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人物陈治平 / 邵景元

有陈治平这样曲折经历的人,实在太少见了。他领导过农民武装暴动,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红军十五军军长、河南省委书记。可是,被敌人逮捕后,却堕落为党的叛徒,事敌十余年。然而历史的洪流,又使他终于醒悟。遗憾的是,当他重新举起反蒋旗帜时,却遭敌暗算,被捕入狱,慷慨献出生命。

投身革命,打响苏北农民革命战争第一枪

陈治平,原名陈文正,又名陈资平、陈惕庐等。1898年8月生于淮安县钦工区横沟寺。先后毕业于南京国学专修馆、江苏省蚕业专科学校。1924年底考入广州黄埔军校人伍生总队,结识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张曙时、组织部长侯绍裘(共产党员)。1926年10月,经侯绍裘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往淮海盐阜一带开展活动。他在淮安北乡和涟水、淮阴、泗阳、阜宁等地,广泛联络知识青年,先后成立读书会、孙文主义研究会,发动和建立农民协会。1927年9月,他介绍同乡赵心权、厉石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横沟寺建立了中共淮安特支,直属江苏省委领导,陈任特支书记。这是淮盐地区最早的中共基层组织。是年底,在江苏省委特派员何盂雄来淮指导下,中共淮阴特委、中共淮安县委在横沟寺相继成立,陈治平任特委、县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之后,江苏省委在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部署中,决定在淮安北乡举行农民暴动。何孟雄传达了这一指示,并与特委、县委研究、布置了这一工作。1928年春节前后,暴动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八十多个党支部,县农民自卫军得到扩大,成立了大队部,掌握了三百多枪支。2月上旬,因情况有变,在来不及向身在泗阳县的何孟雄请示的情势下,陈治平决定提前暴动。2月10日凌晨,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淮海平原的雪野上爆发,横沟寺学校上空高高飘扬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大门两侧分别挂出“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的标牌。一千多名暴动队员臂戴红袖标,手持各式武器,冒着风雪分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破坏交通,冲人地主富农家中收枪支、烧田契、分粮食。农民军把北乡最大的恶霸地主、团董董玉璠捉来处治。那些拿惯了锄柄、扶惯了犁梢的手,乍然端起步枪,不免抖动起来。这时。只见陈治平左手叉腰,右臂款款举起驳壳枪,对准董的头颅打响了第一枪。此后,苏北平原农民暴动此起彼落,40天后,泰兴、如皋一带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暴动。横沟暴动第三日,国民党淮安县政府纠集常备队所有兵力,包括一个骑兵队,倾巢出动,并邀来正规军的一个营作预备队,前往镇压。敌兵分三路进攻,暴动队伍分三路抵抗。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暴动指挥员和队员们顽强战斗,苦撑苦捱,经一天几度交战,对敌虽有杀伤,自己亦伤亡较大。暴动领导人谷大涛、章洁夫等五位同志壮烈牺牲,队员家属有3人遭杀害。陈治平家被放火烧毁,其父陈桂元等19人被捕入狱。

横沟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但其影响巨大而深远。暴动揭开了苏北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不仅在当地人民的心田里埋下了火种,而且在军事理论建设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暴动当月,何孟雄在《淮安北乡暴动报告》中总结了农民游击战争的九条经验教训。半个多世纪后的t985年,刘瑞龙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九条与朱德、毛泽东后来归纳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已有很多类似或接近的思想”。瞿秋白也曾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肯定了淮安农民暴动。

经过横沟暴动的洗礼和考验,陈治平的果敢顽强和组织才干得到江苏省委的认可和赏识。不久,陈治平、王若飞、项英、蔡畅、严朴等其12位江苏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陈治平成为142名代表中有表决权的84人之一。陈治平还在6月25日的大会讨论中发了言。这个发言的录音,后经苏联国家档案局存转,现藏于我国中央档案馆。陈治平的发言,对瞿秋白作的政治报告所分析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倾向的判断,对当前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将不可避免的观点表示由衷拥护。但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必须处处服从共产国际领导有一种感慨和困惑:中共党代会的主要代表何以要由共产国际来圈定?在中国苏维埃红色根据地肩负革命重任并承寄胜利希望的毛泽东、朱德却不在应邀之列,尤其是不讲德才,只看阶级成分,指定不称职的向忠发为党的书记。他懂得,流露任何怀疑和不满情绪都是不被允许的,他不得不把这粒怪味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就这样,离开苏联,回到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继续从事苏北农运工作。

此后。他相继担任中共淮盐特委书记、省委巡视员,整顿重建徐海蚌特委并任书记。1930年夏,身为徐海蚌特委书记的陈治平,受命组建红军十五军,担任军长。为此,他四处奔波,苦心经营。为扩充兵力,他还曾深入虎穴,去抱犊山争取鲁南大土匪头子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即电视片《混世魔王》主人公)。刘桂堂不同意共产党派干部进去,也不接受改编他的部队,陈治平悻悻而归。

不久,陈治平调任上海沪西区委、沪南区委书记。继而又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农运委书记、职运委书记、歪委书记等职。作为江苏省委核心人物之一的陈治平,和何孟雄等同志一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批判。他们还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陈治平与王克全等5人声明退出由王明担任书记的江苏省委,主张另组第二省委,以抵制王明推行的宗派主义。

叛变投敌,在罪恶之路上加官晋爵

1932年8月,陈治平被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不料他到任第三天,就被叛徒、原开封市委书记胡玉坤出卖而被捕,并被解往武汉行营,由蒋介石亲自审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是坚守气节,还是卖身投靠?是宁死不屈,还是贪生怕死?陈治平在这个最重大抉择关头,选择了后者。他,终于向右跨出沉重的一步,走到青天白日的旗帜下。当年11月,他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发出“半殖民地经济的中国绝非共产主义所能挽救”的谬论。由于他的出卖,中共徐海蚌特委、上海市委等组织的部分领导人相继被捕。

由于陈治平叛变投敌,中共徐海蚌特委和江苏省委均遭到重大破坏。中共中央于1933年1月1日作出决议,永远开除陈治平出党。

陈治平叛变后积极参与开创“南京实验区”和社会内线“细胞工程”的特务组织,曾被称为“细胞工程专家”,颇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惟其如此,他被委以高官、重任。在蒋介石政权中,陈治平担任的主要职务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南京实验区”区长,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主任委员,青岛市调查统计室主任,中统局苏鲁豫皖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专员,中央组织部战地党务处处长,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等职。

1935年初,蒋介石调李次温与陈一起入黔主事。陈治平在贵州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统治效劳,居然开创了据说是贵州的“黄金时代”。他决意在整顿、振兴“党务”上大显身手,并从搞“青年运动”入手,组建了“贵州省青年阵地社”,一年时间,竞将一向死气沉沉的贵州省各级国民党党部,搞得热热闹闹。省府各厅处职官,乃至省主席,都不敢不“正视”党部。就连陈立夫也承认,陈治平“是个会办党务的人才”。

但是,叛徒的角色在人们心坎上总是打上特殊印记的。陈治平如此效忠“党国”,却从未被国民党同僚视为“正人君子”。相反,他的才干,他的活动,更惹来了同僚的嫉恨,密告他怀有“野心”。一向多疑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当然不会真正信任。所以,由陈治平一手张罗起来的“贵州省青年阵地社”,最终被国民党中央作为“不法社团”取缔了。有人认为,国民党后来创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受了“贵州省青年阵地社”的启发。

全国抗战爆发了。陈治平是个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变节了,但民族心尚未泯灭。他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了“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组织知识青年,分批集训以后分往黔南、黔北的乡村,宣传抗日;他还组织过几批战地服务团,前往武汉、江西、河南等抗日前沿,并亲自带领服务团,奔赴长沙大火后的湘赣前线,后来又到山东敌后开展活动。

然而,陈治平所表现出的抗日热情和实际作为越出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的规范,哪能允许其再展身手?在蒋介石指使下,国民党特务对陈治平进行暗中调查,后来派人将他监视了起来。

终于,陈升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不过半年,即被国民党当局撤换。这对他当然又是当头一棒。

寻求归正,血染红旗洗污痕

1935年,陈治平入黔不久,经过乔装的叶剑英突然只身叩访陈治平,一连两次均未相遇,只得留了封信。这是中共领导对他的一次挽救活动。当时,正值红军长征在途,足见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精神。叶剑英是陈治平黄埔军校学习时最敬重的师长之一。数日后,陈治平返回,看到了叶剑英的信。他一口气把信读了两遍,连声感叹“可惜,可惜!”信的大意是,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于危亡;国共两党应停止内战,共赴疆场逐倭;并以师生之情告诫陈治平,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叶剑英的来访和信函,如一石投池,在陈治平的脑海中,溅起无数水花,泛出层层涟漪。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潜藏着爱国良知的陈治平,被长驱直入的日军炮声所震惊,被民族危亡的现状所激奋,被中共抗日主张所呼唤,逐步地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不愿接受到产生反感。以抗日战争为契机,陈治平在这次重大的人生抉择中,进入了由投蒋、忠蒋,到疑蒋、反蒋的艰苦转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陈治平阅读马列论著的事不可不提。说来真怪,担任中共要职时未能认真学习理论,多忙于集会、罢工、暴动,而身居国民党高官后,却偷偷阅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问题》。也正是这个“怪”集中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和环境,造就陈治平这种独特人物的历史可能性,从而形成“陈治平现象”。

陈治平曾几度到抗战前线活动,接触了很多抗日志士和爱国将领。他特别崇敬坚持抗日的冯玉祥将军,曾互赠字联,结为好友。他还深得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赏识,被委为山东省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并随同奉调重庆,任农林部专员。在重庆,他又与李济深过从甚密,并应聘出任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党务处处长。

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陈治平曾数次乔扮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他曾亲眼看到周恩来、邓颖超迎客送客,下车上车,几度想迈进大门,握住他们的手,申述、自己内心的活动,但一想到自己罪恶的一节,就鼓不起勇气向前猛跨过去了,只好返身踱回住所,扼腕懊悔叹气。其妻张淑媛见状,不止一次地鼓励他说:“我们和周先生是老乡,你们过去在一起又那么亲密,你当时工作也很出色,如今同居一城,都在抗日,你去见他,难道会把你撵出来么?”陈治平有时沉默,有时沮丧地答道:“撵我当然不会,要知道,我有历史上的那一节,见了面,要我怎么说起呢?”机缘虽在,历史无情。由于陈治平的踟蹰,致使上海分手之后,陈治平终其一生,再也未能与他所敬重的周恩来相逢。

陈治平尽管是那么迟疑难决,但他并未停止意欲归正的追求。正如贵州省一位省级文史馆员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陈治平总是“追求新境,毫不停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历史潮流,力主和平建国。而坚持独裁、内战的蒋介石则更加不得人心。离蒋反蒋已成为包括陈治平在内的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1946年5月,陈治平奉调来到杭州。同年底,国民政府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陈治平借口称病,拒绝蒋介石电召,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杭州任上,陈治平把主要精力放在“孙盟”上了。他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许闻天、属于邓演达组建的“第三党”的邓吴明取得联系,一起筹建了“以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反蒋联共为宗旨”,“以在蒋政权中瓦解蒋政权为任务”,“以在国民党上层搞军事策反为重点”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陈治平任“孙盟”常委、组织部长,起草了组织纲领。接着,他先后建立了“孙盟”浙江支盟、贵州支盟、上海支盟,兼任上海支盟负责人。在杭州二年多时间内,他创建了浙江省农村文化促进会、中国农工通讯社、大众社。1448年6月,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辞职,陈亦随之辞掉在国民政府中的一切职务。此后,他来到南京大行宫经办“文风书店”,以掩护“孙盟”活动。同时兼任中国农工通讯社副社长。

须知,陈治平得以真正复归革命行列,说到底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以及党组织的关注和引导。

1948年夏秋之交,中共华中工委公安局侦察科长江华派科员李柯平前往涟水县唐集,拜会陈治平的至友、亲戚沈祝唐。见面时,沈一人在家吟诗自慨,李见诗中有“谁为引船缆”句,便主动附和一首:“行吟泽畔持高节,欲赋《江南》趁早秋,成功即是荣归日,为系扁舟待渡头。”诗虽近乎拈集古人成句,却把主人的心境,当时的形势,上级的任务,来者的使命,皆揉合一处了。

按照李柯平的布置,沈祝唐接受了前往江南策反陈治平的特别任务。他先在侦察科受训半月,然后从清江市启程,绕道盐城、南通,抵杭州,返上海,几经周折,最后在南京找到了陈治平。沈的到来,使陈惊喜不已。沈说明来意后,向陈提出两条,要么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要么执迷不悟,“拿我祝大的头去请赏。”陈治平这次终于抓住机会,霍地站立起来,双手握住沈手:“祝大,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你还不了解么?……”说时声泪俱下,当即欣然接受中共组织提出的“立即发动游击”、“打入敌营策反、迎接我军胜利渡江”的任务,并决定由“孙盟”江苏支盟负责人张达生,偕沈祝唐前往华中工委复命。陈治平还引荐沈祝唐与许闻天、邓吴明、高宗禹等“孙盟”负责人会晤。“孙盟”因陈治平有了中共华中工委的渠道和背景,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曾派张达生先后三次潜往江北,接受华中工委的任务,传递情报资料。“孙盟”在合法与隐蔽的斗争中,先后成功地策反了江苏省保安第二旅、驻京畿部队九十七师、江苏省水上警察局,以及长江南岸、杭州外郊十余县市的保安团队。陈治平在这段日子里,常携次子幼庐及友人之子陈嘉宁两少年,往来于南京、上海、杭州之间,以孩童为旅行掩护,传递情报,开展工作。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与指导之下开展斗争,陈治平心里十分坦然,再无疑虑。他对一位挚友秦雅芳说:“不管共产党对我如何评价,这一次我决心跟共产党走到底。”为了控制上海军港和机场,以取得更大战果,陈治平积极参与做浙江省主席陈仪的工作,要他策反其“义子”汤恩伯,不料被汤出卖,蒋介石将陈仪幽禁起来,并派少将高级参谋陈祖敏打入“孙盟”。1949年3月28日,陈治平在上海的南京饭店召集会议,共商策应解放军渡江、进军上海事宜,陷入陈祖敏预设的埋伏,与会眷全部被捕。京(宁)沪线上的“孙盟”组织几乎全遭破坏,许闻天、金绍先也同时被捕。由于许、金系国民党立法委员,军警不得擅自逮捕,又时值国共再度谈判,李宗仁、何应钦不得不将许等释放。陈治平等则无“立委”身份可庇,虽经“孙盟”多方努力营救,终未能脱出魔掌。陈治平被关押于黄浦监狱,经受酷刑折磨,不为所屈。他在狱中给妻儿的遗书中两次写道:“我的死是光荣的,愉快的,也可说是求仁得仁”,“心中毫无遗憾”。又告诫子女要“好好的求学,立志做人,继续吾之事业”。这一切表明,经过大跨度大反差的曲折经历,好不容易从恶梦中走出,重新追得真理的陈治平,此时已义无反顾,完全置生死于度外了。当年5月11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终于对陈治平等被捕的“孙盟”领导人下毒手了。当日下午,陈治平绕廊一周,与难友告别。赴刑途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目睹者无不动容。陈治平、张达生等五人在闸北区宋教仁公园壮烈就义。

1949年9月,新政协邀请许闻天、邓昊明代表“孙盟”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周恩来在筹备工作报告中特地提及此事。1950年8月,有关部门追认陈治平为革命烈士。同年12月,陈之次子陈幼庐在朝鲜战场牺牲,张淑媛成了双重烈属。陈毅市长曾亲自登门看望她,并指示有关部门帮助她安排子女读书、就业。

在世已几度曲折的陈治平死后仍余波三叠。1963年春太湖畔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一个身披袈纱的老和尚当海外游人面浇油自焚。华东局最高领导人柯庆施拍案断言,这和尚是陈治平,当年杀掉的是“替身”。当公安部门指出陈氏确已追认为烈士时,柯顺手用红铅笔在报告上批道:“陈惕庐是大叛徒,他的被枪毙,是他们内部争权夺利或其他原因的结果”。之后有关材料衍出“自相残杀”四字,前面加上“估计”二字。市民政局则据此将烈属证吊销。同时,上海方面致公函于广东,将陈治平次女陈康维夫妇从公安部门调出。12年后,广东方面三个单位联合专案组经110多天全国性调查,确认“陈治平之死原因在于他接受并执行中共的策反任务”。又过两年,上海市统战部作出《关于陈惕庐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对陈惕庐可不以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宜享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陈治平子女认为,吊销烈属证的原因已被否认,而其结果却未能随之更改,那是不合逻辑的。鉴于陈治平是“民革”成员,上海市“民革”接受其子女请求,为恢复烈士称号的事做出自已的努力,可至今仍无实质性进展。

陈治平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以致“盖棺”数十年都难定论,出现过“叛徒”论、“政治投机”论、“功过抵销”论、“烈士”论,还有那“不以”和“不宜”论。但仅就陈治平的结局而言,可以这样说:他的鲜血,一半洒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一半被用来冲刷自己的历史污痕。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心中最珍贵的语言留在了人间:中国共产党万岁!

是的,陈治平以其独特的人生旅程,从独特的视野角度,向世人揭示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陈治平现象”之所以为人们念念不忘,为史学界关注探究,其缘由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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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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