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以一部《老残游记》名闻海内外。他一生坎坷，从事过多种职业，在文化领域中，涉猎广泛，均颇有建树。海外华人马幼恒先生这样品评：刘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均有所贡献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一个人得如此之多的头衔，实属罕见。本文就刘鹗的主要生平活动与学术成就作一简要介绍。
一、生长官宦世家
刘鹗原名孟鹏，字云搏，后更名为鹗，字铁云，别号老残，又署鸿都百炼生。原籍江苏丹徒，清咸丰七年(1857)九月生于六合，成长于山阳(今淮安)，死后亦葬于山阳。
刘鹗远祖刘光世，是南宋初期与韩世忠、岳飞齐名的著名将领，以抗金驻军江淮间，因镇守京口(镇江)有功，被追封为太子太师郧国武僖王。传至鹗父刘成忠已历二十二代。成忠，字子恕，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道台等职，以御史和知府衔官居河南，因治黄有功，“旋以剿捻劳绩升河南南汝光道”，著有《河防刍议》，还曾专门研究历代救灾办法，写过《刘晏不直赈救说》。崇尚“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衽”。他也关切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力图实际应用，曾亲督工匠仿造欧洲“龙尾水车”。光绪元年(1875)。刘成忠被赏加布政使衔。在河南任上，出于对古城淮安的仰慕，特差人来淮安买下座落在城西北偶勺湖之滨一座带花园的大宅院(原地藏寺巷内)，遂定居淮安。光绪三年(1877)，以病乞休寓淮。光绪十年(1884)卒。刘鹗二十岁前，几乎一直随父在任上，其父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对少年时代的刘鹗影响颇深。
刘鹗兄弟姐妹五人，他最小，“生来歧嶷，颖悟绝人”。四岁从二姐素琴识字、诵诗，不久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稍长从同邑赵君举先生读，过目成诵。惟“不喜时艺，性尤洒脱，不守约束”。刘母治家严谨，颇不喜这“狂放不羁”的幼子，刘鹗的兄长亦“责善尤苛”。刘鹗在自由散漫、逍遥放荡的生活中，随着兴趣所至，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猎取广泛的知识。同时广交地方上的有志气、有专长的“井里少年”，相约一旦国家“有事”，一起出来干一番有益国计民生的事业。
刘鹗本不愿读书入仕，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赴南京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毫不在意。归里后，专攻家藏的治河、天算、乐律、医学、数学、哲学、词章等书籍，研究与实际紧密联系的测量、绘图等，进一步充实提高自己的学识。其时，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农民反抗，以致社会经济日趋凋敝，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一切，对青年刘鹗的思想触动颇大。他寻求真理，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光绪六年(1880)，他去扬州从师太谷学派李广昕(号龙川)，接受太谷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从而确立“悲天悯人”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光绪十年(1884)，鹗父病殁。一向失欢于家庭的刘鹗更不为家庭所容，不得不面对现实，走上自立自强、曲折多难的人生道路。最初，他向家中索要资本，在城里南市桥开一爿烟草店。由于不善经营，不逾年，本钱赔尽而倒闭。在封建社会，官宦子弟不官而商已是“耻辱”。加上亏本歇业，决不能再求助家庭。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到扬州投靠嫁给卞姓的姑母，挂牌行医，依然“门可罗雀”。不久归谁，受母亲、长兄之命，“复赴南京应乡试，不终场，即回。”光绪十二年(1886)，刘鹗到上海与友人开设石昌书局，经营石印出版业，此为我国市廛间石印之始，未久又因事涉讼而关闭，再次归淮寓。
二、投效黄河治理
历史上黄河危害严重，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郑州上南厅黄河决口，“计长一百余里”，无数村庄被淹。“饥民待哺嗷嗷”。朝廷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前往视察河工。李治理阅年，费银九百余万两，决口仍未堵上，“进退两难，束手无策”，光绪帝因缺口未堵，“殊深愤懑”，问罪河官，并追究李“督率无方”，革职效力，同时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理东河总督。吴当过学政，办理过边防，名闻朝野，是位比较清醒和有魄力的实干家。刘鹗的父亲在河南为官时治过水患，并有著作，主张“筑堤束水，束水攻沙”。刘鹗成年后，“乃志在圣贤”，继承家学，也钻研过治水方略，是时非常关注郑州黄河决口不能合龙之事，为施展所学，便欣然前往投效吴大澂。
刘鹗抵郑后，向吴大澂呈说治水主张。吴不懂水利，上任以来水患仍剧，时值八月，“急流狂溢，旋涡怒卷”，掌坝之员“屡濒于危”，正在求贤若渴之际，听刘鹗谈论“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方法，“奇之，颇用其说”。刘鹗不仅向吴提供理论和方法，而且亲临工地，“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十二月中旬，大堤终于合龙。光绪帝接到捷报，十分高兴，不顾已届岁尾，匆匆降旨封赏在郑州治黄大臣。吴大澂赏加头品顶戴，补授东河总督，李鸿藻“开复革职”、“赏还顶戴”。刘鹗也因此声誉大起。他赴郑前，已捐有“同知”虚衔，这时，吴大澂“欲表其功绩”，升其官职，而他“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而请归读书”，吴“益奇之”。
第二年初，吴大澂奏请成立河图局，测量、绘制黄河中下游全图，光绪帝“准其咨调数员，办理绘图事”。此事归“郑工善后局”负责，总办虽有文名，但不懂测绘。吴即命刘鹗为提调官，全面负责测绘河图之事。自三月始，他“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至九月，基本完成了从陕西潼关至山东利津海口的黄河测量工作。不久，《豫、直、鲁三省黄河图》也绘制成功，共五册，一百五十篇。刘鹗还根据实际考察资料，融合自己治水经验，撰有《治河五说》。
郑州黄河大堤合龙后，河南水患有所减轻，而山东水患依然严重，“下游南岸大堤，二百八十里间，节节生险”。山东巡抚张曜，东堵西挡，疲于奔命，仍不能阻止黄河决口，奏请另派大臣又不准，遂广罗人才，“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咨询，唯恐失之”。光绪十六年(1890)春，檄调刘鹗到山东办河务。他力排众僚“不与河争地”之说，主张“束水利沙”，并撰《治河七说》呈张。未久，张曜命刘鹗为黄河下游提调官。他在山东办河三年，未溃成灾，“河工冠于诸省”。在山东期间，还著成《黄河变迁图考》、《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诸书。
光绪十八年(1892)，山东巡抚福润(张曜殁任上，福润继之)保荐刘鹗赴北京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应试，“因不合例”，未试而归。光绪二十年(1894)，福润再次向光绪帝保荐刘鹗，后经考试，以知府任用。至此他治理黄河告一段落。刘鹗一生从事过许多事业，学术界看法不一，惟参加治理和测绘黄河之事，一向为人们所肯定。
三、筑路开矿办实业
罗振玉说，刘鹗“谓扶衰振蔽，当从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而得理也。上书请筑(天)津镇(江)铁路，当道颇为所动。”
光绪十五年(1889)，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帝力陈建造铁路的好处，请先建造芦汉铁路，光绪帝认为此议“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即可毅然兴办”，但仅谈谈而已，未付诸行动。六年之后，光绪帝表示“修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命张之洞“奏保办理铁路之员，以备简用”。张乘机再次提出：“铁路以由汉口至芦沟一路为最要”，“必宜先办”。遂开始筹资金，选人员，准备修路。
刘鹗对铁路建设十分重视，而且付诸行动，和许应锵、方培尧、吕庆麟联络“资本”，分别向清政府表示，愿意承办修筑芦汉铁路。光绪帝表示“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命王文韶(时直隶总督)、张之洞等“督同办理”。其实，张、王对之早有打算，后议成：南端由张之洞主政、北端由王文韶负责。张、王商同把造芦汉铁路的差使，许给亲信盛宣怀。他们怕刘鹗等人扰乱他们的计划，在“详加体察”的幌子下，设法将之排挤出去。刘鹗被挤走后，张之洞等便向皇帝奏本，说刘鹗等“四商(指刘鹗、许应锵等四人)均不可靠”。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盛宣怀经王、张力保，被正式任命经办芦汉铁路。
刘鹗认为自己被挤一事，是盛宣怀搞鬼。他为了仍能为建造铁路出力，当年冬，他又通过王文韶，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后来津镇铁路也列入了计划，但首创人刘鹗，却依然被排挤在外。在京为官的镇江入，认为修路只能至江北瓜洲，镇江的繁荣可能为之取代，于是竭力反对筑津镇铁路，并迁怒刘鹗，甚至要除其乡籍。即使如此，刘鹗仍不放弃筑铁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又通过英商河南福公司，动议建造泽(泽州，今山西晋城)浦(口)铁路(系芦汉铁路支线)，得到批准。后筑成道口至清化的道清铁路，这是刘鹗办铁路的唯一实际成果。
刘鹗在筑铁路方面屡屡受挫，遂另作他图，一显身手。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欲开煤矿，刘鹗向其陈述开采山西煤矿对百姓对国家的好处。他认为开晋煤，“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之后，胡聘之奏准设立商务局，负责办理“一切招商集股事宜”。因缺资金，他们向英国资本投资机构福公司借款一千万两白银，并订有协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鹗应聘为山西福公司华人经理。赴任后发现草约中有许多侵犯国民权利的条款，在谈判中“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因此为英商所不满而想解聘，许多官员更纷纷弹劾刘鹗等人，攻击其“专交通洋人，图饱私囊”、“贪污卖国”等，主管此事的总理衙门明知这些“言之过甚”，但“亦多附会”。而光绪帝竟然据此说刘鹗“声名甚劣，均著撤退，毋令与闻该省商务”。从此，刘鹗的“汉奸”之名沸沸扬扬。其实，刘鹗不仅参与了山西煤矿的开办，而且还参加过河南、浙江矿山的开办，但均告失败。至于他在办矿中的功过是非，尚待学者们论定。
此后，刘鹗又致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他曾到上海与友人开办大规模的百货商店，名为“五层楼商场”；独资在上海徐家汇办过蒸汽织布厂，在上海成都北路办过手工织布厂；计划在湖南株州创办钢铁厂；在北京计划创设北京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厂；还曾数次到上海和友人计划合资买轮船，准备行驶上海、大连及日本间；后又和友人创设“海北精盐公司”，计划在山东沿海购粗盐加工成精盐运销朝鲜、日本；又在浦口九濮州购地产，计划开辟商埠。但是，刘鹗的所有这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行动，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四、赴京主持赈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烧杀掳掠，为所欲为，京城内外，尸骸遍地，“饿犬争食，惨不忍睹”。其时，浙江一富商潘炳南，上书浙江布政使恽祖翼，表示愿意“出三千金立会救济”，恽赞同，并“出资助炳南”。请户部山西司侍郎陆树藩出面主持，正式成立“救济善会”，发起募捐。刘鹗本有“以养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又听到外国友人来沪叙述北京的惨状，热血沸腾，决意赴京赈济。他写信给陆树藩，“愿凑捐银五千两，又筹借垫款银七千两，共一万二千两，送呈贵会，”并表示“弟愿执役。为诸君前驱”，所带人员的“川资、薪水、均由弟捐款发给”。刘鹗不仅说，而且立即行动，继陆树藩之后赶到天津，一起讨论“赴京救济事宜”。刘鹗旋即“率同司事、工役二十余人赴京”。至京后，向李鸿章递交了陆树藩介绍其代表救济善会在京工作的信件，立即投入赈济工作。凡在京的外乡官员，愿回乡的备船护送上海；不愿离京的筹备津贴，为此大得好评。这期间，他在京还办了掩埋局和施医局，掩埋满街的尸骸和为受伤生病的难民治疗，工作十分辛劳。
北京粮食一向靠外地运入，是时海运断绝，已告粮荒。从外面运粮进京困难太多，未见大效。一俄军张姓翻译告诉刘鹗：“俄军要用太仓(即国家粮仓)仓房，仓米无处可移，打算全部烧毁。你们既然缺粮，何不买来?岂非两全其美。”刘鹗随即通过张某斡旋，筹借款项，向俄军买下全部太仓储米，维持平粜，“民赖以安”。但数年后，这又成了所谓“私售太仓粟罪案”。
五、被捕与流放
刘鹗一生办事不少，大多“垂成而败”，最后购浦口地产，欲自辟为商埠，岂料“竟致祸端”。
长江下游，由于泥沙沉积，不断形成一片片沙洲，原不为人注目，归属也不很明确。刘鹗认为这些沙洲，“将来必为商货吐纳所，勿候外人索辟商埠，我先自经营之”。遂和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等一些亲朋共同购买这些土地的产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购浦口地告一段落，其时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浦口为终点，一时地价大起。刘鹗所购之地顿时引入注目，尤其是浦口巨绅、外务部员外郎陈浏，更为眼红。他仗着京官身份，强向刘鹗以原价购买浦口地，并指定要其中最好的地段，遭拒绝后，陈浏恼怒，一方面宣传“浦口地归浦口人所有”，争取当地人的支持；一方面以京官的身份向朝廷奏本，控告刘鹗、程文炳等人，“因铁路筑路有期，私集洋股，揽买土地”。军机处批转两江总督周馥“澈地查清”，并“确查具奏毋稍徇隐”。周馥经过调查复奏，认为陈浏“原参大半得之传闻”，不能作为证据。不久，周馥调任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由端方继任，陈又上禀，要端方惩处程、刘。端方也认为程、刘等人并非代洋商购买土地，是合法的。后来，世续、袁世凯先后入军机处，两人均与刘鹗“素有夙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间，他们“借口浦口购地事，密令逮问”，正值刘鹗的亲戚、山西巡抚丁衡甫(名宝铨，淮安人)入京晋见，“闻之，以全家保于庆(亲王，时军机大臣)邸之前”，世续、袁世凯的计划才未执行。第二年(1908)正月，北京又传出要逮捕刘鹗的风声。后来，朝廷宣布将刘鹗革职，永不叙用。刘询得“仅有拘捕之说。”于是又为浦口地之事，继续与陈浏等作斗争，程文炳也派兵驻扎九濮洲，陈浏联系刘鹗前科，继续控告。刘鹗认为几任两江总督倾向他们，他又捐地五百七十五亩给国家开商埠，建铁路、码头，似乎立于不败之地。哪知裳世凯(时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等突然以外务部的名义，要端方捉拿刘鹗，虽经端方多方设法，刘鹗仍在南京遭逮捕，并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该犯所有产业，著两江总督查明充公”。
是年六月，刘鹗被押上“福安轮”解往汉口，然后“昼夜兼行”，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约年底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刘鹗名为发配充军新疆，实“不属于军”，“居处听其自主，衣食听其自谋”，不仅没有住监狱，而是住了一所三间正房，外带厨房、厕所的小院子，门口甚至还贴着“刘鹗公馆”小红纸条。刘鹗本通医道，到新疆后，一面为人治病，一面搜集《内经》、《伤寒金匮》等书，潜赠研究，准备撰写医书。翌年(1909)七月初八中风逝世，终年五十三岁，遗体运回淮安，次年安葬于淮安东南曹圩(今七洞乡大后村)刘氏祖茔。
六、学识与著作
刘鹗一生活动范围极广，他思想活跃，才华横溢，学术、文艺著作颇丰。
(一)在考古文字学方面 有《铁云藏龟》六册、《铁云藏匋·附泥封》四册、《铁云藏印》十册和续集四册、《铁云藏货》一册、《补〈长安获古篇〉》(未定)、《说龟》数则、《古铜器铭文释》六十页、《汉碑出土年月考》数条、《抱残守缺斋藏器目》、《〈穆寿山印谱〉序》(未定)、《铁云遗印谱》、《铁云碑帖题跋·附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目录》等。
《铁云藏龟》，是刘鹗编印的“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之一”的专书，是“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铁云藏龟〉自序》，更是我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殷墟甲骨虽最早为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所发现和收藏，但他未来得及研究，便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殉难了，真正使甲骨文的史料价值、文字价值、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公之于世而又作过认真研究的，则是以刘鹗为开端，称他为我国“甲骨学的开山”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对甲骨文字的研究，具有开拓作用的是刘鹗，“知其所重而定为殷人之物者刘氏也，拓墨付印以广其传者亦刘氏也”。他“肩之辟之，以导先路，其功实不可没也”。刘鹗对甲骨文字的研究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收藏大量龟骨，也不在于他最早破释几十个甲骨文字，而在于他不封锁资料，不把资料当私有，不视同行为“冤家”，积极向许多学者介绍甲骨文字，引起更多人对甲骨文的研究兴趣。这也正是他编印《铁云藏龟》的目的；“斯实三代真古文，亟当广谋其传”，于是他“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为研究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二)在文学方面 有《老残游记》二十回、《老残游记二集》九回(未完)、《老残游记外编》(残稿)、《〈邻女语〉评语》、《铁云诗存》等。
刘鹗的《老残游记》，主要通过自己在山东的种种见闻，抒发对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深切感受和不平，反映清朝末年的社会现实，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鲁迅称此书；“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由此可窥见《老残游记》的现实意义。刘鹗写这部书的目的，在《老残游记初集·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君同哭同悲者焉。
其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不堪，行将复没，如人“浑身溃烂”，如对弈“棋局已残”，如航行大海已有不少窟窿的“大船将沉”。人民处于双重压迫、双重剥削、国家危亡的情况下，这种悲泣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看不到封建统治制度的腐败，把一切罪恶归于下层官吏，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还抱有同情和幻想。认为只要朝廷主要“掌舵的人”拨正航向，向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就行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义和团农民运动。他还认为导致中国危亡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也有“清官”，“清官”之可恨，尤甚于“赃官”。他自评道：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凡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老残游记》在文学描写上的艺术性是具有较高成就的，这是历来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老残游记》通过丰富的想象，加以分析比拟，大胆以“新的词汇落于纸上，使读者产生共鸣。但他主要不是依据幻想虚构，而是着重在实际观察和生活体验，实情实景据实写来，没有任何陈词套语。有的学者认为：“《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胡适语)。因此，一度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上，几乎都选择了《老残游记》的片断作为教材。
(三)在史地河工方面有《治河五说·续二说》、《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十卷、《唐十道表》(未完)、《晋十九州表》(未完)等。
(四)在算学方面 有《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二卷等。
(五)在医学方面 《要药分剂补正》、《温病条辨歌诀》、《老残医记》、《人寿安和集》五卷(未完)等。
(六)在音乐方面 《〈十一弦馆琴谱〉序》等。
(七)在杂著类方面 撰有《风湖论》、《矿事启》、《刘观察上政务处书》、《兴农工》一则、《整丝茶》一则、《盼商律》一则、《设商官》一则等。此外，尚有《铁云日记》、《铁云书信》。
“刘鹗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点，他的治黄工作、开采山西煤矿、赈济北京灾民、发现甲骨文和写作《老残游记》等等，其中任何一项就足能使一个人感到自豪了。”(英文版《中国文学》)。1987年为纪念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于淮安举办的刘鹗及其《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他在经济领域是改革的失败者，在文艺和学术领域是成功的开拓者，是清末的新型知识分子，又是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的人。他提供历史发展的新东西大于他的失误和过错。他的功过大致可以七三开或六四井。因此我们应当纪念他，批判地学习他，使他留下的遗产成为我们今天实行改革开放、从事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财富。
参考书目：
①《刘鹗小传》，刘德隆、朱禧、刘德平著，1987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1985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册》1987年11月江苏淮安县纪念刘鹗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筹委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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