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爸爸汪达之 / 汪如一 汪心一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慈祥的爱抚和教诲,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

我们小时候,父亲对我们非常和气,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我们有时候也淘气,他一生气,最厉害的手段就是说:“我走了。”由于平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而我们又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所以他一说“要走”,我们就赶快认错。

父亲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尽管他工作忙,但每次我们学校开家长会他都参加。他特别注意培养我们的劳动观点和干活能力。他不仅给我们讲新安小学的师生自己动手盖房子,向泥瓦匠师傅学习建造“月亮门”的故事,还给我们买来锤子、钳子、锯子等工具,带我们一起制作玩具,修理家具。

有一年中秋节,皓月当空,父亲带我们弟兄俩去北海公园划船。湖岸上彩灯缤纷,水面上浮光跃金。在这良辰美景之中,他却向我们讲述了他自己饱受艰辛的青少年时代。祖父早逝,祖母靠制毛笔、卖鸡蛋维持生计,让四个孩子上学读书。将他们拉扯成人。祖母支持父亲远走他乡,父亲到南京前她杀了家中当时唯一的一只下蛋的母鸡送行。讲到此处,父亲的眼中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使我们至今难忘。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父亲在北京工作期间,总是住在办公室,只有星期六和星期日才回家。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他负责普通话语言训练班的工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进行轮训。他不但自己学,而且到处动员大家讲普通话。后来他调到广东民族学院工作,尽管工作性质变了,还是不厌烦地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处境,常常写信询问他的情况,他每次来信总是乐观地讲,相信他的问题会水落石出,抚心自问没有做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音讯全无。在这场浩劫中,我们家也被拆散了,妈妈下干校,我们弟兄俩被下放到黑龙江插队。

一九七○年十一月,父亲被宣布“解放”。十二月底,我们从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海南岛。在五指山下阿陀岭“五七”干校,和久别的父亲重逢。我们见到的是一位鬓发斑自、满脸皱纹、牙齿脱落、弯腰驻背的老人,不禁一阵阵心酸,父亲的身躯和容貌完全变了。听周围的人讲,动乱一开始,他就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劳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遭受了造反派最残酷的迫害,天天晚上被揪出去批斗和毒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天气炎热,又得不到治疗,眼看着伤口溃烂。许多好心人看到都私下伤心落泪,说:“这老头快不行了。”他找了一点桑枝熬水,擦洗伤口,居然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他凭着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活了下来,还收藏了一颗被打掉的牙齿。

我们全家在阿陀岭住了两个月,这也是父亲患病前我们和他生活的最后两个月。在共同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发现父亲的身体虽然受了严重的摧残,但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丝毫没有减退,他还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父亲。他喜欢唱歌,爱好旅游,一直坚持体育锻炼。

短短的两个月很快过去了,我们告别了父亲回到黑龙江。我们感到,父亲的心虽然年轻,但他人毕竟老了,常常引起我们的怀念和担忧。

果然,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二年,我们接到关于父亲“脑出血,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地赶到海南自治州医院。他患了严重脑出血.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经过医院大力抢救四十多天,才清醒过来。他睁眼看着床边的亲友和同志,说不出话来,用手不停地写着两个字。我们看了半天才辨认出来,写的是“左林”。以前,找父亲外调的造反派讲了左林叔叔许多坏话,父亲一直不相信。这时,他还惦记着左林叔叔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可是左林叔叔当时还未解放。

危险期过后,他仍然不能讲话。右半身严重瘫痪,大小便失禁。我们把他从海南接到北京养病。他常年躺在床上.吃饭要人喂,翻身要人帮助,患这样的疾病是极为痛苦的。一次,我读王观澜在延安与疾病作斗争的回忆录给他听,他激动得彻夜未眠。我见他沉思不语的样子有些担心,怕他受刺激过大,就轻轻问他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一字一顿地回答:“活——下——去。”从此以后,他配合治疗更为主动,除了打针、吃药以外,没事就作被动运动,用左手握住痪瘫的右手,举起再放下,一口气作几十遍,上百遍,还利用我们自己制作的运动器械进行锻炼。他时常讲:“我要看《本草纲目》。”他想看书自己研究治病方法。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

这时,组织上和“新旅”的叔叔阿姨格外关心他,常来家中看望,每次都激动得流泪。人们走后他还一遍一遍地问:“他们走了吗?”流露出恋恋不舍之情。

1979年6月,淮安县新安小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特地发来了邀请信。由于考虑到父亲严重的病情,邀请的对象指明是我们弟兄俩。我们把邀请信拿给他看,父亲高兴地说:“发贺电”,闪着泪花的双眼久久地凝视着邀请信……他是多么想去看看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多么留恋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啊!可是他重病在身,怎么去得了呢!?他激动地向我们表示死后要把他的骨灰安葬到淮安的愿望。

父亲在床上躺了八年,始终没有能下地走一步路。最后二年由于脑软化,健廉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终于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一块戴了四十多年的手表,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书籍、笔记本。还发现了几张他向印度支那银行捐款的收条。这是他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连续几年,每月都以“一个中国的国际主义者”署名,给那里寄去五十元汇款,用以支援那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物证。父亲平时生活非常简朴,但是看到同志、朋友经济上有了困难,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收入总拿出一部份派这个用场。一九七二年,他在重病中,有一位朋友来信诉说了自己的困难处境。我们念完信后,他流泪了,费了半天劲才说出一句话:“给他寄钱。”

回忆父亲。我们感到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对他的了解也太少了。在我们眼里,父亲既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兴趣爱好,又有一个革命者对理想永无休止的追求和奋斗。这正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淮安报》,转载时文字上稍有改动。)
图为汪达之先生墓地,墓址在淮安北门外莲花街新安小学原址附近。毛鼎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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