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潘汉年与周作民的交往 / 朱时雨

周恩来、潘汉年与周作民的交往 / 朱时雨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因在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期间遭到威胁而离沪赴港,函嘱徐国懋负责金城银行总管理处和沪行的工作。不久,徐国懋也离沪去香港。这时,大陆各地金城银行向周作民发电申述经济困难,要求将金城的海外资金调回。

上海解放后不久,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受黄炎培之托去香港,动员周作民等回大陆。以后,章士钊、黄绍立右受周恩来委托去香港,动员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他们转达了周恩来的期望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使周作民、徐国懋等受到感召。这时,金城银行董事会在香港召开,认为在大陆各地的金城银行需要有人料理。周作民一再动员徐国懋先回上海主持内地金城工作,并表示他自己在可能情况下也要回沪。一九四九年秋,徐国懋转道津、京回上海。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徐国懋与章士钊联系。章即向周恩来报告徐回来的消息。翌日晚,周恩来约请徐国懋在中南海怀仁堂晤谈。一见面,周恩来便亲切地握着徐的手说:“徐先生,我们欢迎你。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当谈到周作民时,周恩来说:“对于周作民先生的情况,我是知道很多的,以前我们在重庆有过交往。”原来,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与一位名叫康乃如的很要好。抗战时,周恩来一度在重庆,常去康家。当时,周作民很想和周恩来见面。后来通过康乃如的牵线见了面。他俩都是淮安人,谈得很投机。周作民提出,他有个弟弟(名作屏,原住西长街邱家巷,后迁居上海——编者)还在淮安,生活困难,因那边是解放区,无法汇钱过去,请求通过周恩来的帮助汇一些钱去。周恩来马上答应。

接着,周恩来对徐国懋说:银行界的先生们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欢迎他们早日回来。你回到上海晤,如呆碰到什么难处,可以去找副市长潘汉年、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我会通知他们给你一些照顾,帮助你解决一些困难。徐国懋将他与周恩来晤谈的情况详细写信告诉周作民,使周深受感动。徐国懋回上海后即拜访了潘汉年。潘欢迎徐回到上海,为繁荣上海金融事业作出贡献。并说,他已接到周恩来指示,对徐和金城银行加以照顾。还说:“我和你们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先生是老朋友,他为我们党和国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目前,周作民先生还留在香港,我希望他也能早日回到上海来。请你写信给他,转告我的意见,代我问候。”潘汉年称周作氏为老朋友,其中是有一段渊源的。解放前,潘汉年是中共香港地下组织负责人,当时周作民通过其他民主人士的介绍,和潘汉年结识。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和平解放,随后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定都北京,并积极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当时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响应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准备前往华北解放区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找到周作民,问他能否协助这批人士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担负起这个任务。为了使这件事得以具体落实,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进行周密的安排。一九四九年二月末,金城银行花了约四五十万元的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运送了一大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此后,周作民和潘汉年的关系更密切了。

周作民在周恩来、潘汉年和各方面人士的关心下,一九五。年秋由香港经津、京返回上海。在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并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潘汉年还在上海设宴为周作民洗尘。

金城银行由于受解放前夕通货膨胀的影响,营业不振,月月亏损,实力大大削弱,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仍是赤字日增,周作民心急如焚,想将金城、中南两银行共同投资的一个纱厂出售,以填补缺额,便请求潘汉年帮助。潘汉年同意由政府买下并要周作民不必过虑,据实开价,还指示有关人员不能乘人之危压价,解决了金城银行的燃眉之急。

(摘自《统战工作史料选辑》⑥)

编者附注:
本文原载1987年1月16日《联合时报》,由周作民先生女公子芳远供稿。芳远老人现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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