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周总理 / 周太和

永远怀念周总理 / 周太和
——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

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对于这位受国内外人士无限敬仰、无限崇敬的伟大人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里,我追忆建国前后周恩来总理的几件事,谨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1943年9月,我在延安第一次拜访周总理。当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需要处理在审干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党中央李富春和杨尚昆同志的介绍和安排下访问了重庆归来不久的周恩来同志(时称周副主席)。我们直接去延河边他的寓所,窑洞中设备简朴。我们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热情接待,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首先他使我们感受到的,是领袖与一般同志亲密无间的一股暖流。我们提岀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的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在党内发生一些问题以及与国民党一位髙官的亲戚关系。周总理先向我们介绍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复杂性、隐蔽性以及尖锐的斗争情况,这与根据地工作完全不同。为做好党的统战工作,要同各方面人士接触,有公开的,有隐蔽的,情况极为复杂,有真有假,不能只看表面,不能看一时一事,要从多方面看,历史地了解一个人。他明确指出,国民党那位高官及两位到延安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来往和活动都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并解答了我们提出的若干疑问。我们从周总理、邓颖超同志谈话中体会到领导同志的髙度原则性与现实性融合的精神。周总理的谈话非常明确,澄清了我们的一些模糊认识,帮助我们解决了疑难。同时,总理对延安的整风审干加以正确的评价,批判了某些领导干部“审干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谈话告一段落,周总理把话题一转,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听岀我是苏北人,问我是哪里人,何时参加革命。我说家乡是淮阴,他便叙其家乡的事。他说,他生在淮安,童年住在大运河边十里长街,在那里念了几年书,住在舅父万家,舅父是搞河工的(水利工程)。我也随口说出,我的外祖父姓王,他是前清举人,任过小学校长,也住在十里长街,与万家是一个街区,两位老人常有来往,我们少年时也常去万家游玩。周总理说,那我们是同乡了,又是近邻。当时我们认为,周总理在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百忙之中,能抽暇接见我们,把一些原则性问题和历史性问题,用浅显易懂的例证,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服我们,是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教育青年人,对青年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诲,我们终身难忘。

建国前夕,1949年5月,中央调陈云同志来北京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我随同从东北进关,也随之与周总理同住中南海怀仁堂。当时党中央正筹组新政协和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千头万绪,异常紧张忙碌。有一个深夜,周总理开会回来,他认岀了我,同我谈起延安的旧话,并谈到建国后要花大力量搞财经工作。他告诉我推荐陈云同志来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情况,他赞赏陈云同志在延安、在东北领导财经工作取得了岀色的成就。他讲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光学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好好学习如何处理现实问题。共产党人既能解放全中国,也能治理全中国。我这才深深感受到天地之大,共产党员的责任之重大。

1953年夏季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了粮食问题。此前,全国已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由中央在全国统一调拨。会上十几个省市的领导同志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提岀了不同的意见,要求把全国粮食调拨改为在各省市实行差额调拨。就是说,中央在粮食收获前,与各省、市定一个年度粮食调入或调出的数目,产粮多的省,每年净调出多少,产粮少的省,每年净调入多少,一定几年不变。但还有一些省市坚持由中央全数调入或调岀,再行调剂。结果在会上讨论来讨论去,决定不下来,最后只有请周总理裁定。周总理非常谨慎,找了一些有关单位商议,并决定征求一下对粮食问题直接向中央负责的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在外地休养,我当时在会议上工作,通知我立即用总理的名义拟一份电报给陈云同志,请他再认真考虑一下。电报拟好后,总理看了立即签发。陈云同志也按时复电,仍然主张对全国粮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调拨。他认为如果实行差额调拨,不能应付大的灾害,因为我们国家大,各地情况复杂,自然灾害的大小又难以预测,如果发生大的灾害,产量多的省,不但调不出粮,而且还要调进,可是差额调拨已经先定了,就很难应付。周总理认为陈云同志的意见是比较全面的,于是拍板定案:就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周总理一向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总是多方面征求意见,反复考虑,特别尊重主管部门及专家的意见,而后才下决心,使政策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

1954年初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已经暴露,是陈云同志首先揭发的。党中央还在批评他,帮助他转变。根据周总理的安排,要陈云同志在家中和高再谈一次,严厉地批评他,挽救他。但高岗当时已不择手段,百般抵赖,阳奉阴违进行抵制,甚至企图报复。因此对他的这次谈话要防止发生意外,他可能会动手。在周总理的周密安排下,从警卫人员中选调两名彪形大汉,安排在办公室旁边的客厅里待命,由我负责与周总理在电话中联络。根据周总理指示,按照情况变化,礎定对付高的行动。一天上午,高伴随着一个干部来到陈云家中。我引着他到陈云同志的办公室,开始谈话比较平静,不久,房内即发出了高的吵嚷声,时高时低。约半小时后,周总理来了电话,查问谈话进行的情况,是否有异动。我告知有争论,谈话还在进行,还未发生异常情况,总理要我密切注视。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听到办公室茶杯撞击声,高岗叫了一声,嚷着“谈不下去了”,急行走出办公室。我担心要出事,即同两个警卫人员尾随其后,陈云同志也示意我们紧跟。高气冲冲地下楼,大步跨岀门,怒目而行,爬上汽车而去。我立即回来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高发脾气岀走了,两人一同乘汽车而去。”周总理急迫地放下电话,另外作了安排。仅此一事,即可看岀周总理在对待每一重要的事件中,为防止发生意外,都亲自临阵指挥,周密安排,及时处置。周总理为党为人民的安全设想,事必躬亲,任劳任怨。周总理的智慧、道德、情操,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

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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