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恩来|周恩来的童年 曾敏之

(原载:《愿望》,1946年,第19期,第8页)

周恩来在幼年就饱尝了孤儿的痛苦,当他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把他过继给他的四叔,而四叔姆便变为他的保姆。保姆是个知书识礼的人,她知道怎样使己所心爱的孩子得到家庭教育好处。八年的母教使周恩来至今不忘:“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与一般小孩子一样,周恩来得念四书五经,学做策论。幼年时的论文虽不可记,但他说那是颇得长辈们的称许的。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他的伯父在东北做事。当时像意味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别母的。经上海,去营口,他踏上了新天地。

“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周恩来感情有点激动地追怀他的母亲。

在那新的天地里,他接触了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影响他的思想是很大的。在沈阳他开始进小学,读新书。

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教史地的高式吾,山东人,在宣统年间就剪了辫子,对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尊祟备至。高先生介绍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给周恩来读,并把代表民族思想的顾亭林,王昭山几位大儒的学说向他贯注。对常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的黄季刚也很为景仰。从学报上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他知道“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意义。另一位教师姓林,教数学。林先生喜欢保皇党,又介绍周恩来读《新民丛报》。他因此得接近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他十三,四岁时是十分喜欢学新民体的。不过在政治意识上,他有他的判断。他认为章太炎的主张对。

(原载:《飘》,1946年,第12期,第11页)

在沈阳过了一年的读书生活,民二周恩来从东北到了天津,他考进了南开中学。北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温席,戴天仇(即今之戴季陶)当时主编的《民权报》曾为千万青年所爱读,周恩来是《民权报》忠实读者,他保留有天津及上海从创刊到被禁的全份《民权报》。白昼上课,晚间读报是他在南开中学一段最难忘的生活。戴天仇的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尤以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盗窃民国的文章更有声有色,周恩来受戴文的影响是很深的。

民三、四年,章秋桐(士钊)办《甲寅杂志》,讲逻辑学,提倡思想条理化。陈独秀办《新青年》,反对带制,反对参战。反对借款和倡导文学革命。五四前后,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是启发青年思想的前驱,而《星明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鼓舞了周恩来思想的发展。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周恩来说:“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南开中学时,母亲病殁于淮安,他不能千里奔丧,曾向友人借钱寄回去葬母。失了母亲对他当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向学上进的殷切,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

南开当时受美国教育风气的影响,保有自由研究的作风,允许学生组织社团,参加社会服务并从事爱国运动。周恩来像同一时代的青年一样,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中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在学校时他是学生领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大谈政治。他任会长,吴国桢当时任童子部长,现任驻义大利大使于暖吉曾是会员。他在学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演说比赛,民五年反对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亡国的廿一条件,学校并未禁止他的爱国行为。南开中学毕业后,民六至民八年间,他到了日本,从事自修。他说:“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一点日本话。”

民七他参加留日学生回国运动。民八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念了一年,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绰号杨转子的天津瞥察局长杨以德却把他和他的朋友马骏,郭德真(女)等逮捕,监禁了半年。邓颖超也是当年因爱国罪而被捕的一个。他的出狱中得到了曾任北平《晨报》董事之一的刘祟佑的帮助,刘先生侠肠义骨,好打不平,他为周恩来辩护。后来上海七君子案刘也是辩护人之一,抗战初期病逝上海。周恩来对刘崇佑的为人十分钦佩,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在天津过了半年牢狱生活,这失却自由的磨练使周恩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解。出狱后决心远游,于是在民九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一员)。

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他初期,颇以“克鲁泡特金自传”所倡的无政府生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禾崇拜。待他研钻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社会主义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在巴黎,他并遇见李立三,王若飞,赵士炎诸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还是张申府与刘清扬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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