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堂先生传略 / 董作宾

罗雪堂先生传略 / 董作宾

先生讳振玉，字叔蕴，又字叔言；初号雪堂，晚以清废帝溥仪赠书“贞心古松”匾额，因号贞松。清同治五年丙（公元1866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江苏淮安。先生先世籍浙江慈溪，南宋时有讳元者，始迁居上虞三都之永丰乡，是为上虞之始祖。二十世曾祖讳敦贤，寄居淮安之清河。父讳树勋，性和厚，淡薄自甘。先生五岁入塾，从李岷江导源受学。时以羸弱多病，读书之时少。李氏赏其早慧，而又虑其不寿，尝谓：“此子若得永年，异日成就必远大。”故其祖母亦器异过诸孙。七岁，已能略通文义，十三读毕《诗》、《书》、《易》三经。翌年，读《礼记》、《春秋》。年十有五，始志于学。自言：“方来岁月且长久，苟不致夭折，于古人所谓三不朽之一，或薄有成就。”是年应童试，名列第七。壬午（公元1882年）秋，应乡试。毕，纡道白下，因览书肆，见粤刻《皇清经解》，父为购之，先生如获至宝，乃以一岁之力，读之三遍；自谓得读书之门径，盖植基于此时也。年十九，以平日读碑版之积稿，著为《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各一卷，是为先生著书之始。翌年，俞氏曲园采札疏入其所著《茶香室笔记》中，于是海内有疑先生为耆宿者，不知其年甫弱冠耳。其后，为童子师，授课之暇，辄以著书自遣；经史而外，渐及小学、目录、校勘、姓氏诸学。是时先生年少气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耻以经生自牖，乃留意时务。好读杜佑《通典》、顾炎武《日知录》，间阅兵家言及防河书。继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业以资事畜。三十后，遂有学农之志。读农家言，既服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又读西洋农书译本，惟憾其语焉不详，乃拟创农学社，以资移译西洋农书。戊戌（公元1898年）春，与蒋伯斧创农学社于上海。先后历十年，所译农书百余种。岁庚子（公元1900年），鄂督张文襄（之洞）以所设农务局未臻理想，亟欲改革，曾邀先生往总理农务，后以人事故，未克舒展抱负。己亥（公元1899年），甲骨出土于河南小屯。后三年，先生始见龟甲兽骨文字之墨本于丹徒刘鹗寓所，叹谓：“此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扬（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遂尽墨刘氏所藏千余片，印成《铁云藏龟》，是为甲骨文字著录行世之权舆。丙午（公元1906年），先生至北京任学部职，始搜求甲骨，迄辛亥（公元1911年）间，所得约二三万片，其后所撰述之甲骨文字，多取材于此。“辛亥八月，武昌军兴，京师人心惶惶；时王静安氏与先生同在学部，相约各备米粮，誓守不去。九十月初，遂与王氏及婿刘氏三家眷属二十人赴日，是时武昌未下，京人有以为大局尚可挽回，请稍留以观其变者，先生诺之。送眷后三日，即只身返大连。翌年春，知与事无济，乃复东渡。”日人大谷伯及京都旧友富冈谦藏诸公书邀先生赴日避乱。在日期间，著述颇多。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日人林泰辅作《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一文，以可疑不决者质诸先生；翌年六月，遂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以答之，自称于此学乃得门径。民国二十年辛未（公元1931年），时先生六十有六，以关内紊乱，忽动“勤王”之想，及冬，遂迎溥仪由天津之旅顺；冬春间，病呃，先后兼旬，欲不就医以待命，溥仪亲往慰勉。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伪满僭号，先生随入伪都，拜“参议府参议”。上疏辞之，溥仪允其所请，而留先生于左右，以备咨询。未几被任为“临时赈务督办”。丁丑（公元1937年），先生以年届七十有二，请准辞官，居旅顺，闭门习静，著书自遣，或摩挲金石、评骘书画为笑乐。庚辰（公元1940年）五月十四日，先生以积劳成疾，瘁然不起，溥仪闻之震悼，特谥“恭敏”，并赏银治丧，时年七十五。先生毕生殚力治学，著述等身；其于学术贡献最大者，厥有五事：其一曰内阁大库明清史料之保存：戊申（公元1908年）冬，清宣统即位，令内阁于大库阁检回初时摄政典礼旧档，阁臣检之不得，因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焚毁，得旨允行。翰苑诸臣，因至大库求其本人及清代名人试策，偶于残策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页，宁海章梫以此影印分呈张文襄及荣庆，先生因知大库藏书尚多，力请文襄整理保存归学部；允之，文襄具奏，奏中且言片纸只字不得遗弃。委刘启瑞、曹元中二人同整理，并面谕先生时至内阁相助。至是大库所存无数重要史稿，经先生悉力以争，得免毁灭。后十年，又几有造纸之厄，先生复购存之，乃得留于今世。其二曰甲骨文字之考订与传播：《铁云藏龟》问世后，孙仲容作《契文举例》首为考释，而考定小屯为武乙之墟，审释卜辞帝王名号者为先生。至若文字之考释，其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实上承孙氏未竟之绪，下启文字考释之端。其于殷契材料之流布，则有《殷虚书契前编、后编、续编》及《殷虚书契菁华》等书之印行。唐立庵曰：“卜辞研究，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而罗氏为甲骨学之开山祖师，厥功甚伟。其三曰敦煌文卷之整理：清光绪三十三（公元1907）年，英人斯坦因不顾法令，盗窃敦煌千佛洞大量古物返国，计写本二十四箱，重要器物五箱。法人伯希和亦取得写本十余箧，计六七千卷。宣统初，伯希和赁宅于京师苏州胡同，将启行返国，其所得敦煌鸣沙石室古卷已先运归，而以尚存于行箧者求教于先生。伯氏出示唐人写本及石刻，先生诧为奇宝。伯氏告之石室尚存卷轴约八千，以佛经为多，宜早购致京师。先生乃电请陕甘总督毛实英谋之，惟以甘肃贫瘠，恐难如愿，又请太学出金，然总监督亦谓无款；先生以为农科可节省充之，即其薪俸亦愿捐出，终购得八千卷。伯氏归国时，先生据其所得敦煌书目，择其尤者摄影，先后编成《鸣沙石室佚书》、《古籍丛残》；继又选印德人所得西陲古壁画，成《高昌壁画菁华》。日人大谷伯《西陲古物》先生亦据其高昌墓砖撰成《高昌麴氏系谱》，于是《西陲古物》乃得流传。其四曰汉晋木简之研究：光绪戊申（公元1908），西陲出汉晋古简千余，为斯坦因所得；斯氏请法儒沙畹教授为之考证，书成寄先生。先生乃分为三类与王静安氏任考证，先生撰《小学术数方技书》、《简牍遗文》各一卷；王氏成《屯戍丛残考释》，合而成《流沙坠简》三卷。是书行世，影响于学术界者甚大。其五曰古明器研究之倡导：中州墟墓间所出明器，土人以为不祥之物而弃之，故世无知者。光绪丁未（公元1907年），估人偶携土佣为玩物，先生见而购焉；复录唐要令所载明器之目授之，令凡遇此类物，不可毁弃。翌年，遂充斥都市，关、豫诸地亦有至者。初所见为唐代物，寻见六朝两汉者。先生据此研究，撰《古明器图录》一书，遂启日后古明器研究之风气。此外复编印《古镜图录》、《隋唐以来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历代符牌录》、《四朝钞币图录》、《地券征存》、《古器物范图录》、《古玺印姓氏征》诸书，传古之功，皆不可没也。

编者附注：
本文原载台湾出版的《罗雪堂先生全集》。
作者董作宾字彦堂，河南安阳人，研究殷代甲骨文专家，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齐名，人称“四堂”。曾参加殷墟发掘，有著作，甚富。解放前，随国民党去台湾，已故。
本文取材大都出于《贞松老人遗稿·集蓼编》（甲集），即《罗雪堂自传》。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