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爸爸汪达之 / 汪如一　汪心一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慈祥的爱抚和教诲，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

我们小时候，父亲对我们非常和气，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我们有时候也淘气，他一生气，最厉害的手段就是说：“我走了。”由于平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而我们又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所以他一说“要走”，我们就赶快认错。

父亲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尽管他工作忙，但每次我们学校开家长会他都参加。他特别注意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干活能力。他不仅给我们讲新安小学的师生自己动手盖房子，向泥瓦匠师傅学习建造“月亮门”的故事，还给我们买来锤子、钳子、锯子等工具，带我们一起制作玩具，修理家具。

有一年中秋节，皓月当空，父亲带我们弟兄俩去北海公园划船。湖岸上彩灯缤纷，水面上浮光跃金。在这良辰美景之中，他却向我们讲述了他自己饱受艰辛的青少年时代。祖父早逝，祖母靠制毛笔、卖鸡蛋维持生计，让四个孩子上学读书。将他们拉扯成人。祖母支持父亲远走他乡，父亲到南京前她杀了家中当时唯一的一只下蛋的母鸡送行。讲到此处，父亲的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使我们至今难忘。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父亲在北京工作期间，总是住在办公室，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才回家。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他负责普通话语言训练班的工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进行轮训。他不但自己学，而且到处动员大家讲普通话。后来他调到广东民族学院工作，尽管工作性质变了，还是不厌烦地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处境，常常写信询问他的情况，他每次来信总是乐观地讲，相信他的问题会水落石出，抚心自问没有做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音讯全无。在这场浩劫中，我们家也被拆散了，妈妈下干校，我们弟兄俩被下放到黑龙江插队。

一九七○年十一月，父亲被宣布“解放”。十二月底，我们从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海南岛。在五指山下阿陀岭“五七”干校，和久别的父亲重逢。我们见到的是一位鬓发斑自、满脸皱纹、牙齿脱落、弯腰驻背的老人，不禁一阵阵心酸，父亲的身躯和容貌完全变了。听周围的人讲，动乱一开始，他就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劳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遭受了造反派最残酷的迫害，天天晚上被揪出去批斗和毒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天气炎热，又得不到治疗，眼看着伤口溃烂。许多好心人看到都私下伤心落泪，说：“这老头快不行了。”他找了一点桑枝熬水，擦洗伤口，居然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他凭着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活了下来，还收藏了一颗被打掉的牙齿。

我们全家在阿陀岭住了两个月，这也是父亲患病前我们和他生活的最后两个月。在共同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发现父亲的身体虽然受了严重的摧残，但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丝毫没有减退，他还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父亲。他喜欢唱歌，爱好旅游，一直坚持体育锻炼。

短短的两个月很快过去了，我们告别了父亲回到黑龙江。我们感到，父亲的心虽然年轻，但他人毕竟老了，常常引起我们的怀念和担忧。

果然，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我们接到关于父亲“脑出血，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地赶到海南自治州医院。他患了严重脑出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经过医院大力抢救四十多天，才清醒过来。他睁眼看着床边的亲友和同志，说不出话来，用手不停地写着两个字。我们看了半天才辨认出来，写的是“左林”。以前，找父亲外调的造反派讲了左林叔叔许多坏话，父亲一直不相信。这时，他还惦记着左林叔叔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可是左林叔叔当时还未解放。

危险期过后，他仍然不能讲话。右半身严重瘫痪，大小便失禁。我们把他从海南接到北京养病。他常年躺在床上．吃饭要人喂，翻身要人帮助，患这样的疾病是极为痛苦的。一次，我读王观澜在延安与疾病作斗争的回忆录给他听，他激动得彻夜未眠。我见他沉思不语的样子有些担心，怕他受刺激过大，就轻轻问他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一字一顿地回答：“活——下——去。”从此以后，他配合治疗更为主动，除了打针、吃药以外，没事就作被动运动，用左手握住痪瘫的右手，举起再放下，一口气作几十遍，上百遍，还利用我们自己制作的运动器械进行锻炼。他时常讲：“我要看《本草纲目》。”他想看书自己研究治病方法。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

这时，组织上和“新旅”的叔叔阿姨格外关心他，常来家中看望，每次都激动得流泪。人们走后他还一遍一遍地问：“他们走了吗?”流露出恋恋不舍之情。

1979年6月，淮安县新安小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特地发来了邀请信。由于考虑到父亲严重的病情，邀请的对象指明是我们弟兄俩。我们把邀请信拿给他看，父亲高兴地说：“发贺电”，闪着泪花的双眼久久地凝视着邀请信……他是多么想去看看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多么留恋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啊!可是他重病在身，怎么去得了呢!?他激动地向我们表示死后要把他的骨灰安葬到淮安的愿望。

父亲在床上躺了八年，始终没有能下地走一步路。最后二年由于脑软化，健廉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终于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一块戴了四十多年的手表，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书籍、笔记本。还发现了几张他向印度支那银行捐款的收条。这是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连续几年，每月都以“一个中国的国际主义者”署名，给那里寄去五十元汇款，用以支援那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物证。父亲平时生活非常简朴，但是看到同志、朋友经济上有了困难，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收入总拿出一部份派这个用场。一九七二年，他在重病中，有一位朋友来信诉说了自己的困难处境。我们念完信后，他流泪了，费了半天劲才说出一句话：“给他寄钱。”

回忆父亲。我们感到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对他的了解也太少了。在我们眼里，父亲既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兴趣爱好，又有一个革命者对理想永无休止的追求和奋斗。这正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淮安报》，转载时文字上稍有改动。)
图为汪达之先生墓地，墓址在淮安北门外莲花街新安小学原址附近。毛鼎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