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农教授,江苏淮安人,生于公元1895年12月5日,卒于公元1985年9月20日。享年九十一岁(虚龄),曾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他是我国近代著名中医学家,也是苏北地区“山阳医学”流派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
一、家世生平
刘树农先生出生于淮安一个六世祖传中医之家,先辈擅长内科,尤精儿科。曾祖被病者誉为“活痘神”。祖父刘紫楼,曾治愈漕运总督管某晚年独生子的天花重症,受到管总督的推崇,并资助其扩建住宅,因而名扬两淮。父刘文甫以家计弃学从商。先生为其次子,兄刘干青、弟叔丹均从事商业。
先生自幼天资聪慧,智力过人。八岁在家延师课读,十三岁又拜淮安晚清廪生卢竹居老先生为师。卢先生学识渊博,亦颇知医.对《内经》等经典著作,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在教《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兼讲《素灵类纂约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和《本草从新》、《汤头歌诀》等医书,既讲医理,又讲文理。先生过目不忘,口诵心唯,为后来学医打下了坚实基础。
先生十七岁离开私塾后,即拜堂伯父小儿科刘小泉和淮安名医擅长内科的应金台为师,在两处诊所,轮流进行临床实习,抄方按脉,勤恳好学,医学知识不断提高,终于得其家传师授之奥秘。
1920年先生在淮安水洞巷开设中医内科诊所,但不挂牌。四年后,诊所迁淮安府市口,先后受聘为淮安江北慈幼院、淮安育婴堂及治淮工程等单位义务医师,经常去工地巡回医疗。继又被推选为淮安县中医公会理事。在此期间,曾多次应知名人士邀请赴淮阴、扬州等地出诊。
1936年5月,经人介绍到南京为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治愈头晕病。唐大喜过望,奉为上宾。从此经常来往南京、上海为唐本人及其家属亲友诊病,兼顾淮安业务,声誉益隆。1938年南京沦陷,苏北也岌岌可危。是年春,唐生智电邀先生举家迁湖南长沙。先生仍随唐往来于长沙,东安、零陵、武汉及昆明等地。是年秋,闻上海租界尚称安定,先生乃决定由其夫人先率子女赴沪定居。越二月,以夫人生病为借口,取道河内、香港返抵上海。1939年在上海胶州路寓所挂牌行医。
解放后,1951年先生受聘为上海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和一工厂医药顾问。1952年担任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静安分会副秘书。同时参加上海市中医学习西医进修班。1954年受上海市中医学会委托评审中医研究血吸虫病的著作稿件。
1955年受著名中医程门雪先生(后为上海中医学院院长)委托,整理历代医籍中有关沙虱致病理论和治疗文献资料,撰写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论文。
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成立,先生应聘任教,并担任院务委员、金匮教研组主任,负责编写和讲授第一届“西学中”
研究班《金匮要略》、《内经》病机十九条部份教材。同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任内科教研组主任,负责编写和讲授《内科学》教材。1961年任“各家学说”教研组主任,负责编写和讲授本科《各家学说》教材。1963年任中医文献资料研究室主任,负责整理研究中医文献资料。同年在上海九华医院门诊,指导64届本科毕业班临床实习。
1966年“文革”开始,先生受到冲击、靠边,但仍不时为患者服务。1970年被指派到上海杨浦区隆昌路某印刷厂门诊。1971年参加中医基础理论教研组工作,负责编写和讲授第四届“西学中”研究班《内科学》和《各家学说》部份教材。1973年负责编写讲授第五辑“西学中”研究班《各家学说》教材,还定期到吴泾化工厂门诊,分别应空四军医院、海军411医院的邀请作临床经验交流和学术报告。1974年担任“西学中”中医“内科学”编写组顾问,参加《内科学》教材的讨论,并负责部分教材的编写工作。1975年起,连续三年担任青老结合临床指导老师,在龙华医院门诊,并为随诊教师讲课。
1978年,先生光荣地被授予教授职称,担任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参加上海市心血管研究所中医中药治疗心血管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完成陈旧性心肌梗塞100例中医辨证,并参加全国第一届心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同年还分别参加上海市卫生局、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和解放军二医大科技鉴定。还被上海市卫生局聘请为中医进修班考试委员会委员,1979年任上海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主任。1980年开始带第一批中医硕士研究生,担任研究生刘平、邵启惠的导师,并在上海中医研究所门诊、指导临床实习。1984年担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198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幸于同年9月29日因病逝世。
先生原配季夫人早于1932年病放;次年与继室张夫人结婚。先后生有子女八人,现分居在国内外各地。远在美国定居的儿子刘秉沅,近十年来曾三次回国探亲,热心为国内同行讲学,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在国内的子女都能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其中已有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精湛医术
刘树农教授继承祖业,师承名医,医术超群,经验丰富,专长内科,善治疑难杂症,悬壶七十余年,活人无算。
1921年秋,淮安曾出现一种发热、有汗、咳嗽、鼻血等症状的流行病,一时蔓延城乡。当时医生多从新感引发伏暑论治,但均未能奏效。先生认为是“山阳医派”宗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上焦篇》所说的“秋燥”病,遇到这种病人就分别以吴鞠通的“桑杏汤”或“沙参麦冬汤”等方加减,辄应手取效。1936年唐生智将军患头晕,起立则天旋地转,时吐清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静卧懒言,已历半年,选经中外名医治疗无效。先生详细查询病史,四诊合参,运用《千金方》中“紫圆”方治疗,仅服用二日,头晕即大减,食纳亦增,精神渐爽,续进调补脾肾两阳之剂,康复如初;原患有休息痢病亦不复发。年逾八十以他疾终(注:此病案载《刘树农医论选》268页)。1971年一位新疆某公社干部,患失音五年,全国许多名医医治无效,后来专程到上海请先生诊治。先生根据五官科检查得出声带“充血、水肿”的诊断,用了“通窍活血汤”合“真人活命饮”加减,药仅数剂即得音开而逐渐响亮如初。同年在奉贤县仅用两付中药就治愈一位老大娘大叶性肺炎,赢得西医人士认为“几味中草药竟收如此速效,值得深入研究”的赞叹。又如鞍钢烧结总厂一人高空作业摔伤,瘫痪十七年,用两根拐杖还要靠别人扶持才能勉强行走几步,伴有小便失禁等症状。来沪治疗近两年不见起色。嗣延先生治疗,服药数剂后就能自己用一根拐杖在马路上独立行走,其它症状消失。该厂工人、干部一致认为是奇迹。
先生善于“四诊”:望闻问切,从无半点敷衍搪塞,故诊断准确。有一位从新疆回沪探亲的人,因胸闷到先生处诊治,先生通过切脉感到病情危重,险象四伏,就介绍他去中山医院急诊室留观。起初急诊室不肯收留,因为病人是自己好端端的走着去的,他们又看不出危险征兆,直到出示介绍信,他们出于对先生的尊重,才收下了病人。果然,半夜里病人突然发作心力衰竭,由于抢救及时,幸而转危为安。如果说是多亏急诊室的及时抢救,那么首先得感谢先生的诊断高明。还有一次,有位女性病者由一位女青年陪同到先生家请诊,先生通过望气色、辨阴阳,诊知病人并无危险,倒是那位女青年却隐伏重症。这位女青年尔后特去医院检查,果然患了肺癌。……如此高明的诊断技术,真令人惊叹、神往。
三、高尚医德
先生早年在家乡淮安行医,不挂牌、不挂号,诊金随意,贫苦病人免收,遇到危急病,经常半夜出诊。特别是担任淮安江北慈幼院(院址即现在淮师附小南大门前半部——编者)和淮安育婴堂(堂址在红板桥西——编者)义务医师多年,挽救了不少孤儿生命,更受到人们的赞扬。1939年先生在上海悬壶,境况大不如前。生活虽很清苦,但对从事摊贩劳力,贫苦病者,仍照常不计诊金。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受到冲击,仍不时为求诊者服务,而不取任何报酬。
先生名闻海内外,对求诊者,他总是笑脸迎送,竭诚相待。每当射人陈述意见或病状时,总是频频点头应声,表示他在专心倾听。临床一丝不苟,力求找出症结所在,果断用药,辄应手取效。对咨询函件.一一及时认真答复,不厌其烦。有时据述拟方,医嘱周详;有时引经据典,抒发已见,启迪后学,从不以关系深浅,往来疏密而有所区别。
先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研究,近七十年,誉满大江南北,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自己,居功自傲,而是时时以“山阳医派”先贤的高尚医德为楷模。生活简朴,态度平易近人。尤其是对病人丝毫不摆名医架子。病人爱戴他,信任他,视他为良师、挚友和亲人。
四、满园桃李
先生二十六岁开始行医,四十五岁到上海挂牌,六十二岁任教上海中医学院。三十年来,他以渊博的医学知识和超人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事业的接班人,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真可谓桃李满园。
1980年先生开始培带中医研究生,先后担任研究生刘平、邵启惠、朱抗美等人的导师,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中医硕士。其中刘平取得硕士学位后,又继续深造,攻读中医博士学位,现已成为我国第一批三名中医博士中的一名。
先生一生热心提携后学,晚年因年迈多病,但经常想到的是:“与其带走,不如留下”。虽届九十高龄,还一天伏案几个小时,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写下来。他满腔热忱,毫无保留地教育学生,直至逝世前一天,他还在病榻上给研究生排难解疑,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潜心著述
先生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近七十年,潜心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在他医学生涯的后期,积几十年实践之经验,又自觉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促使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理解更深刻,更透彻,从而又产生自已独到的见解。先后撰写并发表在各种医药杂志报刊上的文章达数十篇。另有一些临床医案也分别收载在上海中医学院《老中医临床经验选编》、上海市卫生局《上海老中医经验选编》和上海中医研究所《科研论文汇编》等。此外,先生还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多篇,发表在《中医杂志》、《辽宁中医杂志》等刊物上。
先生从1978年开始在学生郭天玲、朱抗美帮助下,着手整理几十年来自己所遇到的疑难特异病例和中医理论研究论文,反复推敲、筛选。1985年初完稿,定名《刘树农医论选》。
全书收辑先生一生主要经验论述文章48篇共二十二万字。
1987年初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把古老中医理论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现代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是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的好书。
先生还计划编写《内经精华注释》一书。他一生最推崇《内经》,很想结台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内经》进行一番索隐探幽,撷精摘粹,有重点地加以注释和阐述。曾有诗云:“有志钻研《灵》与《素》,每思发掘力违心。”九十寿辰前夕,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来人和先生商谈整理《内经》,要求以唯物辩证法观点为指导,古为今用为原则,去芜取精,阐述《内经》关于生理、病理、辨证论治、预防等方面的论点,让人们清楚地了解经文的真实意义,并将自己的心得见解融注进去作为按语,写出更为接近实际和更为深刻的说明,以贡献于国内外医学界,从而丰富现代世界医学宝库。先生计划用二年左右时间完稿。1985年2月,写完《内经精华注释·序》和“叙例”,并交由科技咨询中心译成外文。紧接着开始从事注释,并已写下三万多字手稿,惜因病体不支而辍笔,半年后即逝世,终于未能完稿,诚为我国近代中医史上一大憾事(编者按:我们现将刘树农教授《内经精华注释·序》附印于后,以示纪念)。
六、学术思想
先生出生于淮安,受教于淮安,也继承了淮安“山阳医派“的学术思想。他的伯父刘小泉擅长小儿科,在学术上继承了“山阳医派”宗师吴鞠通对小儿为“稚阴稚阳”之说;老师应金台亦善于内科,精通吴氏学说,对治疗温病研究颇深。因此,先生早年对“秋燥”、“霍乱”等病,辄应手取效。晚年还撰写了《学习<温病条辨>的点滴体会》等文章。
先生医学生涯的后三十年,日益臻于化境。他不仅熟读精研许多经典著作,探索诸家学说,而且在全面领会的基础上,推出新意,广征博收,包括现代科学和西医学说,吸取情华,融会贯通,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把古老中医理论与唯物辩证法思想,与现代科学联系起来。
先生推崇《内经》,主张以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他曾讲: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系传》对于矛盾事物的最高度的总结。《内经》的阴阳学说即出自《易经》。阴阳二字决非唯心之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分为阴阳。人之生命本于阴阳,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正如没有矛盾便没有世界一样,没有阴阳就没有生命。这些论述都是很可贵的,堪为后人借鉴。
通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先生深刻体会到:《内经》对健体与病体的认识,前者是通而畅,后者是通而不畅或部份不通。血行是否通畅是健康与否的关键,因为血病是引起多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主要根源,主张以通为补。先生晚年一面从事编撰论著,一面以审慎求实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活血化淤,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七、工诗擅画
先生幼年就爱好书画,又受岳父季绍周先生的熏陶,对诗词书画均有相当造诣,尤擅长工笔画牛,牛毛纤细清晰,栩栩如生,识者多以得其作品为荣。四十年代初,先生客居上海,生活极为艰苦,由于性情旷达,处之泰然,照常读书、写字、作画、刻图章借以自娱。1984年先生已届九十高龄,还欣然接受民族英雄关天培后裔关士成先生之请,为淮安关忠节公祠堂作了“牧童牛背吹横笛”一幅画并题了跋,字迹秀丽,画笔精细(原件现由关士成先生保存)。
先生工诗词,附录七绝两首和七律一首于后:
七绝二首
(一)
枯木逢春竞发芽,枝头又见绽新葩。
问渠那得艳如许,赖有东风为笼纱。
(二)
医海浮沉数十年,了无建树已隳颠。
何期今日逢斯盛,愧对群贤自赧然。
(注;这是1982年12月先生参加上海中医学院党委召开的祝贺从事医学教研工作四十年以上的同志茶话会上作的。)
七律一首
虚度年华滥杏林,欣逢盛世锡良辰。
嘉宾莅止诚殊遇,奖饰联翩愧细民。
有志钻研灵与素,每思发掘力违心。
际兹盛会陈私颂,寿域同登大地春。
(注:这是1984年12月5日上海中医学院集会,祝贺先生九十寿辰时抒怀之作。)
八、光辉一生
先生悬壶近七十年,为大江南北的病者治愈多种疑难杂症而享有盛名。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材,继承和发扬了祖国的医学遗产。他一贯追求真理,积极上进。
1956年1O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生九十诞辰,上海中医学院隆重举行酒会,以示庆祝。院党委书记王立本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都致了贺词,著名老中医裘沛然、殷品之还撰写诗词祝贺。中央卫生部特摄制录像。尔后中央卫生部著名老中医荟萃摄制组又特地到先生寓所拍摄了《杏林春色》影片。
先生逝世后,上海市有关部门和同人、学生送了很多花圈、挽联和挽诗。
上海中医学院的挽联是:
悬壶七十年,起沉疴,愈顽疾,江淮两岸叹妙手;
设帐三十载,承歧黄,继卢扁,零陵齐口赞宗师。
注:上海中医学院院址在上海零陵路。
同乡老友、淮安知名人士田少渔先生(现寓北京)的挽诗是:
(一)
乍惊凶问倍凄然,屈指论交六十年。
夙具仁心能济世,久钦妙手可回天。
雨中翠柏春长在,霜后黄花晚更妍。
犹记南山曾献颂,徊看异地两华颠。
(二)
去年访戴到春申,把臂叮咛情意真。
平日纵谈闲岁月,一朝永诀隔天人。
饭醪长忆周公瑾,执笔深惭范巨卿。
我已满怀营奠感,那堪更哭老乡亲。
先生逝世后,上海中医学院党政领导、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二十六人组成了“刘树农教授治丧委员会”。
1985年10月10日,隆重举行刘树农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上海中医学院名誉院长王玉润教授致悼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舒文同志等有关领导、各界知名人士、本院师生、校友及生前友好四百余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先生的灵骨于1986年11月20日在他的子女和学生护送下,安放在上海奉贤滨海古园。
作者附注:
本文承刘树农教授哲嗣维松先生提供资料,附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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