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赐翰林高延第 / 陈慎侗 郭寿龄

高延第(1823-1886),字子上,号槐西居士,江苏山阳(今淮安市)人。清道光三年生于邑之新城。

父士魁(1792-1866),字映斗,号紫峰。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1832年以知县补用,携家赴四川,至蜀。代成都府办科试提调事,补官丹棱县,署简州。升任蓬州知州。高士魁为官实心任事,关心民间疾苦,兴利除弊。亲自管理平粜米粮出纳,防止吏胥侵蚀,捐廉兴学,自为生员讲授,四境风从。辛亥(1851)冬谢病归里,次年二月自阆中登舟,四月二十四日抵淮,住西长街与丁俭卿(晏)相邻。咸丰乙卯(1855)主讲奎文书院,教授生徒,谆谆以治经学为重,晚清淮安著名学者徐嘉列门墙受业,段朝端也常登门问学。徐嘉《宾华丛笔》:“师以奖进人才为己任,扶植善类,煦如阳春,士林咸乐归之。《虚静斋诗草》一卷,风度冲旷,不事矫饰,《南城芦苇歌》俯仰今昔,论者比于顾亭林《淮东诗》,吴梅村《临淮老妓行》。”“师无书不读,学术纯粹,而不以学名,无意为诗而甄录最夥。”(段朝端《椿花阁文存〈明诗钞〉书衣题记》)丙寅(1866)八月病卒,终年七十五,祀于奎文书院。

高延第幼承家学,十岁时同兄延恩随父入川,十八岁上,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他震动很大。他曾想从戎报国,“驰驱疆域,生死非所计也”。是年冬,兄延恩病逝,延第以侍亲无人,遂改变其志。“入塾读书即求实用,不屑屑于帖括章句。凡治乱源流,学术正伪,究心搜讨,无稍模棱。”(邱崧生《高先生行述》)在川从成都人范竹坡先生学,同学有范伟臣、范惕南(—人乃竹坡之子)、李范堂(字延模,丹棱人)、鲍余丰(华阴人),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局,探求救世之道,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字。

咸丰元年(1851)春,由于“蜀水程险阻,不得归应郡县试”,高延第由川赴京,“援例(入太学)应京兆试”,不售。“往返万里,所过山川兴亡古迹必流连凭吊而后去。”有诗载于《涌翠山房诗集》。高延第性狷介,都中有位“贵人将有主试之命”,闻延第名,派人“招之至”,但高延第却说:“读书人自有其分,以布衣千谒显者,是越分也。”婉辞不往。

1852年,高士魁解职离川,延第亦随之归里,不久又去北京太学读书,于1858’年秋与徐嘉同行回淮。其时太平天国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江南数省,江北捻军活动亦异常活跃,清政府借“剿寇”,穷兵黩武,增加赋税,百姓遭殃,地方颇不安宁。“未见大敌勇,徒然骚里闾”。(《军兴杂咏二首》)他在《续续小娘歌十首》中写道:“闻说将军破贼回,金戈铁马殷晴雷,虽然未缚吴元济,载得河西鹅鸭来。(原注:镇军龚耀伦出师运河西,遍掠鹅鸭而返,时有不打、‘长毛,、打‘扁毛’之谣。)”其诗形象地刻划出清军官兵借“破贼”为名,行掠抢之实的丑恶行径。

1864年仲冬,应江宁“收复”后乡试,仍不售。

1866年父高士魁病逝,高延第“益深闭不出,锐意著书。家藏书万卷,丹黄甲乙,辨讹订伪。……先生持身涉世,孤行特立,得力于汉儒经术者为多。”由于高延第一心治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地方官员常常登门造访,向他求教。他“遇可言者,尽言之”,而那些无学识的乎庸官吏,不论职位多高,一概拒之门外。漕督吴棠与之交往甚密,吴调任四川总督时,请与随行,“聘入幕,不就”。淮安知府孙云锦请其出山任丽正书院“主讲席”,高曰:“今世多亟功利,学校不兴久矣。居主讲之名,而不能辅世立教,何为也。”仍然力辞不就(邱崧生《高先生行状》)。

1872年,漕督张兆栋延丁晏综理撰修山阳县志事务,分纂吴昆田、高延第、丁寿恒、王琛、杨鼎来、何其杰、鲁蕡、王宾。次年刊行。段朝端《淮著收藏记》有:“……实则高子上(延第)、吴稼轩(昆田)、鲁仲实(蕡)三人为之,余人列名而已。总纂何子贞(名绍基)于修志之事绝不一问,柘唐(丁晏)师年老健忘,亦未尝属笔也。其书体例简洁,叙次雅饬,自较旧志为胜。”

光绪八年(1882)漕督黎培敬、淮扬海道桂嵩庆、淮安知府孙云锦议决修淮安府志,延聘吴昆田、高延第为总纂,段朝端、陈逊之任分纂,于十年刊印行世。段朝端又在《淮著收藏记》中写道:“……予分得数门,以尘冗牵率,稍有编纂,逊之亦仅编就职官一门。时稼翁(吴昆田)老病,余皆子上一手考订。体例视旧志为洁。”

是年高延第又与盱眙王锡元修纂盱眙县志。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高延第一生功名科第颇不得意,仅为“监生”。然他的学识为仕宦、学者所钦服,学使黄漱兰(名体芳)侍郎以他的学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钦赐翰林院待诏”的虚衔。其著述有《淮安府志》、《山阳县志》、《盱眙县志》、《老子证义》、《广韵重文补注》、《涌翠山房集》八卷、《论文要旨》、《五朝近体诗选》、《山阳耆旧诗选》、《孙吴司马法补注》(未成)。

高延第先生是淮安的著名学者,他编著的《淮安府志》、《山阳县志》遍及海内,笔者就仅见之《涌翠山房集》、《老子证义》,对其著作,作一概略介绍。

高延第一生未得一官半职,然他以诗文名噪乡里,一时为人传诵,即使现在读起来也不乏有现实意义。他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最后崩溃的时刻。清王朝政治腐败,外侮日亟,虽国力匮乏、技术落后,民不聊生,统治者仍在做“东方帝国”的美梦,虚骄自大。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封建帝国的国门,隆隆的炮声却未使他们清醒。面对外族入侵,林则徐辈虽有“攘夷之志”,但受到各方面的掣肘,无力回天。生产力的落后,生产水平的低下,注定了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命运。高延第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东南夷祸一发而莫之御,糜烂数省,历年而后定,岂不哀哉!原其始,中国之人狃于承平,耽于骄逸,又习闻华夷贵贱之陋说,虚骄自大,以为区区岛夷,终不能越重洋与我为难;及闻轮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讨论敌情虚实,以为备御。……中国之情势,外人了若指掌,彼中领要,此间若无闻见,一二大吏负当世物望,慨然有攘夷之志者又不熟察乎此。以曲为之防,而欲以气凌之,……不知偷安涣散之人心,不足当凶焰;朽钝糟粕之器械,不能敌坚利。”(《记王邑丞语后》)清王朝盲目的乐观,妄自尊大,“偷安涣散之人心”、“朽钝糟粕之器械”,确实是战争失败的关键所在。昏聩的清廷统治者只能以割地赔款“以善其后”,接着高延第痛心地写道:“呜乎!……金币会盟适足以自偷自惰,而非久安之方。观古鉴今,非有深沉奇伟之人,乌能胜其任乎!”《涌翠山房集》文四卷,计六十四篇。高延第的古文上学唐代韩愈、柳宗元,下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学贵施诸实用”,他抱定“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之志,默默地走完人生旅途。清康乾时,由于主政者的引导与提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埋头训诂,八股文之风渐盛,“学以致用”的风气日趋衰微。高延第“不屑于帖括章句之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是十分可贵的。其文的内容,上有“汉唐之经训,伊洛之名理”,“下至兵农庶政,皆言之洞澈。”其代表作《名实论》、《吏商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篇。

《名实论》开篇提出“何谓名?曰工也、商也、农也、士也”,“何谓实?曰工必能规矩,执绳墨,运斧斤,制器械宫室;商必能度贵贱,居奇赢,通有无,应趋市者之求;农必能辨土宜,识五种,知早晚,疾耕数耨,早穑而多获;士必能立行谊,通古今,达治体,以任事而立功。”一个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必须“名”与“实”相符合,“事业不同,归于有用”。高延第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观察,认为从事工、农、商者,“冒滥卤莽于其问者”,“十人中有一、二人”,而读书人却不是如此,一味钻营为官之道,士习糜烂,沈湎于八股文中,一旦求得一官半职,则忙于“网利”,“若夫所谓士者,吾惑焉,问其所业,自应试诗文外……无有也;问其所读,自坊刻《五经》《四书》外……无有也;以言乎立身,义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贤不肖之不分。求其言为范而行为则者无有也。”读书人中“冒滥卤莽”者,十人中就有九人。然而世人“见工商农之为伪,则诃而斥之,见士之为伪则优而假之”,此风盛行,必“贻患天下”。

接着高延第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名”与“实”不符的现象,阐明自己对“功”与“过”、“邪”与“正”、“贤”与“不肖”的观点,企望能以此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当然,高延第的良好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高延第的《吏商论》对清王朝官吏的丑恶面目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据云;此篇原题为《仕商论》,高去世后,其子承裕请徐宾华先生整理其遗著,刊集行世,昔日友人以此文怕刺痛“在位之人”而引来“祸患”,提出不刊入《集》中,在吴涑(吴昆田之子)的坚持下,改题收入,(见吴涑《抑抑堂札记》)使这篇针砭时弊的佳作得以传世。

高延第在《吏商论》中直言不讳,“吾观今之为吏者,乃真所谓商也,而且小吏不能为,为之者必出于大吏”。这些“大吏位高多金”,千方百计捞钱,“及其衰且老”时,“财多不能无耗减”,“恐蹈危机,而丧失其所有”,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势余威“交欢商贾”,以“逐倍蓰之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捞取更多的钱财,供自己享受挥霍,“以财自娱”,同时也r为了“将以贻其子孙”。而原为商者则“乐窃公卿贵人之积威余势,以笼利权,且时时输其赢余”,买个官来做做。“于是商也又俨然官矣”。“商”一旦为“官”,则变本加厉。这样官、商相互勾结,“通缓急,寄财贿,与之交互隐蔽”,“吏以商为师,商倚吏为庇”。这种腐败的吏商现象日盛,其结果“滂洋天下,择踞垄断,使天下之财,所以上佐军国,下赡万民者,胥归于吏商之一途;而负担转贩之贫民,求升斗之利以为仰事俯蓄之资者,反致于丧失而得罪。”高延第对吏商深恶痛绝,他对吏商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何等的淋漓尽致,对于吏商的危害剖析得何等深刻入微!

然而高延第仍感意犹未尽,他又写下了《吏商余论》,他指出:在道光初年,“吏治虽弛”其贪黩的官吏以权谋利,尚“不敢张目放手”,“公为盗窃”,是在遮遮掩掩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吏道益杂,人情如鬼”,以权谋利则明目张胆地公开为之,“无所愧耻”,“甫莅一官,必多方罗掘以求赢;甫治一事,必百计侵冒以网利。”这些吏商“俨然以行商坐贾为利国之亟务,听其言若有成效,实则明有开销,暗有侵蚀,入公家者十之一二,入私橐者十之八九。”最后作者感慨地指出,这些吏商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得人心不古,“以今日之人心积习观之,虽天雨粟,地出金,终无给足之一日,而万事且益隳焉”。只有肃清这些吏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否则“又将安归也”?

’高延第的古文锋芒锐利,慷慨激愤,如果没有对封建社会深刻的认识,当然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尖锐痛斥时弊的皇皇文字的。应该指出,高延第对时弊的抨击,虽痛快淋漓,但仍站在维护清廷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在他的文章中,涉及到农民起义军时,称之为“寇”、“贼”,我们不能苛求一百年前的古人。

《老子证义》刊刻于光绪丙戌(1886),高延第去世之前,他在《自序》中说:“夫无为之说,孔子尝言之,修内以治外,执简以御繁,帝王之道不过如此。”高延第对《老子》的研究,亦出之于“学以致用”。老子是我国上古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学说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老子主张“无为”,指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造成的,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农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国家就易于治理了。高延第于诸子百家中,情有独钟,这是因为老子的学说与其思想有共鸣的缘故。但老子被奉为道教的“祖师”以后,“神仙丹经之说兴,而老子之旨晦”,老子被披上了神秘的色彩。高延第作《老子证义》,即在于还老子本来面目。他把《老子》逐章进行诠释,阐述其真正含义。晚清学者段朝端评价该书:“注老子者无虑数十家,非失之空虚,则失之穿凿,鲜有明其微意者。今子上先生尽摒诸家,重为疏正,于老子痛抑贪竞伪薄之旨,末世君民之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盖先生持身涉世,深有得于老子之学。”此评颇为务实中肯。

高延第诗亦四卷,诗风近苏东坡,豪放直率。其内容以记游、即景、吊古、怀友、倡和为主,当然也不乏触及时势的诗章,如《军兴杂咏》、《续续小娘歌》、《庚申记乱》等。仅录几首,以观一斑。

《渔人二首》

渔人晨理棹,摇破一江烟。
薄暮负竿出,斜阳在钓船。

渔歌何处来,烟水相与永。
蔌蔌蒲菰间,时见蓑笠影。

这两首即景小诗,仿佛两幅国画小品,明白如话而意味无穷。

《野望怀蜀中诸友》

清秋登高原,落日覆人面。
西南千万峰,云浮渺难见。
缅怀山中人,极望目为眩。
忆昔同读书,桐阴转深院。
更逐曾轩凉,空庭曳月练。
放言杯酒间,沈冥不知倦。
一朝隔山岳,中原困攻战。
倏忽十年中,人事日千变。
旧好那能忘,触绪增缱绻。
蛟螭塞江湖,豺狼满郊甸。
空有后来期,余生逐奔电。

这首诗既写实又写意,既以此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又表达了对青年时代至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高延第先生“优干济博,通载籍,练习掌故,屯田、筑堡、兵革、韬略之要无所不瞻。”(张兆麟《涌翠山房集·序》)一生治学,“毁齿厉志,头童不衰”,赢得了海内莘莘学子的尊敬,他虽未设馆授徒,“后生秀髦或藉君考道而问业”者,为数日众。晚清淮安学人邱崧生云:“崧生游先生门晚,每月必数谒,谒则必教以修身为学之道。”高延第就是这样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令人崇敬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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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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