偻翁七十自述 / 罗福颐遗作

偻翁七十自述 / 罗福颐遗作

我姓罗名福颐,字子期,七十后号偻翁,我的笔名有梓溪或紫溪。籍贯是浙江上虞,我的第二个家乡是江苏淮安,这两个家乡我都未到过。我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乙巳在上海出生,汉族人,满月就来北京。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冬方七岁,即随先人(指其父振玉,下同——编者〉到日本,住京都田中村。住了八个年头,十四岁随先人回国,经过上海到天津定居。因幼年在国外,所以平生没有大、中、小学的学历,在国外时,先人开头从《三字经》教起,以至《四书》、《五经》,先人在日本时患胃病,则先仲兄君楚课读。至返国时,我《五经》还未读完。在天津我一直受家庭教育,每日由先人上生书(记得当时是读《左传》与《礼记》之外,就是写写字,看看家藏古印谱,拓拓青铜器铭文,学学刻石章等)到了二十岁左右,开始有了阅读旧书的能力。先人不为上生书了,完全令我自习,就读《尔雅》。因之每天自课习篆字和大楷(学颜字)、篆书,有时学《魏正始石经》,开始学习青铜器文字,临《秦公殷》。当时读了《殷墟书契考释》,感觉到自己学历之不足,还是从汉印和古金文入手,于是开始摹古玺文字和汉魏印章上的文字。积年的自习,认识到前人的《缪篆分韵》摹工不精,

《汉印分韵》字又太少,此二书对刻印章都不足用。乃从家藏古印谱中摹其文字并及古玺,想补前人之所不及。于是得先人指导说,其类次务以《说文解字》为纲,前人用韵编只取便检,对文字学上是有缺点的,而且这样做,对学习古文字学,对编书的人均有好处。这时,我开始读了《说文解字》,在我编《汉印文字征》稿上首页,写上说文部首,每日摹的汉印文字便于插入。更读了《说文解字·序》,然这时还未全了解为学的道理。在这几年时间,先人在津办有铅印石印“博爱工厂”,印了些金石书和自己著作。当时我方感觉到先人是个学者,是个书家,我即生在这样家庭有这样好的环境,自己开始有做个学者的梦想。由此对线装书发生了感情。当一九二二年广东容希伯初次来津,用他《金文篇》稿子为贽,来见我之先人,得先人的大加赞赏,劝其影印出版。这时又有亡妻从兄商锡永,在津来拜我之先人,为门弟子,因之先人将容、商二人介绍与王观堂及北大马叔平等。于是容、商二人先后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每遇假日,容、商二人来津必谒先人。当时容著《金文编》,商编《殷墟书契类编》,我正编《古玺汉印文字征》,三人不谋而合,时常在一起。这是我有学友的开始。后来容的《金文编》第一版在天津石印出版,商的《殷墟书契类编》也自用木板印行。越若干年,《我的古玺汉印文字征》也在上海付印。当日我们三人初结识时,容、商不过二十开外,我只十八岁。光阴一瞬,今容、商均为名教授,皆八十许人,我亦七十多,学业无成惭负学友了。当1925年,全家移居旅顺,我开始将家藏宋、元版及善本和普通用书以及家藏金石拓本等,装了三百多号大木箱,运去旅顺新宅,时先伯兄经营“贻安堂书店”,先季兄收拾“博爱工厂”,皆无暇及此,故装书事我一人任之。初到旅顺,住宅不足用,书籍暂不能开,寄存旅顺大庙中。于1926年,先人又在旅顺新宅后面,加盖了一四方形书库,库房是三层楼,六间大屋,楼梯在中间,亦名为“大云书库”。落成的次年春,我又费了无限的气力将从天津运来的书全部开箱上架。书库每间均罗列有玻璃门的书架,每书架下均有抽斗二个,我乃将各架排号,从楼下起用千字文为号目,下注经、史、子、集、丛书,直至二楼才排完。三楼则置宋元善本及金石拓本装裱成册者,更储先人在日本、天津所印的新书。经营了数月,到次年夏方完成。是时,先人正奔走长春,有时归来并布置书库傍[旁]小屋,拟为休息之所。我既完成了书籍的上架,又回头作金文的学习,开始从目录入手,将家藏诸金文拓本取校王观堂的《国朝金文著录表》。因知王丈昔日作表时,全是本诸家藏所有拓本也。在工作中,感觉到金文中同铭异器的太多,易于混淆不清,必需加行款及藏家二栏,庶易分析。这工作经过二年,于是先成《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一卷,继之著《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八卷补遗一卷。《内府藏器著录表》二卷,附录一卷,这是我对金文研究的开始。这时,先人又教手摹金文拓本,选前人金石书未著录的金文摹录出,仿《捃古录》的体例,编为《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又逾年,成补遗及续编各三卷。正续补遗内共计二千二百十七器。这书由我手摹并编纂,其中解说等全出侄子继祖手写。这个叔侄合作的成品,后来由先叔父印行于申江。这是我对青铜器文字有点根底的来由。这中间,我又据家藏古印谱及所知见的,作为《印谱考》四卷。当1933年,我因在大连“墨缘堂书店”事情不多,乃将先仲兄注的《夏国传集注》未完成的大部分补注完成。这年又协助旅顺库籍整理处,整理明清旧档案,著了《大库档案目录》四卷。1936年日本商人来东北,影印《淸实录》,先人因便请其照像师至旅顺,命我将家藏金文拓本,去其重出,无论前人已著录与未著录者,督照像师拍照。时因我过去有著《金文著录表》的经验,得不费大力,逾月顺利完成。而后商人从日本寄来晒片,我又貼册分卷的编纂,经营半年方完。此是先人一生积聚的拓本。事后的统计:由商周的礼器,至战国戈矛杂兵,凡得四千八百三十六件,编成《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回想这书成后越四年,先人弃世,再三年,“大云书库”遭焚,所有金石拓本亦同湮没,此是后话。当《三代吉金文存》印行后,先人作序,指出编《金文通释》的想法,我于是想照序中所说作《金文通释》。工作盈月,以器名烦难,于是先请作《三代吉金文存释文》,每器之上加以号目,庶乎《通释》易于进行,先人许之。及稿成尚未誊清,我至奉天博物馆工作。至1940年夏,先人弃世后,我虽将释文请人誊清,而印行无日,《通释》之事转成泡影。至1945年,日寇崩溃,我流离辗转于关外者三年,中间濒于危亡者再。而儿子绪祖,因遇炮弹头爆炸,重伤肠胃,入小河沿医院,不旬日而卒。当时道路不通,战火频仍,我以百无聊赖中,写成《奉天博物馆藏石记》一卷,幸至1946年,关内人始来接收博物馆,我与李文信二人方如释重负。于1947年,我遣家属先返京,逾月我亦来归,得唐立庵之介绍,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名义是讲师,整理明清档案。在所二年,北京解放时我被北大解聘,乃由文化部介绍,入人民大学政治研究所。不半年又改入革大政治研究院。逾年,经文化部文物处调处试用。至1950年,下放湖南常德时利乡,实习土改。时我年四十六岁。逾年返京后,任文物处业务秘书,给副研究员五级。文物处事务就是助理收购文物,审定真伪。时有天津王氏以所藏古铜印五千多方求售文物处,当时我为选择,去其伪品约五之一,其余由处收购。在这同时,文物处又收购得吴氏《双虞壶斋》、陈氏《澄秋馆》、陈氏《伏庐》、桐乡徐氏几大批古铜印,全经我鉴定收购。至1956年,大批铜印拨归故宫博物院保管。在次年我亦转故宫陈列部,由唐立庵属创“铜器馆”陈列工作。在1961年,我曾同王人聪合作《印章概述》,由四联书店出版。到1966年,十年灾难来了,我与全国老知识分子一样,先检査后抄家,最后下放湖北农村干校。直到1972年五月下旬,我同顾铁符同志得文物局调令返京。至六月一日,局令我和顾二人去红楼,整理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简。当日

见到汉简均是残断细木片,在污泥浊水中,字是模糊半灭,当由山东博物馆来人洗濯。—面即刻编号,送故宫博物院照像。像片洗出即释文,和摹写手续。先是只见断牍残简,莫知内容,经过近三个月间的整理方得端叙。我在红楼工作两年,发现残简中有古书二十余种,其中最重要的有齐《孙膑兵法》,残简有四百多号。并有《孙子十三篇》、残简有二百六十多号。此外还有《六韬》、《管子》、《尉缭子》、《晏子》、《墨子》等等,另外还有些不知名的佚书。齐《孙子》是部久已失传的兵书,题目只见于《汉书。艺文志》。简中孙子《十三篇》以下诸书,校以今本多种不同。在清代有些人斥《孙子》、《六韬》、《管子》、《尉缭子》、《晏子》等为伪书,今天从汉代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汉简,可以证前人的怀疑佥出诬妄。临沂第二号墓中,出《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全年完备。这是传世汉人手书历谱最全的一部。过去在新疆虽有发见过,然月份都不能全,不要说全年了。我整理了二年,到1974年6月以事中辍又回故宫。后来文物局组成银雀山汉简编委会,我即将整理出稿件全部上交了。我在1977年著《临沂汉简整理纪要》,作为我两年工作的总结。我回故宫后,即为故宫集体编《古玺汇编》及《古玺文编》二书,于1977年完成。我于1978年转故宫研究室,这中间经过“四人帮”的崩溃,我终于看到光明的到来。时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认为旧知识分子是能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这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春风化雨,更叫我惭愧。自问要拿出什么来报答党的关怀呢?我决计响应号召,到各省市去调査古玺印。1978年至1980年,经过几次旅行,走遍大江南北,在十五个省市中访问了二十七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采集到古玺印资料近万件,得补充了我为故宫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这样我更认识到响应号召的好处,如不然,我还是坐井观天,犹疑不前。我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宽的,如青铜器文字研究和其真伪判别,更至古尺度,古量器,古镜鉴,以至石刻,墓志,汉魏石经,战国至汉竹木简,古代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也曾少有研究。如战国的竹简,我在1955年春著《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土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试作,当时还没有人作这竹简的研究。近年来,研究金文的,研究竹木简的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都多起来了,处处要为同辈和后代设想。例如我著《西夏官印汇考》,释文之事全请李范文去释,这一方面要叫他有实习的功夫,培养后代是第一要意。我近年来因研究古玺印的人不多,所以总向古玺印方向发展,如古玺印资料之收集和它的断代,以至总结《近百年来古玺印研究的发展》。近来更试作十六国南北朝官印的断代,因过去如翟氐《集古官印考》多将十六国南北朝官印目为晋后隋前,含混的殊不恰当。现在应详据史书所记官职,某官在某朝代就有了,可能某印为当时之物,主要还是要以它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例如“部曲将”,“副部曲将”,一般都是鼻纽,有少数驼纽、马纽的,即认为是十六国的遗物,因马纽是始于石赵的时代,我在研究中的新发现,只是在临沂汉简中发见《孙膑兵法》和《元光元年历谱》,其它如《孙子十三篇》以至《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诸书,前人多斥为伪书,今得证明其妄,这也是大的发现,至于在古玺印方面,新的发现有几条列下:

1.发见战国朱文小玺中有官玺,如“国宫将行”、“平匋宗正”。前人只知白文大玺中有官玺也。

2.发见秦汉魏晋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物,并非当时官吏所佩用。如近出“轪侯之印”、“长沙丞相”二印可证。

3.传世印中有上具官职,下附姓名的印,前人皆入之官印中,不明其用,现以朝鲜出“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证之,知这一类印,全是当时中下级官吏的殉葬专用印。瞿氏《集古官印考》中未明其用,乃做种种推测是不对的。

4.发现战国就有烙马印,依它的纽制与印文上均足证明的。

5.见故宫藏“中书省之印”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隋“观阳县印”,比较出隋、唐官印纽制上的判别。

6.发见汉及新莽有铸印的母范。

7.发见传世印中,如明人所谓“秦九字小玺”者,全是汉人殉葬用印,今以范氏印谱中有“绥统承祖、子孙慈仁、永保二亲、福禄未央、万寿无疆”印均可证,其文辞有类祝词,前人谓之吉语,误矣。

8.传世有瓦印无纽,前人多未明其用,今知是隋唐的殉葬专用印。

以上都是有根据、有比例而后发见出来的,并不敢向壁虚造,自以为是。我当前的研究题目主要就是为故宫编《秦汉南北朝官印汇集》。搜集资料与编稿已有两年了,近来统计已有三千二百多方官印,现在就是要断代。这是前人未做过的工作。因为这全面谱录,要在各方面找分清时代的标准。因此,又在故宫的藏印中照了些古官私印的纽制,编为《古玺印纽制图录》。这是副产品。因为要为古玺印断代是复杂的事,在纽制上考察也是一个侧面研究的方法,主要思想就是要让第二代掌握古玺印时代判断的方法。第一在文字上、官制上,第二在纽制上。现在我方把传世的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几个朝代的官纽纽制弄清楚了,照出图谱,教后进一见图谱,校核实物,就可以判别出这是宋印,或唐印,以至是元明的印,而对于秦汉至南北朝官印纽制,还未能有这样明确的标本。现在想编制纽制图录,就是期望将来能有更明确的认识。总之,人生不过百年,无论是哪一门的学问,能有七、八十年的经验积累和认识,自是胜于经验少的人,后进也正好遇有问题就可问他。奈光阴是快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不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写在纸面上,就怕将来他积累的经验,要付诸东流。近来我读王观堂的手札,见他有一段谈论沈培老,王说:“此老于学无所不留意,亦无不研究,但从未动笔,致可心得者,将来不免与生俱尽”。(见《历史文献丛刊》第一集)其言是极其沉痛的。现在果然,沈是早死了,他的遗存,只有诗稿数卷,其它一生的经历与认识,则黄土埋幽,与生俱尽了,今之视昔当有同慨。固然了,老年人自有不合时宜的语句,却后进要知道,精华、糟粕自己要有选择的能力,因噎废食就不对了,再进一步说,方今文物归国有,自是好事,例如故宫藏铜印,有二万余方,现在或是在故宫工作,自还可以见到不少,试问后进学者,能有几人能见到原物,如不照出它的纽制以示后人,则古玺印就终生幽闭深宫,与研究者见不了面。偶然的机会,可能有少数的陈列在柜内,观众隔着玻璃看,研究者只有望洋兴叹。我现在作古玺印纽制图录,是个草创,图片是不够的,希望将来的发展。要多摄纽制印出图片,这是对学术研究的普及,对仿古雕纽艺术方面也是有益的。我继续研究,还想作《隋唐以来官印汇录》。唐宋官印的研究始于清,过去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在当时是集大成的。近世以来出土的又不少,能作续编或兼前书作汇录均可,这对于唐宋以来历史研究,是有裨益的。古代银锭传世不多,过去出土后,多为私人化银;近年陝西出唐银锭三、四起,过去最先出唐崔慎由银锭,当时有人以为伪造、昔先人曾有跋尾,记得当时,先人曾笑说:“此银锭如是伪作.则作伪之人的历史知识,胜于我多多了”。今日唐银锭出土渐多,可证先人之说不讹,而说伪者可证其妄。可惜是崔慎由银锭早出国归日本某氏了。此外,宋、金、元银锭,近年亦出不少,此对于历代的经济史关系极大,方今学者注意到的还不多。我近年积累了些拓本,做了《唐宋金元明银锭录》的初稿。

回顾我的一生,除受先人学业上的指导,就是解放后我在新社会受到党的关怀教育,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在文物局和故宫的多年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各种金石文物,充实了自己的学识,这种深刻的印象是我毕生忘不了的。现在我在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室工作,任四级副研究员,兼任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我自觉惭愧,上半生为人民服务的太少了。剩此余年一定要不辜负人民给予我的信任和期望,努力多作出贡献,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恩情。

我在1979年终,总结过去我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二十三种(内书七十二种,文章五十篇),其中解放前作品四十一种(内已发表的二十七种,未发表的十四种),解放后作品八十二种(已发表三十六种,未发表四十六种)。以上这些点滴的成果,决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总是出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教育和培养所得,自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八〇年冬月述于北京寓居

编者附记:
罗福颐(1905—1981〉先生系金石考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哲嗣,祖籍浙江上虞,寄藉江苏淮安。本文及其生前照片均由其女罗琨同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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