;夜里敌人来了,师生也得立即起来背着教具、行李快速转移。学校既没有固定校址,也没有一定教室,晚上稻草铺地便是床,白天甩掉敌人就上课。教学是如此的不安宁,但绝大多数教职员工坚持各自岗位,学生数亦没有减少,教与学的热情都很高。这种好校风的形成,与陈校长事事处处为人表率、不辞艰辛的奋斗精神是分不开的。一次,敌人来得突然,个别出身富家的教工丢下学生自己跑了,陈校长却毅然带领学生转移到水荡里坚持教学,与师生同甘苦、共存亡。一九四七年,淮安农村到处是地主还乡团,蛇峰村也有还乡团团长陈绍林驻扎。

这时淮安中学设在泾口东边的北河口,蛇峰还乡团到那里搜索,学校师生被拆散了,几个武装的人强迫陈校长去蛇蜂见他们的团长。陈绍林对天马先生多次软硬兼施,或把他找去,或亲临陈家,要他到国民党那边做事,还说牛(作善)县长、省民政厅王(公玙)厅长一定要“请”他去做事,但都被他拒绝了。陈绍林因上头催的紧,最后竟向他施出欺骗加强迫的手段,他的女儿被迫上了还乡团的船进城了,而他本人却利用女儿已走敌人思想麻痹之机,当夜设法摆脱了还乡团的纠缠。经过几天艰难周转,终于找到了那时驻在淮安北乡北季村的县民主政府,并与学校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重聚。县长宋天民见天马先生来了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淮安中学复课。不几日,这所战斗中的学校又书声琅琅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详见《对敌斗争中的淮安中学》)

陈天马一生爱干实事,留下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对今天进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仍具有一定价值。例如,他在扬州实小时,写了一篇题为《单级教育的一瞥》的文章,把中国复式教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理论联系实际地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对后人研究复式教学是一份好资料。又如,一九三四年《江苏教育》第三卷第二期上载有他的一篇应征论文:《理想的江苏教育》,明确地指出了他自己的教育观点:“五要”,即“要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场所,并发挥其天才;要使贫穷的人,也有机会受教育;要使受教育者,有建设的技能;要保证受教育者,都有机会得到职业;要使受教育者,有继续不断自修的机会。”他希望人人包括穷苦人都能受到教育,在行动上也是尽自己所能去努力实践。他的老家蛇峰村,当年是个有名的穷村子,三、四百名学龄儿童,只有三、四十名孩子上私塾,国民党政府也曾派人去蛇峰办小学校,但到一九三四年,教室还是借用“陈氏宗祠”,而学生数年年有增。为了支援家乡办学,他先拿出自己的积蓄三百元,后又将家用建房木料九十多根全部贡献。加上其它渠道集资,终于使蛇峰小学有了校舍,师生激增至五百多人,并且成为淮东乡小学的辅导中心。天马先生有子女七人,全靠他一人的薪金维持生活,家境并不富裕,终其一生,也没有为自己、为子女建一间私房。不仅如此,他还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保护了蛇峰小学。事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三年春,日伪军开展大扫荡以后,在乡下到处烧杀抢劫。一天,伪军要拆蛇峰小学校舍,天马不顾个人安危,赶去与敌人据理力争,他说:“这所小学是蛇峰百姓凑钱出力建造起来的,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不能拆!请把你们长官找来,如果一定要拆,先把我杀了吧!”他的义正辞严的一席话使伪军哑口无言,后来把长官找来了,他还是这个态度。敌人被他的凛然正气征服了,蛇峰小学终于保存下来了。

在教学实践中,他重视培养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自己则努力做到为人师表。处在战争年代的淮安中学师生,生活是那么的动荡和艰苦,但仍在可能情况下种些瓜菜、做些豆腐,以改善伙食,年逾花甲的陈校长亦力尽所能地参加这些课余生产劳功,群众感到奇怪,他笑着说:“民主政府的学校和国民党学校不同,我们的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是能劳动会生产的。”一九五三年,他任淮阴中学校长,一天,一名同学在校园里摘了一根树枝,被他看到,他立即在操场上集合全校学生,拿着树枝严肃地问大家:“这是不是国家的财物,要不要爱护?”就这件事对全体学生进行了教育。以后该校再没有类似现象发生。他待人态度,一贯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不搞特殊,严于律已,诸如上大课(多是政治时事课)、早操、教工学习及会议等学校各项集体活动,除遇特殊情况,都按时参加,且坚持始终。因为年纪大了(这时已近古稀),消化道功能衰退,和师生集体用膳有困难,他为此心里总觉得不安,在做年终鉴定时,还认真地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作检讨。

认真学习不断进取

他历来爱好学习,以促使自己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他偷偷学习了革命者赠送的毛泽东著作,从而选定了自己后半生的道路,毅然加入了革命行列。

全国解放以后,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不仅做学习笔记,更重要的是注意结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在自传中写道:“因不断地学习,我的思想已能不断地得到改造”。“在过去,只知做本位工作,……现在只要那方面需要我,我就毅然前往,并不迟疑。”学习,也使他不断提高对新中国的认识,他在苏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大家求参加这个会议是非常光荣的。……这个会议,是旧中国从来没有的会议,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代表会议’不能相比拟的。他们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少数人的利益,用财产、教育程度等限制,不让广大人民参加。而我们这个会议,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是不受财产、教育、男女不平等等限制的,因而也就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

又说:“我们到会代表,应当对政府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政府要遵守法令,执行法令,以全部力量协助政府,做好苏北一切建设工作;对人民方面,凡是于人民有利的,我们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凡是对人民有害的,我们要坚决的去除它。”最后又说,我们要“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全心全意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一九五○年底、五一年初,全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陈天马担任了清江市抗美援朝分会副主席,参加了抗美援朝淮阴区总支会,直接参加组织淮阴县支会、成立淮阴中学支分会,号召学生报考军校,巩固国防,推动各界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后来,他担任社会公职更多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也更多了,他总是积极地满腔热忱地去完成多项任务。

一九五六年以后,陈天马患了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前列腺肥大、高血压,疝气、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双手变形,左臂不能弯曲。病魔折腾得他痛苦难言,可他思想坦然,生活尽可能保持有规律,学习也没中断,只要感觉稍好些,就拿起书报看,有时还用变了形的右手艰难地在本子上写点什么。他的《对敌斗争中的淮安中学》就是在病中完成的。他爱读书,也爱藏点书,早年在蛇峰家中就有些书,病倒后,他让孩子下乡将这部份书籍和几只书箱,全部赠送给了淮安县图书馆。

陈天马从患病到离开人世,组织上对他始终很关心,让他长期病休,进他到外地就医疗养。这使他在病中的晚年,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他对亲友说:“我的父母,祖父母生活(在)旧社会,都只活了五十多岁,我得以在疾病缠身中还生活了二十个年头,活到八十几,是因为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又说“我没有为人民做多少工作,而党对我太优厚了”。他逝世以后,中共清江市委成立了“陈天马先生治丧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清江市委副书记薛立人致悼词。悼词中说:“陈先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勤恳负责,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都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关心时事政治,积极改造世界观。他每天用一定的时间读书阅报,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晚年多病,手足不便,但没有放松学习,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省、地、市、局有关领导机关和学校、公社等许多单位,及生前亲朋好友都送了花圈或挽联,表示沉痛哀悼。陈天马先生的骨灰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安放在淮阴市淮阴县刘老庄烈士公墓。

陈武同志供稿
文史办 朱慧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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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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