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河下 / 刘怀玉

一、地名的由来

河下位于淮安城西北三华里,是淮安近城的一大集镇。据现在所知,乾隆年间编纂的《山阳县志》中尚未有河下这个地名。第一个用文字把河下这个地名记载入书的是吴进(1714-1795年),他在他族祖吴山夫所著的《山阳志遗》卷四中,在一段谈明朝淮安大水的文字后面,写下一段后跋,跋中说:“午后,水漫河下暨盐河北一带,河下水深七、八尺……”此后二十余年,到了嘉庆年间,河下人曹镳著的《淮城信今录·张廷杰传》中也曾提及河下,说张“家在郡北郊外,俗呼曰‘河下’云。”可见河下一名原是群众口头俗称,并非官定名称,但这时已逐渐被文人承认而载入书籍了。咸丰年间,李元庚编写《山阳河下园亭记》时,对“河下”二字进行过深入探讨。到了清末,王光伯为河下撰写地志,径直称《河下志》,“河下”二字已名正而言顺,官民咸称了。

为什么叫河下呢?李元庚、王光伯都认真研究过,认为“河”字与黄河有关。黄河夺淮和运河西走以后,河下北据大河天险,西握运道要枢,地处两河之间,故以河下名之。至于为什么叫“下”呢?段朝端在《与王光伯书》中曾与他商讨过。他认为河下与河北是对称的,隔于大河二面,本应称河南才是,但地势北高南低,居民住宅地势愈南愈低,习惯以上下称之,故称河下。据今天的地形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河下这个地名从产生到现在,大约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因为先有黄河,然后才有河下这一名称。而黄河夺淮是南宋绍熙五年(1194)的事。宋元以前,由此北望墟落荒凉,弥望皆州渚。它与军事要塞、交通枢纽的末口、北辰堰,同处淮河岸边,紧密相连,随着末口的繁盛而繁盛,甚至在一段时期超过末口。南宋黄河夺淮,末口不能通漕,乔维岳开古沙河(即今老里运河),河下一度取代末口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大概河下这个名字即在此时开始孕育诞生于居民口头上的。河下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满浦”。周世宗(955—960)伐南唐以后,即于河下建满浦关以通水路,县志有此记载。后又建坝筑闸,更将闸子改为软坝。宋隆兴中(1163—1164),魏胜与金人打仗,即由此调兵运粮,这事记载于宋嘉定(1208-1224)年间编的县志(嘉定县志已佚,仅见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转引)。在元朝时,山阳县儒学就建在满浦,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入县城。明朝嘉靖年间大学士李春芳上京赶考时,常经过这里,他与吴承恩有过多次交往。

他的《贻安堂文集》中记载了河下这个地方,称这里叫满浦。看来满浦与河下二名,一官一俗曾并行了若干年,满浦后来成为河下一个坊的名字,河下之名便单独存在下来了。

二、河下的兴衰

河下在历史上是很繁荣的,尤以明清时代为最。明初大学士邱浚路过河下时,曾有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河下的繁荣发达,与两件事密切关联:一是漕运,二是淮盐。

所谓漕运,就是水道运输粮食。古代,南北交通,物资交流,全靠大运河。明清两代封建王朝,每年从东南输送四、五百万石粮食及若干方物贡品到北京去,北方的物资又随船传流入南方。淮安处于运河咽喉,掌管漕运事务的总督衙门就设在淮安。河下处于西湖与大运河之间,为运道必经之地,是淮安的商埠,南北物资均于此集散。商旅辐辏,日臻繁庶。

吴承恩从小就目睹了运河边的繁荣景象。他的《秋兴》诗就记述了这些景象:“淮水风吹万柳斜,高楼飞燕识繁华……日观千樯通贡篚,云旌双郭引清茄。”

明代,在清江浦南边,运河西岸这大片地方,按省设立很多造船厂,工部于此设立抽分司,派官员监造统一的宽底大船。这些船厂造船的物料,大都由河下市场供给。据《淮城信今录》记载,今天河下的竹巷、绳巷、板厂街、钉铁巷、打铜巷、粉章巷等街市,就是因为当年经营这些行业而得名的。当年河下市场当然不仅限于此,还经销本地特产淮红布、绿豆酒、皮鼓、鎏金铜器等。吴承恩的父亲就是在估衣街打铜巷一带经营采缕文榖的。另外, 0一些饮食商店还出售本地产的鲥鱼、鲈鱼,以及后起的文楼蟹黄汤包、鼓楼麻油茶馓。

河下最大的商业是盐业。苏北沿海所产的盐统称淮盐,其产量与质量,均居天下第一。

盐业是国家的专利,老百姓不得随便贩卖,朝廷特派盐运使驻于淮安河下,主管鹾政,并分巡各盐常沿海各地所产之盐,全部运到河北,堆积如山,经抽税后再分运各地销售。明末清初,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商人,纷纷来淮投足盐业,并逐渐定居淮安。到了乾嘉时期,生意鼎盛,商人日益增多,为了联络乡谊,进行商业竞争,他们建立了很多会馆。新安人的会馆在周宣灵王庙同善堂(新安小学旧址),福建会馆在福建庵(今莲花新村北),镇江会馆在北角楼,山西人的定阳会馆在竹巷,;宁波人的四明会馆在湖嘴街,句容人的江宁会馆在中街,江西会馆在西门外运河边。

清朝末年,河下便日渐衰败。其原因有三:第一、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由山东入海,淮安北边的黄河成为废黄河,失去黄河运输之利。第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津浦铁路筑成,陆运发达了,同时海运条件也具备了,运河漕运不重要了,又失去运河之利。第三、道光初年纲盐改票,各地所产之盐不再运淮批验收税了,河下又失去盐业之利。加上时有战争,商人破产的破产,外流的外流,有些商人携资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办工厂、开银行,成为标准的民族资产阶级了。

河下是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地之一,从明代起这里就孕育着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当年盐业兴盛时,他们专门搬运食盐。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东西相距几二十里。”当纲盐改票时,曾经发生过一次暴动,工人们手中执香,由程工桥至,河下花茶巷,一直闯入盐大使所,点火烧了公署,大使林树保仓惶逃窜,连官印都丢失了。

近代以来,河下一蹶不振,直到解放后才又重新繁荣起来。

三、灿烂的文化

地理位置的优越,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昌盛。河下自古代起,就涌现了许多名人。据说,汉代的文学家枚乘、枚皋父子,唐朝的诗人赵嘏都是河下人。河下至今尚有地名“古枚里”,而赵嘏则自称“家在枚皋旧宅边”。以后历代都有名人在这里诞生、寓居或聚会。

历史记载比较清楚的是明清两代。据《山阳县志》记载,明清两代山阳县举人以上的科举中式者,大约有五分之一出在这块弹丸之地,而且其中还有状元一名、榜眼两名、探花一名,俗话说三鼎甲齐全。从官职来讲,有的人任过翰林、侍郎、尚书,也有人做过皇帝的老师。这些科举功名以及高官厚禄,并不代表这些人有多高文化和才能,但其中确有一批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例如明代的状元沈坤,就住在河下竹巷街,是一位抗倭的民族英雄。后来人们纪念他,在他家附近建了一座状元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被他们拆毁了。大名鼎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住在河下打铜巷,他那部世界人民都爱读的小说就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清初学者阎若璩原住新城,后迁居河卞竹巷街。他治学严谨,著作甚多,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者。乾隆时代的吴玉(扌晋)学识渊博,精于金石考据,著有《金石存》、《别雅》、《山阳志遗》等,他家就在萧湖边上。几乎与他同时的阮葵生。住在河下东头,他的三十卷笔记《茶余客话》,内容广泛,颇有名气,其中关于清初典章制度等记载,很有史料价值。嘉庆年间的曹镳,道光、咸丰时代的李元庚、程钟以及后来的李鸿年、杨玉农、王鸿翔(研荪)、王觐宸(光伯)父子等人,都是河下数得上的文人墨客。

由于商业发达,文人荟萃,因此,河下的三街六市甲第相望,园亭林立。关于河下的园林,历来有吟咏和记载。明代的书籍,如倪启运的《山阳旧事》、冯一蛟的《闲园十二书》等,仅知名,原书已佚。清代的有《山阳志遗》、《茶余客话》、《信今录》、《淮雨丛谈》、《梓里待征录》、《跰(足解)余话》、《河下志》等书,而记载最全的当推李元庚的《山阳河下园亭记》,及其孙李鸿年的《续编》,以及后来人写的《补编》。这三本书共记载了河下园亭112处,其中有吴承恩曾在里面饮酒赋诗的招隐亭,沈坤的状元楼,阎若璩的眷西堂,吴承恩著书室射阳簃,以及若干萧湖名胜。

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经济繁荣,外地的墨客骚人多会于此。明代的王世贞兄弟常来这里,后七子的徐中行来淮必访吴承恩,与之饮酒论文。清初毛大可、顾炎武也经常在这里与淮人唱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就是经淮安人张力臣审完并于此刻印的。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曾两次到这里作客。此外,著名画家郑板桥、金农、清代学者韩梦周、俞樾等人也经常到这里来。

清末,由于商业衰敝,战争频仍,河下昔日之甲第、园亭,现已一椽不存。但是,代之而起是高楼林立,商店、学校、工厂遍布的更加繁荣的一个新河下。

(原载一九八二年七月《淮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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