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两封信 / 罗福颐　遗稿

记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两封信 / 罗福颐　遗稿

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一）

雪堂先生亲家有道：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①。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久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②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媛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媛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元），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整，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③，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为感激也。此次北上旅费，数月后再当奉还。令媛零用，亦请暂垫。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江浙战事④幸暂告一段落。海宁葬地已托人去购。并此奉闻，专肃即请
道安不一
期国维再拜　十八日

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二）

雪堂先生亲家有道：
昨奉手书，敬悉种切。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⑤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津，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媛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援。如一时不易理喻，则暂请代其保存。此间非保存之地，如掠夺事起，未有不搜索身畔者，故虽一纸，亦不妥也。专此奉恳，敬请
道安不一
期维再拜　廿五日

原注：
①上月之变，指王氏长子潜明（1899——1926）8月20日在上海病故。
②颂清兄，即金颂清，时在上海从事古书蒐集、刊印。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任事。
③自1926年发生段其瑞派兵枪杀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至王氏写作此信的九月间，先后有张作霖会晤于北京，直、奉两派军阀联合向驻守南口之冯玉祥的国民军反扑等事变，故云“非善地”。
④江浙战争，指1926年夏、秋间孙传芳、吴佩孚之间的内讧。
⑤“王在记”，王潜明别字“在山”，故云。

记观堂先生手札

予姊氏①藏观堂（王国维字观堂——编者）丈家书十数通，又致頤先人手札二。当1949年北京初解放，姊氏北来出以示颐，谓：“带来手札，过去在乱离中如护头目，幸不散佚者，以先人手泽存焉。而过去梦痕今日复不忍展视。兹虽手足得完聚相依，而突兀不黔，请出此以易斗粟。”予审其诸札，皆观堂丈致予姊婿潜明之家书也。札中所谈，除竹报外不及他事，古人所谓“君子远其子”，不其然乎。考书札之年月，大半为观堂丈在申江而予，姊婿适服务天津海关且正馆余家也。予乃因书估之介，将其家书让与北京图书馆，因观堂丈批校诸书及遗稿手札均多存该馆也。

其致颐先人手札二皆不具年月，一通末署“十八日”，一通末署“廿五日”。审札中所谈，知时观堂丈新遭丧明之痛，因让其遗产而有所争执。考《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辑）载：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长子潜明卒于上海。”颐犹忆当年老人正寓津沽，观堂丈在清华作导师②。当姊婿疾革时，先人与观堂丈均驰沪料理医药，而疾转伤寒，卒弗能瘳。事后，先人及携姊氏返津，九月观堂丈亦归清华园，并经理姊婿遗产汇津属转姊氏，即此末署“十八日”之手札也（此当是1926年9月18日）。而当时先人激一时之情感，函辞不受；后观堂丈又复函力主正义，此即末署“二十五日”之手札（当是1926年9月25日）。其结果款仍由先人暂收，是后即未通音问。不意逾年阴历五月三日③观堂丈即自沉于頤和园之昆明湖。时先人在津沽得耗，即日携姊氏至京吊丧，助理善后。并与观堂丈门人协商刊行遗稿事（当日接洽联系多由赵万里、谢国桢二同志经手），创“观堂遗书刊行会”，刊行遗稿之费用全由先人代筹募而来，更将予姊婿遗款作为刊遗稿基金之一。不逾二年，成《观堂遗书》四集，凡一百余卷，四十二册（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海宁王靜安先生遗书》，即据此复刊，而补入《静安文集》二卷）。

先人与观堂丈订交垂三十年，由师友而姻娅，交谊数十年如一日。寓海东时，同研究金石学及贞卜文字。先人著《殷虛书契考释》时，由观堂丈手书付印，而后人不察，至谓《考释》一书皆出观堂丈所著，而用先人之名。其事近人张舜徽同志所著《中国史论文集》中曾据情理辨其诬妄，谓：

近人研究殷商史实不能不上探甲骨，又不能不阅读王国维的著作。由于推尊王氏太过，便相率有意地把罗氏在学术上的地位抑压下来，好象考古学者的头衔只可安在王国维身上，而不应加于罗振玉名下似的。连早年罗氏所作《殷虚书契考释》，也肯定为王国维的著作。（见该书159页）

近人看到这书是王国维手写上石，便认为实是王氏著作而标上罗氏的姓名。这种推断是绝不可靠的（见该书143页）。

又，过去予藏有先人手书《殷虚书契考释》原稿，今归陈梦家同志。他在所著《殷虚卜辞综述》中说：

1951年我得到《殷虚书契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笺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

……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刻本相校，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硎（见该书第二章第一节）。

由以上证明，世俗流言多属无稽之谈，不需辨白已可证其诬也。

先人与观堂丈初为金石之交，中间不幸以子婿之丧由家庭琐屑造成误会，即此观堂丈手札中云云（略）。其言诚恳哀惻。盖时观堂丈亦不自意有明年五月昆明湖之变也。

当观堂丈蹈湖后，学界痛哲人之遽萎，谣诼臆测甚多。《中国史论文集》178页说：

《历史人物》载王国维的自杀④，硬说成受了罗振玉的逼迫不得不死，这样推测不甚符合于事实。我曾访问过当日在场的几位王门弟子，认为罗氏对王氏感情至好，王氏死后，罗氏由天津赶来北京，经纪丧事，整理藏书，照料家属，刊布著述，充分的体现了朋友的深交厚谊。

又《王静安先生年谱》载当时新会梁启超氏挽王氏联句有：

“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鹤雏。”⑤

其实观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上引《年谱》所记亦可见当时之政局情况：

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福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⑥，乃益危惧。

处如此动荡之时局，加以报纸之宣传，所以遗嘱中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方今时移世易，观堂丈及先人均已即世，为子孙者亦毋庸为之讳言，则此二札应可具实公布，是实关先人与观堂丈交谊之史料。由此二札，可证观堂丈与先人嫌隙之来，实由于一时之误会，非若流言无稽之谈。且观堂丈自谓“此误会久久自释，且为异日相见之地计”。岂意天未悔祸，金石之交几绝。平心而论，人孰无过，当争执之初，两方均不示弱，卒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及观堂丈蹈湖后，先人能努力尽后死者之责，经纪丧事，刊布遗稿，克终厥德。读先人为观堂丈传⑦，对其学行推许备至，酿善崇德，方之古人，易多让焉。

近友人有以观堂死因为问者，因书此兼举手札二通为证。

附记
以上我在1954年间所书，当时我以为王丈（即王国维）及先人（即罗振玉）均已没世，过去的误会子孙曾所亲历，今日亦无可讳言，友人有问及者乃出此遗集杂志，后杂志退还，置之笥中。日月不居，经阅二十年。近岁以来，友朋问者渐多，皆以罗氏子孙应举出有力证明以辟谣传，如子孙亦不言，则是何以塞攸攸之口耶？因觅出旧稿以示。

罗福颐
1981年10月于病中

原注：
①姊氏，即王国维长媳、罗振玉第三女，名学纯；1919年在上海与王氏长子潜明结婚，于“文化大革命”前去世。
②王国维自1925年起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主讲“古史新证”、《尚书》、《礼记》等课。
③王氏于1927年6月1日中午，自沉于北京西郊昆明湖。
④指郭沫苦《历史人物》一书。其中，《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作于1946年，涉及王、罗关系及王氏死因。
⑤此为梁氏挽联下联，上联是“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
⑥“甲子之变”，指1924年冯（玉祥）军“逼宮”将逊帝溥仪逐出“紫禁宮”，下令永远废除“皇帝”称号。王国维曾随侍溥仪出宫，并怀“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御河”，为家人所阻，未逞。
⑦即“海宁王忠悫公传”，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即文中所云《现堂遗书》等一卷首。）

编者附注：
本文作者罗福颐（1905－1981、11、8）是罗振玉第五子。文中的“颐先人”即指其父罗振玉，所云手札二通即文前发表的两封书札。
玉国维的这两封书信的复印件连同罗福颐的这篇遗稿，均由福颐先生之女罗琨同志提供。标题系本刊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