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逼租碑 / 崔学元　刘怀玉

清代乾隆以来，淮安农村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可耕之地多为地主所有，绝大多数农民都是依靠佃种地主土地维持生活。淮安当时地处通京大道，水陆交通方便，加之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许多外藉官僚在卸任后往往选择淮城作为定居之所，以便优游林下。还有一批盐商巨贾来淮经营盐务。他们购置房产，收买田庄，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其后代便是四体不勤，只图享乐的地主，以致淮城公馆棋布，地主成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城。

当年淮安的习惯，凡佃种土地，夏收归佃户，秋收归业主。嘉、道间，黄淮泛滥，水旱、蝗灾频繁，农作物经常失收。这时，农民生活已无着落，更无粮交租。对于业主来说，地租收入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民无租可交或少交，他们的生活也就受到影响，于是，逃租、催租、逼租等案件就不断发生。地主士绅们为了保证能够收到租，就联合起来，夸大、歪曲事实，向官府提起诉讼，希望能由官府出面，发布布告，让佃户按“揽纸”即契约交租，这就是山阳逼租碑产生的背景。由官府发布告示，要求佃户按约交租已有先例。乾隆五十三年（1788），江苏各地陆续发生抗租案件，后由江宁布政司发布了《江南征租行牌》。山阳逼租碑的产生，首倡者是山阳举人李秉恭。李氏字渠安，号滋圃，住院东街（即今镇淮楼东路）。李氏由盐业起家，明代后期从山西迁淮，成了淮安的大地主。他家可算是书香门第：他父亲、祖父及三个儿子均是秀才，曾祖父李时震是顺治年间的进士，官内阁中书。至于旁系中有“功名”者就更多了，而且每人均有著作，如李秉恭就有《步云书屋存稿》、《集经偶存》等。地方志载，李秉恭“性至孝友”、“勇于赴义”，“《淮山肄雅录》、《两庠题名碑》皆捐资刊行”。在嘉庆中他七十多岁时，他想仿照乾隆五十三年《江南征租行牌》的“规条章程”，写了一个呈文请官府申详立案，但呈子刚送上不久就死了，事情便搁了下来。又过了十多年，到了道光四年（1804），、洪泽湖决堤，淮扬二府人民“几为鱼鳖”。大学士汪廷珍为钦差大臣来淮查办，两江总督孙玉庭被撤职，河道总督张文浩遣戍新疆。官僚们虽查办了，而人民生活困难仍无法解决，地租矛盾更加突出。这时山阳县来了一位谭知县，李秉慕的儿子李程儒便联合了一批中层地主士绅（大的官僚士绅不便出面，只在后台指挥），于道光六年十一月联名呈请山阳县立碑“晓谕”乡民按约交租。共有十个人，他们是：

陈曦：（1779－?）字杰民、喆民、旭岑，道光元年举人，是丁晏的姑父。陈氏也是淮安代有名的地主世家；

马乔年：（1768－?）字舄飞，号小晋，乾隆恩贡生，“钦旌孝子”；许汝衡：（1794－?）字少权，号莘农，道光五年拔贡，清末段朝端的祖姑父；

李程儒：李秉恭的三儿子，字涧东，为韦墉岳父。史载云；“性嗜书，家饶于资，购书至数千卷，寒署听夕披读无间”，著《书画阁诗钞》二卷；

丁晨：（1779－1834）字曙轩，号云涛，嘉庆11年秀才，与丁晏兄弟行，与王履亨、杨启恕儿女亲家；

许联甲：字孚万，廪生，选怀远县教谕；

丁昙：（1806－1853）道光廪生，字御青，号冠云，与丁晏兄弟行，何其杰岳父，著《绮园诗稿》）；

王潜：字渔门，增生，居西门，田在石塘，曾居石塘二十年。著《绿荫山房诗存》；

范廷桂：（1794－?）字古香，号秀岩，是《淮壖小记》作者范以煦的父亲；

张清源：字镒渠，道光四年秀才。

这些地主阶级的代表将呈文送上以后，山阳知县立即层层上报，不久，淮安知府富斌、淮扬道员邹锡停、江苏按察使觉罗庆、江宁布政使张某、江苏巡抚陶澍、两江总督琦善等均有批示。山阳知县谭霖批云：“佃户欠租图赖各弊，自系情真理确。所议章程，亦属因地制宜。”其他各级批示不外同意颁行之类意见。嗣后，淮安府、山阳县又命李程儒撰写碑文稿和设计碑式，李程儒立即撰写了碑文，全文如下：

特授江南淮安府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富，为严禁恶佃架命抬诈，霸田抗租，以严国法，以安民业事。
据山阳县知县谭霖详称，据举人陈曦、恩贡马乔年、拔贡许汝衡、职贡李程儒、附贡丁晨、廪生许联甲、丁昙、增生王潜、附生范廷桂、张清源呈称：江北业治田产，均系招佃耕种。麦归佃收，业户专待秋成，照揽收租，情理兼尽。每有不肖佃户，揽田到手，或私给他人顶种得价，或指田借债将租偿还，或以碎糁挜交，勒揹未遂，泥门远逃，或借称水旱，唆讼逞刁，或欺逼孀孤，霸田背稻，或业户催租，胆敢唆妇拚闹，架命图赖，甚至亲老疾笃，弄假成真。种种不法，不惟田业不能相安，更于风化大有关系。捧呈前督宪乾隆五十三年通行江南征租规条，仿照章程，因地制宜，请详勒石，永垂久远，等情到府。当经据情通详。兹奉督、抚二宪暨各宪批示饬遵。并奉迢道宪邹批，如详立案，即饬山阳县照所议规条勒石永禁，等因到府。合亟示禁。为此，示仰县属军民农佃　及乡保人等知悉：嗣后倘有不法佃户仍蹈前辙，一经业户呈控，定即严拿，照依详定规条，从重惩办，按律治罪，决不宽贷。尔等农佃，慎勿以身试法，致于罪戾，须至碑者。
计开详定规条
一、恶佃。岁包租稻，自应照依佃纸，扫数全完。乃敢意存吞吸，见业催讨，或唆悍妻拚闹，或架病亲寻尽，坑陷业户，及一切服卤、服毒、自缢等项，以致弄假成真，遂尔心生抬诈，闹成巨案。如此恶习，天人共愤，律法难容。应将该佃照依架命图赖，从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
一、奸佃。揽田到手，贪图得钱，私将承种业户田亩盗卖盗典。并私押他人顶种，或预借私债，指实秋收偿还。乃至秋成，擅将业户租稻归偿债欠，转致业户失所，实堪发指。应将该佃并私行顶种者一并提案，治以侵盗、侵吞之罪，仍押将租数完全，退田出庄，毋许恃强霸种。
一、顽佃。春麦收获，已入己囊，及至秋稻成熟，先行收割，拐去业户租籽，泥门脱逃，使业户束手向隅，控追莫获，深堪痛恨。以后遇有此等顽佃，即严饬乡地保人限交，照依拐骗，将稻作银，计赃科罪。
一、强佃。领田耕种，每思播弄业户滋讼。遇旱年则筑坝以蓄水，既令己田充足，并可偷卖得钱；遇水年则放水以淹邻田，抑或纠凶堵坝，不许他人宣泄。此等不循疆界，损人利己之佃，每每怂恿业户，滋生事端，强佃预为秋成少租地步。业户不知底里，竟为强佃所惑，讦讼不休。此等恶风，例应根究，照依唆讼治罪。
一、刁佃。每逢秋成，先将好稻收藏，百计延挨，甫以糁瘪拌土桠交，或短少额租，全以破物桠抵。稍不依从，遂至凌辱业户，架词先控。若遇业户仅存孀妇以及幼子，更多藐玩，势必受侮多端。兼之力单胆怯，不敢赴控，租为佃吞，田难为业，负屈含冤，情珠可悯。嗣后凡遇孀妇及幼子之家，准其敦请周亲，代呈追租，一面差协退田，押逐出庄，照例枷杖示惩。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闰五月十三日山邑绅士公立。
赐同进士出身江苏淮安府教授齐康书丹篆额。
教授文林郎按察使司经历邑人李程儒司事督镌。
江宁邓朝群勒石。

碑文写好后，山阳知县即命李程儒等购石刊刻，据记载，一式两块，一块在府署，一块在山阳县堂。

山阳的地主士绅们达到目的以后，因碑立在官府内，宣传不广，又怕乡下人看不到，便于道光七年五月第二次公呈，要求批准在山阳八乡（当时淮安分八个乡：时清、和乐、世美、泰安、人庆、寿宁、年登、丰裕）由业主备石，“照依碑式，不许增减更改一字”，也立碑于要道，得令农佃往来观望，触目惊心，有所警惕”。山阳知县立即批示：“准出示晓谕，一体遵照。”并派出差人到乡下去查看，要求各坊（乡以下行政单位）“用席（将碑文）裱糊张挂，毋许风雨损坏。”淮安知府又行文到所属其他各县，要求按照山阳县收租碑内容，也在本地勒石，让那些地方的佃户也“永远遵行”。当时到底立了多少碑现在已说不清了。道光七年七月，山阳逼租碑事已全部办完，并按上级官府的要求，搞了一些碑文拓片送给各级备案。李程儒等深感山阳知县谭霖的功德，在他离任的时候，联合士绅，给他送了一块匾悬挂于山阳县大堂上，匾上文字如下：

幕颂谭老父台大人德政明通公溥
绅士公立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季春谷旦

并备以“冠履朝珠等件”、“彩亭管乐，会同诸人”，吹吹打打，到山阳县大堂攀辕叩谢。

李程儒等对于立碑自然心满意足，但仍有点不放心，为了垂示永远，他将这次立碑过程中的各种文件：士绅公里、各级官府的呈文、批示、行文、碑式等，汇集成册，并将乾隆五十三年江南征租案的文件附于其后，特请淮安知府、山阳知县及有关人士作序，出资刊印成《江苏山阳收租全案》一书。这是一本珍贵的书，明清两朝，江苏佃户抗租事件经常发生，但没有一个能像山阳县这样，将事件过程中的全部文件资料完整的保存下来。这本书，特别是这块碑，也是我们研究清代中叶地租情况的重要资料。

一九四五年秋，淮安第一次解放，建立民主政权。当时石塘区农民，在政府领导下，集中四千余人，高举“反对无理剥削!”“彻底减租减息!”两面大旗，敲锣打鼓从南门进城，如同一条巨龙，浩浩荡荡，涌进城内，聚集在体育场，同地主进行清算斗争。这时，其中一个佃户站在高堆上激昂地说：“县衙门那块石碑，是我们头上的千斤闸，它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砸掉它!”下面的佃户齐声喊：“对!对!”一下子拥到了县衙门口。有的找绳子，有的找木杠子，念着“顽佃”、“刁佃”、“恶佃”……，一个个怒气冲天，老头子光着头透出汗水，姑娘们低声骂着。一个佃户指着石碑说：“你压在我们头上一百多年啦!”当忿怒的农民将套在石碑上的绳子一拉，千斤重的石碑，轰然倒下来了。“好!好!”雷鸣般的鼓掌声、喝彩声以及锣鼓声响成一片，有几个老农民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围观者也都为之感动。

全国解敲后，淮安府署的一块逼租碑，被南京博物馆收藏，石塘区农民砸倒的这一块，虽有破损，由淮安市博物馆收藏，成为向广大青年少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