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名的由来
河下位于淮安城西北三华里，是淮安近城的一大集镇。据现在所知，乾隆年间编纂的《山阳县志》中尚未有河下这个地名。第一个用文字把河下这个地名记载入书的是吴进（1714-1795年），他在他族祖吴山夫所著的《山阳志遗》卷四中，在一段谈明朝淮安大水的文字后面，写下一段后跋，跋中说：“午后，水漫河下暨盐河北一带，河下水深七、八尺……”此后二十余年，到了嘉庆年间，河下人曹镳著的《淮城信今录·张廷杰传》中也曾提及河下，说张“家在郡北郊外，俗呼曰‘河下’云。”可见河下一名原是群众口头俗称，并非官定名称，但这时已逐渐被文人承认而载入书籍了。咸丰年间，李元庚编写《山阳河下园亭记》时，对“河下”二字进行过深入探讨。到了清末，王光伯为河下撰写地志，径直称《河下志》，“河下”二字已名正而言顺，官民咸称了。
为什么叫河下呢？李元庚、王光伯都认真研究过，认为“河”字与黄河有关。黄河夺淮和运河西走以后，河下北据大河天险，西握运道要枢，地处两河之间，故以河下名之。至于为什么叫“下”呢？段朝端在《与王光伯书》中曾与他商讨过。他认为河下与河北是对称的，隔于大河二面，本应称河南才是，但地势北高南低，居民住宅地势愈南愈低，习惯以上下称之，故称河下。据今天的地形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河下这个地名从产生到现在，大约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因为先有黄河，然后才有河下这一名称。而黄河夺淮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的事。宋元以前，由此北望墟落荒凉，弥望皆州渚。它与军事要塞、交通枢纽的末口、北辰堰，同处淮河岸边，紧密相连，随着末口的繁盛而繁盛，甚至在一段时期超过末口。南宋黄河夺淮，末口不能通漕，乔维岳开古沙河（即今老里运河)，河下一度取代末口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大概河下这个名字即在此时开始孕育诞生于居民口头上的。河下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满浦”。周世宗（955—960）伐南唐以后，即于河下建满浦关以通水路，县志有此记载。后又建坝筑闸，更将闸子改为软坝。宋隆兴中（1163—1164)，魏胜与金人打仗，即由此调兵运粮，这事记载于宋嘉定（1208-1224）年间编的县志（嘉定县志已佚，仅见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转引）。在元朝时，山阳县儒学就建在满浦，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入县城。明朝嘉靖年间大学士李春芳上京赶考时，常经过这里，他与吴承恩有过多次交往。
他的《贻安堂文集》中记载了河下这个地方，称这里叫满浦。看来满浦与河下二名，一官一俗曾并行了若干年，满浦后来成为河下一个坊的名字，河下之名便单独存在下来了。
二、河下的兴衰
河下在历史上是很繁荣的，尤以明清时代为最。明初大学士邱浚路过河下时，曾有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河下的繁荣发达，与两件事密切关联：一是漕运，二是淮盐。
所谓漕运，就是水道运输粮食。古代，南北交通，物资交流，全靠大运河。明清两代封建王朝，每年从东南输送四、五百万石粮食及若干方物贡品到北京去，北方的物资又随船传流入南方。淮安处于运河咽喉，掌管漕运事务的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河下处于西湖与大运河之间，为运道必经之地，是淮安的商埠，南北物资均于此集散。商旅辐辏，日臻繁庶。
吴承恩从小就目睹了运河边的繁荣景象。他的《秋兴》诗就记述了这些景象：“淮水风吹万柳斜，高楼飞燕识繁华……日观千樯通贡篚，云旌双郭引清茄。”
明代，在清江浦南边，运河西岸这大片地方，按省设立很多造船厂，工部于此设立抽分司，派官员监造统一的宽底大船。这些船厂造船的物料，大都由河下市场供给。据《淮城信今录》记载，今天河下的竹巷、绳巷、板厂街、钉铁巷、打铜巷、粉章巷等街市，就是因为当年经营这些行业而得名的。当年河下市场当然不仅限于此，还经销本地特产淮红布、绿豆酒、皮鼓、鎏金铜器等。吴承恩的父亲就是在估衣街打铜巷一带经营采缕文榖的。另外， 0一些饮食商店还出售本地产的鲥鱼、鲈鱼，以及后起的文楼蟹黄汤包、鼓楼麻油茶馓。
河下最大的商业是盐业。苏北沿海所产的盐统称淮盐，其产量与质量，均居天下第一。
盐业是国家的专利，老百姓不得随便贩卖，朝廷特派盐运使驻于淮安河下，主管鹾政，并分巡各盐常沿海各地所产之盐，全部运到河北，堆积如山，经抽税后再分运各地销售。明末清初，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商人，纷纷来淮投足盐业，并逐渐定居淮安。到了乾嘉时期，生意鼎盛，商人日益增多，为了联络乡谊，进行商业竞争，他们建立了很多会馆。新安人的会馆在周宣灵王庙同善堂（新安小学旧址)，福建会馆在福建庵（今莲花新村北），镇江会馆在北角楼，山西人的定阳会馆在竹巷，；宁波人的四明会馆在湖嘴街，句容人的江宁会馆在中街，江西会馆在西门外运河边。
清朝末年，河下便日渐衰败。其原因有三：第一、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由山东入海，淮安北边的黄河成为废黄河，失去黄河运输之利。第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津浦铁路筑成，陆运发达了，同时海运条件也具备了，运河漕运不重要了，又失去运河之利。第三、道光初年纲盐改票，各地所产之盐不再运淮批验收税了，河下又失去盐业之利。加上时有战争，商人破产的破产，外流的外流，有些商人携资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办工厂、开银行，成为标准的民族资产阶级了。
河下是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地之一，从明代起这里就孕育着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当年盐业兴盛时，他们专门搬运食盐。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东西相距几二十里。”当纲盐改票时，曾经发生过一次暴动，工人们手中执香，由程工桥至，河下花茶巷，一直闯入盐大使所，点火烧了公署，大使林树保仓惶逃窜，连官印都丢失了。
近代以来，河下一蹶不振，直到解放后才又重新繁荣起来。
三、灿烂的文化
地理位置的优越，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昌盛。河下自古代起，就涌现了许多名人。据说，汉代的文学家枚乘、枚皋父子，唐朝的诗人赵嘏都是河下人。河下至今尚有地名“古枚里”，而赵嘏则自称“家在枚皋旧宅边”。以后历代都有名人在这里诞生、寓居或聚会。
历史记载比较清楚的是明清两代。据《山阳县志》记载，明清两代山阳县举人以上的科举中式者，大约有五分之一出在这块弹丸之地，而且其中还有状元一名、榜眼两名、探花一名，俗话说三鼎甲齐全。从官职来讲，有的人任过翰林、侍郎、尚书，也有人做过皇帝的老师。这些科举功名以及高官厚禄，并不代表这些人有多高文化和才能，但其中确有一批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例如明代的状元沈坤，就住在河下竹巷街，是一位抗倭的民族英雄。后来人们纪念他，在他家附近建了一座状元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被他们拆毁了。大名鼎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住在河下打铜巷，他那部世界人民都爱读的小说就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清初学者阎若璩原住新城，后迁居河卞竹巷街。他治学严谨，著作甚多，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者。乾隆时代的吴玉(扌晋)学识渊博，精于金石考据，著有《金石存》、《别雅》、《山阳志遗》等，他家就在萧湖边上。几乎与他同时的阮葵生。住在河下东头，他的三十卷笔记《茶余客话》，内容广泛，颇有名气，其中关于清初典章制度等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嘉庆年间的曹镳，道光、咸丰时代的李元庚、程钟以及后来的李鸿年、杨玉农、王鸿翔（研荪）、王觐宸(光伯）父子等人，都是河下数得上的文人墨客。
由于商业发达，文人荟萃，因此，河下的三街六市甲第相望，园亭林立。关于河下的园林，历来有吟咏和记载。明代的书籍，如倪启运的《山阳旧事》、冯一蛟的《闲园十二书》等，仅知名，原书已佚。清代的有《山阳志遗》、《茶余客话》、《信今录》、《淮雨丛谈》、《梓里待征录》、《跰(足解)余话》、《河下志》等书，而记载最全的当推李元庚的《山阳河下园亭记》，及其孙李鸿年的《续编》，以及后来人写的《补编》。这三本书共记载了河下园亭112处，其中有吴承恩曾在里面饮酒赋诗的招隐亭，沈坤的状元楼，阎若璩的眷西堂，吴承恩著书室射阳簃，以及若干萧湖名胜。
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经济繁荣，外地的墨客骚人多会于此。明代的王世贞兄弟常来这里，后七子的徐中行来淮必访吴承恩，与之饮酒论文。清初毛大可、顾炎武也经常在这里与淮人唱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就是经淮安人张力臣审完并于此刻印的。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曾两次到这里作客。此外，著名画家郑板桥、金农、清代学者韩梦周、俞樾等人也经常到这里来。
清末，由于商业衰敝，战争频仍，河下昔日之甲第、园亭，现已一椽不存。但是，代之而起是高楼林立，商店、学校、工厂遍布的更加繁荣的一个新河下。
（原载一九八二年七月《淮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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