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城忆旧 / 徐行

石相公

相公本来是尊称宰相或年轻少爷的,但在抗日战争前的淮城,也用来称呼店员一一不过比较轻蔑,不如师傅二字还略含敬意。

我家开有三爿店,相公曾多达二、三十。日本鬼子一打来,主人仓皇下乡逃难,店铺立即都关了门,各委托一名信得过的相公看管。酱园留交给一位五十来岁的老石相公。三叔祖许以重金,要老石全家搬去店里,也给他们备足了柴米油盐。老石发誓不负主人厚望,决心与店共存亡。酱园后来在敌伪统治下半开门卖陈货,老石又忠心耿耿,卖得的钱悉数归主。

几年后,主人返城,老石一家默默搬回东城脚跟下的小茅草房。老石不久便因病去世,大儿子小石得蒙照顾进店当了小相公。工资微薄,无法瞻养老母幼弟,他的老母便曰日徒步跑清江,贩香烟混日子。

不幸小石又患上了那时不治的痔瘘症,贫病交加,坐立不安。三叔祖不肯收容这病人,当即要他卷铺盖回家了。小石于是扶病在南门外小吊桥口(敌伪时淮城仅有这点商业区)摆个小摊子,零售他母亲背回的香烟。他人越变越瘦,烟越卖越少,不久便一命呜呼,死时还未满三十!

记得他的老母幼弟曾向三叔祖哭诉求救,三叔祖双手一摊说:“这是命啊!我能救急也救不了穷呀!”

更不幸的是死了一个还带走一个:小石幼时便由父亲作主,和河西一家农民的女儿订了婚,因为既穷又病,一直成不了亲。那姑娘听说未婚夫已夭亡,一根麻绳悬树自杀了。时人称为“望门寡殉夫”。三叔祖曾称赞这是“难得的贞节”。

记得淮安城里原来有好几处贞节石牌坊,有的还做得挺考究。我幼小时也曾对那些受表彰的妇女颇怀敬意,至此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大石头下面埋压着多少不幸妇女的血和泪呀!

张哭娘

旧淮安城区仅有二万多人口,但寺庙庵观多而且大,社会上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样样皆有。这大概因为淮安曾设有漕运总督、府、县三级官衙,遗老遗少甚多,鬼神衙门也相应重重叠叠了。我记事时,中华民国虽已二十来年,满清封建遗风却还随处可见。几位老绅士拖着长辫,出门坐轿,逢大典还要穿上前清的官服。河下镇有位王老先生,字写得很不错,落款自称“逊清进士臣王××”。中年妇女中也有三寸金莲的,大多数是缠过又放开的“文明脚”。

封建遗迹特别表露在红白喜事上。地主分子闲得无聊,便日日讲排场、忙应酬。尽管家里从来没人中过举或做过官,办喜寿丧事不妨用大字告示在门前自吹自擂是X X进士X X知府的后裔,好在清朝早已被打倒,不会有人来查究了。城里还有好几家“执事”行,备有红蓝呢绣花官轿和绣有龙凤的棺帔供租用;再排场一点的还可租用全套前清官衙的仪仗,包括各色龙旗、刀斧戟矛等古代武器以及“肃静”、“回避”虎头木牌,雇一些穷苦人家孩子扛着,吹吹打打,招摇过市,那盛况真如东岳庙里出庙会哩!

应运而生的便有一种奇妙的职业——哭娘。大户人家特别讲究孝道,若有客来吊丧,就得有号哭声从棺材旁传去灵堂。老爷太太们正在为争遗产在后房里吵闹不休,谁有心思去哭?又哪里哭得出?于是请哭娘代哭——这倒也要有点功夫:哭得凄凄惨惨,抑扬顿挫,但脸上却不见半点泪痕,比京戏里的掩面而“泣”难多了。

我老家每年都得死个把人,常来当哭娘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姓张的妇女。

据说她死了父母、公婆和丈夫,又绝了子孙后代,人们都说她生来“白虎命”,嫁人、帮佣都没人敢要,只好靠代哭来混口饭吃。老爷、太太们见到她要远避三舍,她自己也把自己看作不祥之物,不敢和谁搭讪。

这一切自然还是抗日战争前旧淮安城的繁荣盛况!日本鬼子侵占了城区,四乡农民又跟着共产党闹起了革命,地主们便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依附于他们为生的人,也各奔山头,另寻活路。那位张哭娘无路可走,只好像祥林嫂一样沿街乞讨,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几个小人物并没有完全白死,正是他们的悲惨遭遇激起一代代青年人(包括我们这样出身地主家庭的小知识分子)的满腔义愤,总觉得这人吃人的社会一定要推翻,决心投身革命,跟着共产党,为中国也为故乡找寻一条出路,这便是我们今天还在继续开拓前进着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作者原为《民主与法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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