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城忆旧续篇(之一) / 徐行

蒙故乡报纸发表了我的几段忆旧小文,据说还有人看。现应编者之约续寄三段。辛勤耕耘爱生如子旧淮城教育很落后。城区在抗战前仅有三所小学、一所仅有初中的县立中学和一所有高中但班级很少的省立中学,全部学生大概只有二千多人。

教师待遇菲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穿到周身泛红,眼镜脚坏了用细绳绑着,自比“高级佣人”,谁肯在学生身上用心思?然而就在这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也有几位老园丁,辛勤耕耘,爱生如子。我在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孙梓峰先生就十分突出。他那时约摸已四千来岁,瘦高个子,目光炯炯。他教语文十分认真,碰上生字就写出模样相近的教我们辨认,再歹11出有关词组让我们学用;谁的作文好,他当堂朗读分析。他对学生品行修养也很注意,经常观察我们的课外活动。有一次,我和同学打架,还随口骂了人。孙老师很米火,把我喊到办公室狠训了一通,又倒抓起鸡毛掸帚在我头上敲了一下,说我再不学好要变小流氓。我当时感到奇耻大辱,但从此不敢再打架、骂人了。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本飞机经常空袭两淮,低飞掠过城楼,那叫声很怕人。每逢此时,孙老师便先帮学生掩蔽好——其实不过躲在大树旁或钻进课桌下,他自己全神观察,巡回检查。不久,徐州不保,两淮吃紧,学校决定解散。孙老师脸色铁青,心情沉重。我清楚记得上那最后一课时,他教的课文便是他特地选印出来的上一世纪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我记得孙老师也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孩子们,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要踏进我们的故乡了,你们就要读不成书了。你们千万要争气,一辈子也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立志爱国、卫国、报国啊!”他流下了眼泪,我们也跟着低声啜泣。孙老师就这样在我们幼小心灵上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使我们终生不忘。像他这样的好老师到解放后自然时来运转。五十年代初期,我听说他还在南京教小学,已当上模范。

古城文物多

我的母校文庙小学是原淮安府孔庙和科举考场,亦称府学。我记得庙前有宽阔的泮池、高耸的牌楼和光滑的石板路;庙内殿堂辉煌,松柏参天,小桥流水,别有洞天;庙东巷子里有魁星阁凌空而起;庙后还有可坐千人的大考场——这后两样建筑那时已门去窗毁,仅剩空壳了。我小时仅感到文庙非常大,三四百学生仅占用了一小部份。多年来看过几十处孔庙才深感故乡文庙宏伟精美——尽管曲阜的孔庙、孔府比它大好多倍,但论做工却不相上下。

我又联想起那顶上可跑马、四门有高楼的古淮城城墙。在我的印象中,它似乎仅次于南京、西安的古城(这两地城墙均有保留);那独树东南的龙光阁,几里外便可遥见阁顶;还有那画栋雕粱的湖心寺,又以荤式素菜驰名,以及那庞大森严的东岳庙,年年五月盛大庙会简直是一场文艺检阅……这些优秀文物不愧为吾淮骄傲,多年来常引我神思梦驰啊!

这些建筑原来全为剥削阶级服务,比如湖心寺就是为乾隆下江南赶造的。但它们毕竟标志着一代文化艺术水平,凝聚着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举一个小例子吧:东岳庙内曾有一处“值班房”,恭恭敬敬地立着几百个旧公差模样的塑像,每一个像上都标有姓名。这些塑像无疑是艺术珍品,可供艺术家们借鉴。

听说故乡已开放为旅游点,整修了总理故居,又重建吴承恩故居,还重建勺湖为公园,真令人高兴。但我仍担心,仅有这几处如何能使慕名而去者流连忘返?窃以为故乡父老尤其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对此应有战略眼光,长远规划,能重建者如龙光阁就要考虑复旧(模样到色彩都要像旧的。武汉不是为黄鹤楼复旧了么!);该退厂(院)还庙的也要下决心让出地方(上海不是恢复徐家汇天主堂和静安寺了么)。往更远处想,还应当考虑建立新的名胜。

跳梁小丑

我十五岁前在沦陷了的淮安城生活过三年,“准亡国奴”的滋味还点点滴滴在心头!当时,人们进出城门要向日本侵略军鞠躬敬礼。不少爱国青年忍受不了这奇耻大辱,便愤然下乡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而一帮汉奸走狗却认贼作父,粉墨登场,骑在本国人头上作威作福。我起先曾随家逃难去流均沟边上的马家铺(那时属盐城县)。一天下午突遭日寇炮火袭击两个多小时,三百来户人家的村庄顿时一片火海。后来才知道领路的是当时淮安县“维持会会长”、敌伪第一任县长(那时还叫“县知事”)、大流氓沙贵章。还有保安队长高必发,本来就是大土匪,此时戴上了少校肩章,进出坐自备的黄包车,后面还跟着三四个带盒子枪的卫兵。最可鄙、可笑的是这帮汉奸沐猴而冠,还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每当新官上任时,总要强迫百姓送银盾、锦旗乃至“万民伞”,吹吹打打招摇过市。实际上这都是镇保长奉命捧场,挨门逐户收“礼捐”搞起的把戏。

我于是懂得:哪怕国破家亡,人民鲜血成河,照样会有野心分子趁火打劫,喝血起家。小丑跳梁毕竟跳不了几天,但可能作出的祸害却不可低估。做外国占领者的奴隶固然难熬,当本国小丑暴发户的臣民也不好受啊!由此我想到:当前,社会上的各种小丑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其骗术更为“巧妙”,更容易使人上当罢了。最近,笔者在上海采访一起诈骗大案,感受颇深。

犯罪分子周文龙(淮安县溪河乡服装厂“供销科长”)在一年之内行骗于九个省市的二十多个单位,诈骗金额高达二十万元,已被上海市宝山县政法部门逮捕。尽管这个只有四十多名职工的小厂并没有供销科,但周文龙的工作证上却写着“供销科长”字样。该厂还让周文龙随身携带空白介绍信和合同书四出活动,以致一些单位受骗上当。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写到这里,我猛然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话,抄下来转赠给我的故乡父老兄弟们吧:“人民,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作者原为《民主与法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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