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话留美 / 郝更生

辛酸话留美 / 郝更生
——我学体育的经过

距今四十八年以前,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我只身一人,到美国去留学,从上海坐大轮船,直驶美国西岸的旧金山。现在乘喷气机渡过太平洋只要三十一小时不到,可是在当时却走了三十一天。整整一个月里,出舱所见,除了云霭苍苍,便是水天一色,偶或见几只海鸥,绕着船上的桅杆翱翔,倏忽遇几尾飞鱼,乘风破浪,海天无涯,船更渺小,好动如我,局蹐在这么一个小天地里,寂寞无聊,自可想像。

抵达旧金山,旋即横越美国大陆,再及纽约。少年时期,性情多变,兴趣转换得也快,志愿总是一改再改。我在民立中学时,就不大想去陆军或海军了。“五四”的浪潮,更增进了我新的认识,国家积弱,人民贫苦,症结在于我们科学落后,建设工业赶不上二十世纪初期那个突飞猛晋的大时代;因此我立志工业报国,民立之后便入了南洋路矿学校,.我学土木工程。到了美国,我乃本着这一个愿望,进哥伦比亚大学念土木工程。

当时在哥伦比亚念书的中国同学不多,学友中后来成为举国知名入物的有前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和大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和我一见如故,两个人蛮要好的,他在中国同学中算是比较活跃的一位,主持不少中国同学课外联谊活动;我的活动能力远不及他,只能充当小脚色,每每被他拉差,拉到他的宿舍里,帮他抄写开会记录和通知,有时候还要受他的指挥,做其他的跑腿工作。

到底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大孩子,虽说在上海也住了几年,但是四十八年前的上海和同期的纽约比较,那上海便是一个肮脏湫隘、尤其杂乱无章的小城。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几个月书,觉得很不习惯,一则纽约太大,动辄便是几十层的摩天大搂,在地层下蜿蜒数十里的电车,那种漪欤盛哉,五光十色的庞大壮丽,对于吸惯清新空气的中国农村青年,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使我感到无法忍受。

其次,便是纽约人的繁忙和紧张,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好像都成了巨大的机器和它所属的链条与齿轮,没有一处不是绷得紧紧的,在那儿飞快地转动。这种情形又像纽约的地下电车,人在车站无须迈步,自然而然地会被人潮涌上车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层之下,除了灯火辉煌的车厢,不论王公将相,販夫走卒,任何人都一样,别无选择。而且,必须要到别人指定的停车地点——站,你才可以被人推推挤挤地涌下去,

将及五十年前,我所遭遇的,和今日台湾存在着的同一问题,由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人们所必将产生的内心阻力,这当然是由于惯性作用所使然。不过,在四十八年前的我,毕竟还可以有所选择,我在纽约住不惯,何妨到其他较小的城市去念呢?

这时候凑巧结识一位庄泽宣先生,他是指导学生选择科系和辅导就业的专家,他观察了我很久,和我几次谈话,他便直率而诚恳地指出:我不宜学土木工程,我必须另作抉择。

不学土木工程学什么呢?这个问题成天在脑海中萦绕。将近半世纪前,中国留学生的基本观念,也许和今天的留学生不尽相同。当时,古老的祖国正在苦难之中,强邻环伺,内争不已,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华儿女,谁能忍让祖国沦亡,四五亿同胞永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那时候留学生所想的,几乎一致的是如何学些对于国家民族有用、有益,对于解救国家民族有效、有速效,最好能有立竿见影、根本解决之效的学问,然后早日回国,将所学能贡献于祖国。

我们在祖国所见到的,是男孩子一成年,许多的便抽鸦片烟,女孩子才六、七岁便得缠足。老祖宗们全无理由的,在贫穷困苦、灾祸频仍、粮食不足,而无数富源亟待开发的国度里,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自我戕害健康与生命。鸦片烟与缠足,使全国国民的劳动力大打折扣,使民族健康一代不如一代,人们斫伤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大量的富源和可耕地被弃置,囯民生产量迅告萎缩,灾歉更多,饿莩激增,沦于饥饿的人铤而走险,盗贼遍地,小股变成了大股,大股形成了军阀,于是同胞兄弟,自相残杀,外国野心者乘虚而入;战争和疫疠,像洪水猛兽般席卷了整个中国。

当我到了美国,我首先惊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跑到户外来了?同样是圆颅方趾,顶天立地的人类,为什么他们无分男女老幼,一个个都是那样高大强壮、活泼愉悦?暮气沉沉与生机勃勃,形成极尖锐极显著的对照,使我对于自己祖国的落后与孱弱,感到极为痛心。

我出身于一个中国富庶省份里的小康之家,我的父母和家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讲究席丰履厚,食不厌肥的地主享受阶级。我的营养不比其他人差,户外活动也不比别的孩子少,我念的是新学校,还能完成“出洋留学”的宏愿,尤其我的父亲和我自己都不抽鸦片烟,但是,二十岁时的我依然身材矮小,还嫌瘦弱,在体力方面,比美国同学差得太多了。

为了个子比人家矮,我曾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刺激,却是我并不沮丧,——我到美国时带的钱不多,旅费学费之余,坐吃山空,后来花光了,我只好自食其力,想凭劳力来换取生活所需。这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是很失面子的,可是我不管,我一定要做工。许多工厂规定,每星期四作“求业者”的登记,以便在星期六、星期日分配临时工作,在登记处的门外每星期四都要大排长龙,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他们都认为赚来的钱花用起来别具骄傲和喜悦,这一点和我们的旧观念恰正相反。

每星期四我都去参加排队,于是又发生了别人看来更为“丢脸”的事,因为每一次,我都被工头们从行列中拉了出来,他们的身材魁梧,像巨人般的俯视着我说:

“你,太矮、太瘦、体力不够,我们用不着你们这种小矮个子!”

头一次,美国同学中爆起哄笑,我默然无言的低头走开;第二个星期四,我再接再厉,再去排队,还是再被美国工头拉出来,美国同学的笑声比较少了,他们之中有人露出讶异的表情;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不屈不挠,屡次被拉出来屡次再排进去,同时我仍然默默的不作任何抗议和解释。渐渐的,我发现美国工头不再那么倨傲,竣然拒绝变成了婉言相劝,美国同学对我的神情反应,更是由哄笑、讪笑、冷讽热嘲,化为了讶异、惊诧、同情与——尊敬。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同学觉得我郝更生太差劲了,一次次被人撵出来。

我依然处之以缄默。其实,他们那里知道,当我排队再排队,拉开又拉开的时候,我的眼眶里何尝不滚动着眼泪?胸腔中何尝不泛滥着辛酸?但是我要证明:坚忍不拔的意志力量,可以和壮健体魄同样的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尊敬。如果我排了一次队被人拖出来,便羞于再往,那才是自承失败,而自承失败正是最大的耻辱。

这一次艰苦的马拉松赛程总算被我跑完了,也不知道被拉出队伍多少次了,于是,有那么一回,招募临时工的职员给了我一份最好的差使,我欣然接受,同学们纷纷向我道贺,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这是我坚毅不拔所获得的结果。暑假以后在本校图书馆担任学生管理员,照规定必须学业成绩优良的高年级生始可担任。

在那一个暑期里,日积月累,我一共赚了六百元,除了应付自己的用度,还帮助一位同学完成了婚礼。

在美国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九〇〇年左右,在中国广东,曾有一位知县,跟当地一位外国人很有来往。一天,中国知县拜会他的外国朋友,正好碰见那个外国人在打网球,于是,外国朋友请知县老爷,略等一等。移时,外国人满头大汗地打完了球进来,知县看了,当时便十分关怀体贴地说:

“你的事务已经够忙的了,你不必如此事必躬亲,像这种打打网球的小事,你就该叫你的佣人去打,何苦把自己累成这个样?”中国人之不懂体育,由这个故事所显示的,实已到了可悲的程度。一九一九年我在美国听到它时,我曾回想从我读书时起,学校的体育教育情形,——当时一项基本观念的改变,便是教育当局受了欧西潮流的冲激,终于记起两千余年前,我国“养国子以道”,是“乃教之以六艺”的,而“六艺”是谓“礼、乐、射、御、书、数”。其中至少有两项(射、御)是体育的训练,因此,他们乃将体育列入新式学校的课程中,教育和体育从此发生了关联。可是初期学校体育几乎将这门课程跟军操合而为一了,学校请的体育教师,大多是日本的军操教官,请不了这么许多日本人,又找些中国军官或士官来充数,也有请些国术高手来教学生打拳的,影响所及,体育教育之不能健全,自在意料之中,于是时至今日,仍还有人把体育与军训混为一谈呢!

然而在国际方面,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经常都在盛大热烈的举行,这在我们中国同胞是闻所未闻的。一九〇〇年左右,德国人已经取得国际运动的领导地位,德国的杨氏和瑞典的林氏,创始将体操作为体育活动的一种,亦即今日器械操和柔软运动的嚆矢;比刻板机械的集体军操,很显然的又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机械操仍嫌呆板,少变化,而且缺少竞赛的意味,引不起广泛的兴趣,所以,英美两国乃开始以竞赛为主的田径活动,作为体育运动的主流。这一大进步,使体育停滞于兵操阶段的观念丕然改变,体育教育也进入活泼愉悦,充满新奇与刺激的自由活动阶段,在一九一九年前后,体育是新颖的、有趣的、令人向往的,极获重视的学科之一,其吸引莘莘学子的程度,不亚于今日之太空科系的理化专科。

我由同胞体质普遍孱弱的中国,来到运动精神蓬勃发展的美国,“体育救国”乃在我心目中形成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我认为若不早日“体育救国”,在行程见及的若干年后,中国人不但要亡国,而且更有“灭种”之虞。因此有那么一天,我特意请教哥大同学徐志摩,我问他说:

“我想改系去学体育,你看如何?”

“好极了,”志摩的反应令我感到兴奋,因为他接着又说:“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我很高兴你选择了这条途径。”

我再去跟庄泽宣先生商议,同样的得到他的鼓励;我矢志体育事业,便这样做了决定。由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设教育学院,当然也就没有体育系;另一方面,我自己本来就觉得纽约居,大不惯,于是我干脆转学春田大学,到那充满人情味的小城去研究体育。

到美国后,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我吃不来牛奶牛油,在生活上当然很不方便。但是更不便的,还是在国内就学的时候,英文的底子没有打好,上了大学,听讲吃力得很,所以我在进入春田之前,特地先到克拉克大学住了些时,专门补习英文。

春田三年,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兴奋快乐的时光,我和师长、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同时也不断从事多采多姿的课外活动,我曾担任大学网球、足球及游泳队的跳水选手。三年后,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我终于获得春田大学体育学士的学位,完成我一生最后的学业阶段。戴着方帽子照了相,领到了毕业文凭,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船票回国,回到我苦难的祖国。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但是因为多年荒废,——我认为它经过科举制度下“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毒素,提倡体育事业这一条康庄大道,一直荒废到了今天,——目前正是遍布荆棘,崎岖不平,但是我有勇气,我有决心,相信我也有毅力,能够追随在许多先进和朋友的后面,一步一步的从事清扫路面的工作。

转眼之间,到了公元一九六一年,母校春田大学鉴于我个人站在体育事业的岗位上,奋斗不懈,努力了近四十年,因而授给我名誉博士的学位。——我获得此一荣誉,早已是两鬓已斑,白发苍苍,六十二岁的“老”体育工作者;回顾过去的四十年,我的成就在哪里?中国体育推动到了什么阶段?当年的壮志雄心而今安在?我国同胞的体能体力是否已有所进步?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迷惘、惆怅,甚至于忧郁悲伤。抚今追昔,情可以堪?这便是我们这四十多年来,不断地努力,其实仍然未能获致成果的最大证明。

编者附注:
本文及同册《我与高梓》(原题为《四十年婚姻生活之回忆》)两文,均选自《郝更生回忆录》,原著由郝更生先生夫人高梓女士提供,经其侄恂如转来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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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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