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怀念父亲宋我真 / 宋广陵

回忆和怀念父亲宋我真 / 宋广陵

“矢志办学,饱经沧桑,以经历说明革命贡献;忠心向党,力主沉浮,用心血谱写时代乐章。”这是我父亲宋我真的学生为纪念他九十诞辰而撰写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我父亲的品质和业绩。

我父亲是我祖父宋泽夫的长子,江苏盐城市秦南镇宋村人。1897年出生,1961年逝世,终年64岁。他一生以办学为业,历任盐城亭湖中学、泽夫中学和淮安师范、淮安农业大学等校的教员、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经受了解放后历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考察,矢志不移地紧跟共产党,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父亲在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那年,考取了北京大学,攻读英语。暑假他回到家乡,利用短短的假期,组织当时盐城地区在淮安九中、清江第六师范、扬州第五师范、南京第一中学的同学成立剧团,在宋村、盐城、建湖、阜宁等地演出移风易俗、宣传新文化、打倒卖国贼的进步戏剧,影响很大。他还组织盐城地区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学创办刊物《建湖渡》,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选编文稿交其二弟宋玉生(即我二叔,当时在上海读书,现为四川外语学院退休教师)通过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栏不定期的发表。

1925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在我祖父创办的亭湖中学二院(亭湖中学设宋村,“二院”是后设的,校址在盐城城内健康路。盐城沦陷后,“二院”即停办)任校长。当时,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坐窥成败,妄图实现其瓜分的目的,国家、民族蕴藏着灭亡的危机。父亲在我祖父爱国思想的影响下,一面教育学生奋发读书,励志图强;一面配合祖父撰写杂文,主动办过“亭湖汇刊”和《新公报》,发表不满当时社会现实和讽刺蒋介石政府的文章,借以揭露社会黑暗,唤起民族的觉醒。因此,触怒了当局。后来,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我祖父和父亲。祖父和父亲被迫离开盐城,途经上海到广州避难。为了生活,经人介绍到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负责《新声》杂志编译工作,又因对当时现状不满,不久即辞职仍回家乡亭湖中学。在广州,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了纪念祖父和父亲为爱国而避难广州,就给我哥哥起名叫“广州”。

外国人诬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使我中国人民遭受莫大的耻辱。父亲为此曾提出“发展体育,洗雪国耻”的口号,加强学校的体育教学。他不惜重金,在亭湖中学置办了各种体育设备,单球类就有篮球、足球、网球、台球、铅球;田径有标枪、铁饼、单杠、跳高架、越墙、攀登和秋千等,几乎应有尽有,并在学生中积极开展体育竞赛活动。我还记得,学校操场相当大,下午课后学生都到操场进行各种体育活动,我父亲也时常参加。学校聘请了专职体育教师,除正常教学外,还和兄弟学校开展体育比赛,亭湖中学屡赛屡胜。在亭湖中学校史上,该校毕业的学生,不管是智育或是体育,都是江苏全省的佼佼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亭湖中学城、乡两校合并,校址设宋村。这时侯,我祖父年事已高,只担任名誉校长,实际校务工作的重担,全由父亲一人承担。他秉承祖父的意志,办起了髙中。1938年盐城沦陷,新四军挺进苏北,不久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府。1940年,中共盐城县委派赵定同志作为民运队学生工作组组长进驻亭湖中学,父亲热烈欢迎,并号召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民运同志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这时,亭湖中学出现了鼎盛时期。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父亲将学校课程设置作了重新安排,增加了政治课和军训课,语文课也补充了抗日民主教材。还组织了文娱宣传队,鼓励我们子女参加,记得哥哥和我先后都曾是宣传队骨干,演戏,唱歌,跳舞,开展抗日民主宣传活动。1940年的暑假,父亲亲自率领师生到建湖县芦沟寺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夏令营活动。这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政治、军事、文化三结合的大课堂。两个多月的学习,包括我父亲在内,师生们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提高了政治觉悟,不少人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有的直接参加了新四军。我听父亲说过:“芦沟寺夏令营,使我开始认识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从此,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他以后的道路和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1年,秦南镇被日伪军占领,宋村受到严重威胁,亭湖中学被迫停课了。父亲眼看学校停办,学生失学,痛心疾首,日不思食,夜不成眠,束手无策。后来,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健儿开展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很受启发,便把亭湖中学办成“游击”学校,教室设在僻静的民房里,教师分散教学,敌人来了,就地隐蔽,敌人走了,继续上课。

秦南的日军,得知我祖父和父亲是盐城一带的社会知名人士,并且拥共反日,便企图用高官厚禄引诱,收买我祖父和父亲,以达到他们“以华治华”、伪化盐城的目的。我祖父和父亲旗帜鲜明,拥共抗日的立场不变,办学意志不移。敌人恼羞成怒,在下令停办亭湖中学的同时,伺机要杀害我祖父和父亲。由于汉奸告密,1942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祖父不幸被捕。

当秦南的日本鬼子,将我祖父反绑在地下室柱子上残酷迫害的时侯,父亲痛苦非常,但当敌人提出,只要我父亲去,就可将我祖父放出……父亲则秉承祖父之嘱咐:“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他斩钉截铁地表示:要我去,坚决办不到!

不能办亭湖中学,父亲又办起了“志成补习学社”。社址先在宋村,后来转移到石庄和时扬,仍以游击形式跟敌人周旋,并组织学生会,组织学生生产劳动,自己烧饭,自己管理自己。志成补习学社,实际上是不挂亭湖校牌的亭湖中学(编者注:经查档案资料,该社一度被敌人暗中利用,直至1945年破案后,宋我真同志才知被人利用了)。

我祖父因被故人逮捕迫害,脱险后伤病交加,于1942年12月10日不幸逝世。民主政府为了纪念我祖父,把亭湖中学改名为“泽夫中学”。

泽夫中学是民主政府领导的,用我祖父的名字为校名,父亲仍旧担任校长。因此,许多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来校读书,寻求革命真理。我父亲更加勤奋工作,团结教师,认真教学。在那战争年代,尽管环境恶劣,学校设备不全,但是教学质量还是很高,许多学生毕业后参加了革命队伍,当年的泽夫中学有“革命摇篮”之美称。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了,同时在革命老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教师,因为害怕斗争纷纷往南跑了。我父亲虽是教师成份,历来办学教书,为人和善,处世谦恭,但毕竟出身地主家庭,属斗争对象。是走呢?还是留下呢?我们家的亲友基本上也都巳跑往上海。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作出选择——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跟着共产党,誓死不变心。

记得母亲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194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陌生人划船来到我家,自称父亲的一个学生要他来找父亲去蒋管区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并说我父亲的学生很多,都很关心,我们子女还可以去上大学。母亲怀着惧怕的心情将这些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表示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定了。他相信自己一生没做过危害人民的事情,人民终究会理解他的,不久,他主动带着母亲由时扬庄回到宋村,接受人民的清算和斗争。尽管群众有些这样、那样偏激的做法,他也从无怨言,群众运动刚结束,他立即又赶去时扬到学校上课。土改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剧烈的,无情的。父亲坚定不移地经受运动的考验,他说:“革命行动不是打倒我这个人,而是打倒我家庭所属的这个阶级。”

父亲通过土改运动,更加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在解放战争决战阶段,他支持我哥哥和我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严格要求自己,入伍后很快都参加了党组织。1950年,我弟弟在盐中高二读书,才16岁,即报名参军,父亲知道弟弟年龄不够,但仍积极支持,并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这年寒假,他以自豪和思念之情,偕母亲与小妹到部队分别看望我和兄、弟三人。

1950年,领导上调我父亲到淮安师范当校长。当时,他巳年过半百,体弱多病,但他老当益壮,上依靠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师生,勤奋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培养人民教师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父亲在淮师工作期间,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学校师生的食堂、宿舍以及生产园地,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和学校的其他领导,定期深入课堂听课,勉励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当遇到教师病、事假来不及调课时,他就自己走上课堂讲课。但是他毕竟年岁大了,力不从心了,同志们劝他多休息,少管事,但他仍是这样的闲不住。1958年淮安建立农业大学,组织上调他去农大任校长。当时,有人劝他归队,并让他到正规大学去当英语系主任。英语,是他所学的专业与爱好,平时也一直未放掉这专业,学校行政工作那么忙,他还利用工余时间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译成英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到农大上任。服从组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从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

父亲在教育岗位上度过近四十个春秋,他几乎没有寒暑假,不分上下班,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学校的发展,学生的成长,是他最大的欣慰和快乐。同时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解放后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在学校中薪水算最高,谁有困难他知道后都帮助。据母亲说,他曾长期补助一个家境困难的学生,借给别人的钱,对方不还他也不要。还听母亲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一天晚上,母亲炒了碗蛋炒饭给他吃,他不仅不吃,且很生气地说:“我在大会上要求大家吃苦,克服困难,我自己怎能偷偷地吃蛋炒饭!”他对不正之风坚决予以抵制。有一次,农大附设的酒精厂负责人请客,请他去,他坚决不去,并对他们进行批评。他自己住在学校,吃在食堂,穿的是土布衣服,没有一分钱存款,家中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脚柜,他仅有的高档物品是一只手表,一台收音机,还有一件短皮大衣,都是我送给他的。他生活上从不追求,且生活得很快活,很乐观,他坚信自己的工作,党和人民最了解,他曾对我们子女说过:当我做了一些工作,做出一点成绩,就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并给予崇高的荣誉。的确,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他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和奖励,先后当选和被推荐为省、县两级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1957年父亲被批准加入了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960年他代表淮安师范去北京出席全国群英会。

父亲积劳成疾离世太早了,他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精神财富。在他终身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精神的影响下,1953年我由部队转业地方,主动要求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在党的培养和父亲的言教身教之下,我们兄妹4人都是共产党员。父亲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子女的心中,也永远活在广大校友的心中,他的业绩必将载入新中国人民教育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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