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卢寿康先生 / 卢英华

我的父亲卢寿康先生 / 卢英华

我的父亲卢寿康先生（1890—1978），字颂衢，江苏淮安人。一生从事银行会计工作。1930年取得国民党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孔祥熙发给的第133号会计师证书。抗战期间，加入天津市会计师公会，被选为理监事。在旧中国金融界中，父亲只是普通一员。他一生勤劳正直、能够跟随时代前进。他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平凡事迹，确实值得后人学习。现在我将我所知的点滴写出来，作为对父亲的缅怀和纪念。

在清代，我家原属汉军旗，后清廷允许汉军旗人可以申请出旗。祖上不愿享受旗人编制的待遇，乃毅然申请出旗。我的曾祖辈原在淮安关供职。曾祖父卢紫湘在清光绪年间做过淮安关文案（相当于现在秘书长之职），伯祖卢筱香在关署当过书记员，叔祖卢郁文也曾在关上工作过。他们都以读书治学为志趣，为官清廉，不谙官场逢迎恶习，两袖清风，后弃官从商，借以维持生活。从我的祖父起，我家于淮盐集散地的淮阴西坝镇开设“永隆源盐栈”，经办盐务。当时我家开设的盐栈居镇上十八家盐栈之首。祖父弃世时，父亲年甫十岁。盐务由两伯父经营。祖父临终嘱咐我父亲，一定要好好读书，继承祖业。当时清政府已废科举，兴学堂，父亲读完高小到南京考入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谈荔荪先生担任该校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谈亦淮安人）。毕业后，又考入上海吴淞私立中国公学商业科继续攻读，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19年入徐州平市官钱局任记帐员。1923年，父亲以师生关系进入了吾乡金融界泰斗谈荔荪先生创办的私营大陆银行北京总行

工作，以成绩卓著，深得老师谈总经理的嘉许。

1924年，父亲从北京总行调到济南分行任总帐。“大陆”一向把总帐一职，视为关键性职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人，等于是办公室总负责人，上对经理直至总管理处负责，下统全体职工，并负责培养青年练习生学习银行业务，等同其他银行会计主任之职。父亲在大陆银行工作三十余年，始终未离开总帐岗位，足见领导对他信任之深。

1928年，济南爆发“五•三惨案”。日军突然占领济南商埠，并在市区设置街垒、电网、岗哨，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路上断绝行人。各商店、住户大门紧闭，不许出入。当时父亲正赴一友人宴会。饭未毕，戒严开始，他就被关在这家院内，几天不得出门。院内共有大小数十人口，日常用水须到百米外一口水井中汲取。因为不能开门，无法取水。各家存水又无多，起初还可勉强维持，后竟滴水皆无，数十口人坐以待毙。父亲仗义挺身而出，门前正好站着一名日本士兵，父亲乃书写一卡片，由门缝递出，说明院内所住全是老百姓。现已缺水多时，全院大小数十口人，即将干渴而死，请他准许开门到附近水井取水。这个日本士兵起初还不同意。父亲索性开门与之交涉，强调维护人道主义，也是国际公法所允许，并请对门一日本商人作翻译，经征得该士兵同意，于是院内大人小孩纷纷携带盛水的工具，迅往取水。父亲乃趁此机会说明本人系大陆银行职员，滞留院內好几天，请准许回行。复得该士兵同意，并由他写了一张小纸片权当通行证。

父亲即手持此片，大步流星返回行中。就在这天晚上，一小队日军约十余人，突然闯进行中搜索，个个手执武器，杀气腾腾。这时行中除父亲一人留守外，只有门卫及厨师等数人，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在。日军来后，指令父亲打开保险柜，父亲明知柜中藏有大量银元、钞票、帐册等非常重要的财物，无论如何不能开，于是情急智生，告以没有钥匙。日军即用枪口堵住父亲胸膛。当时父亲想：即使他开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为他们开柜。日军见父亲无所畏惧，也就深信不疑是没有钥匙了，就用枪托连捣几下铁柜，但铁柜很坚固，捣不开。另一士兵发现一个黑色小匣，用手一摇，里面发出响声，于是几个士兵又用枪口对准父亲。父亲说：“这个，我可以开给你们看。”开后，他们见是一些木头图章，又翻腾了一会，毫无所得，才怏怏而去。

山东问题解决后，日本撤军，大陆银行又在青岛设分行，派父亲前往青岛任总帐。父亲除管理行中存款、放款业务外，还负责国际汇兑、抵押、保险箱等全部银行业务。父亲办公桌上放着三部电话，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劳累过度，患了痔漏便血，十分严重，身体很虚弱，不得已卧病在家。行中两位帮帐，还时常来我家，于病榻前向父亲问这问那，搞清有关问题。直到1963年，由一朝鲜籍医生为之洽疗，病才基本痊愈。

1929年，我才十二岁。母亲携带我姊妹二人由家乡避匪患到青岛与父亲团聚。只见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要到深夜才回来。尤其是到了每月二十一日即月底结帐日，总是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一步走回来。他常常讲：“会计帐目，来不得半点错差，有多必有少，有少必有多，万万不能含糊。”现在银行计息多为单利息，又有利息表可供査对，非常方便。那时全为复利息即利滚利，算盘珠子滴滴嗒嗒不能有一点疏忽。他每天都要做到各部分帐目分毫不差，才收拾下班。

有一天，忽然刮起十二级大风，狂风与松涛、海啸汇成雷鸣轰响。他下班独自一人步行回家，路过铁路天桥时，差点被大风吹落到桥下去。到了家门口，因风声太大，我和母亲守候到半夜，竟没有听到叩门声。他彳亍多时，最后迂回到后院，觅一长竹竿敲打窗户玻璃，我们才闻声前去开门。母亲埋怨他为什么不早点回来，他说：“有一个传票生出了差错，大家只得一起找帐，直到弄对了才离开。”

1937年5月，父亲又被调往天津，任大陆银行仓库主任，后升天津分行襄理兼大胡同支行、小白楼支行经理。

父亲对待本职工作，一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大公无私，数十年如一日，虽然一辈子经手银钱帐目，没有一分差错，没有一毫私弊。如有往来客户请客送礼，妄图通过私人关系获取便利，父亲都是坚决拒绝。他常对我们讲：“我决不受贿徇私。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我丝毫不沾，做事硬气。怎样对行方有利，我怎样干；决不做损公肥己的事。”记得在青岛分行时，行址设在河南路租赁的一幢房子里，比较狭小。后来青岛市政府将市中心区的四方公园改辟为银行区。大陆银行拈得中山路最繁华的地段，自盖大楼。营造厂负责人和工程师都劝父亲另觅一小块地皮，自建一幢小别墅，他们愿意效劳与优惠。父亲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行中盖房子，我个人也在这时候盖，这样公私怎么分得清。”遂婉言谢绝。

父亲对待工作从来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记得我们刚由青岛搬到天津时，暂住在“大陆”仓库后楼宿舍内。一天放学时，只见路人纷纷往河沿跑，说是“大陆”仓库失火了。我们一听“仓库”二字，神经立刻紧张起来：仓库失火！爸爸怎样了？妈妈呢？我和妹妹也跟着大伙往家奔。到家一看，火已基本扑灭。许多衣衫被火烧焦的工人，把一包一包的棉花从库房里扛到对面平台上，有的包仍在冒着烟。妈妈痴呆呆地伫立在窗前凝神瞭望，爸爸却和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人在现场前前后后的忙着。天色将晚，火势完全熄灭了。所有烧焦的、半烧焦的棉花包全弄出来了。父亲才喘了口气，回来吃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母亲急急忙忙询问损失情况怎么样？父亲说：“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这批货早上一开门才送来，幸亏我当时就填了保单，派人送太平保险公司。送单人刚回来没一小时，就着起火来。太平已派人来察看了，库内线路无问题，别的货物全无恙，可能是棉花包有问题，而我保足了险，有保险公司赔偿，行里损失不大。”如若货物进库，保险没有跟上，一旦发生问题，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这就是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处。

父亲为了招揽业务，很喜欢代人办理储蓄事宜。我的一位同学有五百元钱交父亲代存银行生息。父亲为她开定期存单，到期后又转期，由于利息结算有尾数，再存时，父亲就自己掏钱为她凑成整数存入。几年过来交还她时，已有两千余元了。另有一位同学一天晚上来我家，将一包散乱的钱票交父亲带到行里去存。父亲当晚将钱一一整理，用纸包好，准备第二天带出去。不巧自家包车出了毛病，只好叫了一辆散车，下车时忘了拿手提包了，竟将这笔款子丢失。父亲立即向行里一位同事借了钱，如数当日为她存上，为数虽然不多，而父亲却不得不节衣缩食归还这笔借款。

父亲不但对朋友讲信用，诚恳待人，在家里也是处处为子女树立良好的典范。父亲与母亲共同生活六十年，他们相敬如宾，体贴入微。自我懂事以来，没有见到父母亲有过面红耳赤的争执，更别说是吵闹了。母亲共生子女四人，两兄先后夭折，妹妹于抗日战争中患暴发性肺病，因无特效药而病故，最后只得我一个女儿。在旧社会，人们的子嗣观念比较强。母亲多次劝父亲纳妾求子，父亲坚决不同意，认为男女一样，他竭力培养我大学毕业。父亲认为教育子女使之能自立谋生，比留给子女家财万贯实际。父亲兄弟三人，两兄嫂在故乡，因淮盐改票，家道中落，盐站久已停业，均由父亲瞻养。二伯父之子澄华自幼随父亲外出读书。父亲在上海吴淞读书时，还要照管在南京中大农学院上学的侄儿，以后澄华结婚费用，均由父亲资助。抗日战争中，澄华随农学院迁往重庆，毕业后留校工作，其妻子及三个女儿住在淮阴西坝老家，其时邮汇不通，澄华无法寄钱回家，亦由父亲设法接济她们母女的生活费用。父亲对其他亲戚族人也都尽力之所及予以关注和支持，而自奉却非常节俭。

父亲退休后，还主动为街道服务。六十年代初，正当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虽然年逾古稀，还为双职工扛送粮食。有时大批领来，按户或按人分发，分到最后有时不够数了，父亲便将自家一份补上；或者分了半天，倒给自家一份分没了。为此邻里对老人这种先人后己的风格，更加尊敬。那时牛奶供应很紧张，必须按时到奶站去取。有的人家去晚了，奶已告罄，父亲听说是乳婴，便将自己一份主动让出。他说：“大人不喝牛奶，还可吃别的东西，婴儿不吃奶怎行呢？！”

五十年代中后期，小学一度不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入学的需要，不少学校不得已采用半日制，即半日到校学习，半日在家按地区分成若干小组自学，我的几个孩子所在各班小组，差不多都设在我们家中，爷爷成为当然的家庭辅导员，有时同时有两个小组活动，爷爷总是耐心辅导，解疑答难，从不厌烦，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和自家的孩子一样。

父亲一贯遵纪守法。他早在1930年就取得了会计师证书。但是由于行中不许可职工兼营副业，所以他从来没有接受外面委托的会计业务。偶尔有人请他帮忙，他也是尽义务，决不收取任何酬劳。

父亲退休后，终日在家无事，除为街道服务外，也帮助母亲搞点家务，教育外孙男女，一有闲暇，就读书看报，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平日从书本或报刊上发现疑难宇句，就査阅工具书，再用一张张小纸片记下来；发现新颖的知识，也是这样。日积月累，内容多了，就成了一本“知识集锦”。母亲死后，他形单影只，很是孤寂，曾写了几首怀念母亲的诗。现录其中的一首：

幼涛先我逝，火化而登仙。
留我单身在，辛酸不堪言。
梦中偶相见，瞬息赋离歌。
难诉衷肠曲，依依不忍别。

父亲就读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是一位华侨创办的。这位创办人曾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叙述他创办该校的爱国初衷。每逢该校的建校纪念日，校长王敬芳先生就将这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以深厚的感情向全校师生朗读一遍。字里行间充满了痛斥清末朝政腐败，外侮日深以及海外侨胞茹苦含辛创业的艰难，备受帝国主义凌辱与欺压的痛苦，激励师生敌忾同仇，奋发图强，湔雪国耻，振兴中华。父亲深受爱国主义教育，面对旧社会的黑暗腐朽，深恶痛绝，尤其是身经“五•三”慘案与八年抗战之痛苦，对新中国光明兴旺，无比振奋。他拥护人民政府，相信共产党。当我国卫星、氢弹发射成功，他欢欣鼓舞，作诗抒怀：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革命路线，大放光芒。
中华儿女，展翅翱翔。
万众欢腾，工农大上。
军民团结，国防坚强。
天上地下，科技精良。
卫星上天，如期返航。
“一穷二白”，早已变样。

我的爱人赵晋深原在天津对外贸易局工作，1970年，他被批准下放农村劳动，由于我和我的父母一直住在一起，在“一人下放，带动全家”的口号下，全家被安置在南郊葛沽落户。当时父亲虽届耄耋之年，远离市区，远离亲友，生活上既寂寞，又有许多不便，但父亲安之若素，没有一句怨言。他常常写诗自娱：

晚年徙居到农村，门垂碧柳似陶潜。
茅屋数椽风雨避，晨暾红日照堂前。

父亲一生公正不阿、廉洁自励，一尘不染为全行同仁所钦佩。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天津私营十八家银行的经、副、襄理（即资方代理人）集中学习，审查过关，俗称打“老虎。”对于父亲的问题，经过内查外调，很快就一清二楚，第一个过了“关”。这一年正值父亲在行中工作三十年，年满六十岁，照章可以退休，当时行方提出两个方案：一是领一笔钱，脱离组织关系；一是退休领取养老金，直至终老。那时全国解放不久，许多人劝父亲拿一大笔钱可以做生意，但是父亲相信党、相信政府，决定领取养老金使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纵观父亲一生，虽然没有做出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是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平凡的本职工作。也正是从日常生活一些平凡的事例中，体现了他的思想、性格和品质。1978年4月20日下午6时许，他猝患脑溢血，半小时后即失去知觉，经抢救无效，延续十余小时就默默地逝去，享年八十八岁。附近乡邻纷纷送来—束束苍松翠柏陈放在灵前，以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