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和留日时期的学习与生活 / 张鸿诰

回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和留日时期的学习与生活 / 张鸿诰

编者按:周恩来同志于1913年8月至1917年6月在天津南开学校学习。当时的南开学校是按照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办的一所四年制中学堂,周恩来在该校发奋读书,关心国家大事,校长张伯苓曾赞许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我们现将原发表在《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七期上的周恩来同志当年同学张鸿诰先生生前撰写的一篇《周恩来在南开和留日时期的学习与生活》的回忆文章予以转载,供读者学习。

辛亥革命前,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继之日俄战争又在中国土地上爆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把魔爪伸向我国,祖国的大好河山时有被列强瓜分的危脸。辛亥革命胜利了,给人们很大的鼓舞,当时许多人都觉得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欺侮的中国会从此强盛起来,特别是热情奔放,富于幻想的青年,不但对国家民族的信心大大增强,而且觉得个人理想也不难实现。1913年8月我和周恩来同志从外地到天津投考南开学校,录取后被编入己三班学习。这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妄图复辟帝制。他死后,军阀又连年混战,中国政治愈益黑暗。

周恩来同志入学后,关心时事,抨击政治黑暗,探求救国救民道理。他勤苦好学,谦虚待人,尊敬师长,帮助同学,深受广大师生的拥戴。我们在一起共处多年,兹就我所记忆的事情叙述如下:

一、克服入学初期英语较差的难关

南开学校虽然是以国文、英文、数学三门课程为主要基础课(每门课都以200分记分)①,但是对于英文抓得特别紧。除四学年都是每周10小时英文课外,有些教材还用英文原版书。第一学年的英文课本就是英文版,以后的小代数、平面几何、外国地理、化学、西洋历史、物理、三角等课都采用原版书。为了提高学生英语会话能力,还专门请美国老师教课。入学考试时,国文、英文、数学三者并重,但英文必须及格才能录入正班。我和王朴山(葆曾)、张蓬仙(瑞峰)等八人都是在吉林第一中学学过一年半或二年的学生,英文已学过一些,8人中有6人考上正班。而周恩来是从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毕业后直接投考南开的②,因而英文水平较差0我记得在第一学期中他读起英语来发音很生硬,为了攻克这一难关,他学习很刻苦,每天早晨起床后,将梳冼和吃早点的剩余时间,以及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都用来学英文。这样,不到半年时间,不但赶上而且超过了一般同学的水平。以后又不断努力,一进入二年级,他的英文水平就相当好了。

二、长于数学而且注重物理化学的学习

周恩来自入南开以来,数学成绩一直很好。他努力学习而且善于思考,对于习题除一种解法外,还考虑有没有其他解法。我们的几何教员王恒安先生常常提到他,说他对数学的理解常有独创之处,对一些题目的解法很新颖。他的代数考试几次都得满分,在一些数学的比赛中也总是名列前茅,这些都已见诸南开的纪录。他对理化也很爱好,因而和化学教员伉乃如先生交谊深厚。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重庆时还常与伉先生往来,对于南开学校的意见都由他来转达。1959年11月,周总理曾在国务院与我和潘世纶及李福景两同学的一次聚会上对我们谈到,深感我国师资的缺乏,并说他这点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南开给的呢!

三、国文会考第一名

1915年秋季始业后,原来的法政学校附中、天津高等工业学校附中停办,所有学生并入我校。这样学校人数骤增到800余人。

当时虽然科举已废止多年,但是一般还是很重视写文章的。周恩来同志入学后就表现出他的国文水平高于一般,但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仍孜孜不倦地看书读报,练习写作。除学习时文外,还熟读诸子百家和史书,尤其爱读司马迁的《史记》,他从中不仅学得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学习了文章的写作方法。所以,他的文章下笔千言,一气呵成,气势磅礴,读之不厌。他持別提倡作文不打草稿,提笔直书,常常在每周一次作文课的三小时之内写十多篇红格稿纸(每篇两页,每页可写四、五百字)。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许多人都积极钻研古文,尤其练习作文不打草稿。这样,全校除陈钢、孔繁矞外,周恩来也是被公认的文豪。而我们班也有一些写文章的好手,如薛卓东、常策欧、潘世纶等。

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916年5月学校举办了一次不分年级高低的全校国文会考。这时我班有40余人,推选5名代表参加。出两道题,周恩来同志做第一道题:《诚能动物论》,我做的是笫二道题:《日相大隈伯谓欧战为新文化之产痛睹已往历史是否如斯试申言之》。

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已经写得很好了,不过他还是认真地做了准备。他对我说过,因为那时候在修身课上张伯苓校长曾着重讲过“诚能动物”的道理,由于他上课注意听讲,课堂上就掌握了校长所讲的要点,课后他又参阅了很多典籍,对这个问题理解较深,所以会考时发挥得很好。当时试卷是密封的,他怕有的老师批卷时有成见,又特意改变了字体。

在发榜前,我们的国文教员邓先生认出了他的字体,悄悄地把周恩来叫去告诉他:“这次第一可能是你。”发榜后,周恩来同志果然名列第一。我班的总成绩在全校也是第一名,获得优胜奖,为南开校董严范孙先生亲笔题写的一面“含英咀华”四个大字的匾额③。

四、艰苦朴素,勤工俭学

周恩来同志家境贫寒,他父亲在外面做小公务员,无力赡养家庭。后来他随伯父到东北沈阳东关模范小学读书。1913年8月考入南开学校。这时他伯父仍在东北④,伯母住在天津河北区。南开学校学杂费很贵,伯父收入微薄,自用和赡养家中尚感不济,而家中除伯父母用线编织些线袋、自行车把套、墨盒袋之类小东西换些钱外,再没有其他收入了,对于他的用费常有接济不上之苦。所以,周恩来同志常利用业余时间给学校抄写教学材料或刻蜡板挣些钱,几乎每年暑假期间他都留在学校协助做些教务准备工作,筹集下学期费用。

周恩来曾对我说:“我现在能在这儿学习是很幸福的,可是家中的两个弟弟却不能出来求学。”他不仅学习刻苦,而且生活非常俭朴,学校伙食费每月四块九角洋钱,是比较贵的。他为了省钱,不在学校入伙,常常从家中带些酱菜,在外面买点主食就着吃。他夏日只有一件白大褂,星期六回家去洗,星期天再穿回来。

由于他家庭生活困难,又品学兼优,经老师推荐,成为当时学校唯一的免费学生。

五、发起和创办“敬业乐群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学校中,南开是一个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的学校,她允许学生自由结社组织团体。我们入学第二年(1914年),学校里已有以黄春谷为干事的“青年会”和以孔繁矞、冯文潜、黄钰生为骨干的“自治励学会”。“青年会”宗教色彩浓,搞些“礼拜”之类的活动,当时张伯苓校长是基督教徒,对这个会比较支持,不过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参加;“自治励学会”活动范围也很窄,我记得他们曾组织过“看谁査英文字典快”的活动,因此也没有多少会员。

为了团结和争取更多的同学一起探求真理,研讨国家大事,周恩来和我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三人经多次研究发起创立了全校性的学生会组织,定名为“敬业乐群会”。“敬业乐群会”就是忠实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团结同学为群众做好事的意思。入会的同学很多,有二、三百人,我也参加了这个组织。通过选举,张瑞峰为会长,常策欧为副会长,

周恩来同志任智育部长(后期担任会长)。他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大部份业余时间都用于会务,课余时间如果要找他,只有在敬业乐群会才能找到。他是实际主持者,是活动中心。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敬业乐群会”经常组织会员课外学习,参观工厂、农场,读报纸杂志,开时事座谈会、辩论会以及讲演等活动,评论时事,讨论救国救民的道理。

“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由周恩来主编。在这本杂志上,他写文章抨击反动政府的独裁、政治的黑暗,批判孔孟之道,宣传进步思想,表达自己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志愿。这个杂志旗帜鲜明,内容生动活泼,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

南开学校后来又出现过一些“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但不论那一个组织也没有像“敬业乐群会”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宣传进步思想,团结了这么多的同学和老师。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乘袁世凯阴谋称帝,积极筹备登基大典之机,向袁政府发出要求马上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最后通牒。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举国哗然。周恩来同志召集了多数同学和部分教师参加的时事座谈会、讨论会以及声讨大会,揭露并谴责盗卖国家主权、屈膝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阀袁世凯的罪行,获得全校师生的拥护。

六、足智多谋,妥善地解决了再分班的问题

周恩来在革命斗争中善于全面分析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使很多棘手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不乏其例的。其实他这种才干在青少年时期就多次显露出来。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南开学校水平较高,南开学生转到其它中学,可以插入比我们高一年级的班,这样有些同学就转到他校读书,因此学生流动性大。入学第二年春,我们己(3)班应改为丁三班,但是,各班人数都不足40人,学校决定把我们班分成两半插入另外两个班,组成丁一、丁二两个班。由于一年多大家相处极好,班级也很团结,在全校的一些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所以大家都不愿分开。但由于学校已经决定,大家虽然感情上接受不了,但又没有好的办法说服校方。这时周恩来同志提出一个办法,丁二、丁三两个班的中国历史都是顾先生教的,丁一班是魏先生教的,两个班进度相差很多,如果把丁三班一部分同学编入丁一班,

中国历史课怎么学呢?大家认为这个理由充分,就推举张瑞峰和我为代表去见张伯苓校长提出我们的意见,结果我们班没有被分开,而与丁二班合并为一个班,人数竟达70余人,学校把两个教室打通建成一个大教室。正是由于他的意见,这件事才得到圆满的解决,由此他在同学中的威望更高了。

七、参加新剧团(话剧团)

南开学校设有新剧团的组织,在每年10月17日校庆时演出。周恩来参加了新剧团并任布景部副部长。该部部长是华午晴先生,学生私下称他为“华白眼”,每次编写剧本华先生常提出一些好主意,在练习演出时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张伯苓校长就说:“你们可不能以貌取人,他很有内秀。”

南开学校没有女生,大家就推周恩来担任女角。男饰女角,不仅要有高超的演技,更要有勇气,我记得有一次课间休息,我们在宿舍里谈天,一个高年级的跑百码的健将叫王文达的司学,平时爱逗乐,他巴手绢挂在右边腋下学着女人走路的样子,从门外扭搭扭搭地进来,取笑周恩来。但地未予理睬,只是一笑置之。不过大多数司学还都是支持他演出,认为这种精冲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池认真练习,演出很成功。1914-1916年我在校期间,他参知的演出我都看了,尤其是1915年演出《一元钱》的情景非常动人。他饰女主角演得真是维妙维肖,非常逼真,只是声音不象女子。校庆公演时,其盛况真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轰动一时。此外,参加《一元钱》演出的,除了李福景还有时子周、马千里两先生。

这次演出后,周恩来、李福景和新剧团中的20余人还到北京观摩新剧演出,并蒙名噪一时的梅兰芳先生邀请座谈。

八、参加校际辩论会

我们都知道,周忍来很善于讲演。他的演说内容充实,旁征博引,说服力极强,不仅语句激昂,生动感人,而且姿势潇洒,神采飞扬,风度翩翩。他这样高超的演讲艺术是与中学时代刻苦练习分不开的。南开学校提倡学生讲演,校内也常有讲演活动。周恩来对讲演是下了大功夫的,他首先记住演说要点,再熟读讲词,直到背下来。为了练好演说姿势,他对着镜子,一面背诵演说词,一面配以各种手势反复练习。他还不断地通过“敬业乐群会”以及其它活动,锻炼在群众面前讲话的口才。这样,他的演说艺术提高很快。

当时,天津各中等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校际辩论讲演比赛。我们刚入学时(1913年秋季),参加校际辩论会比赛的我校代表是黄春谷、施奎龄、魏文翰,获得第一名,1914年至1915年增添了周恩来这样的一位健将,又连续两年得到第一⑤。

九、西斋35号

南开学校是四人一间宿舍,可以自由结合,新学年前只要把写有名字的木牌系在一起,投到指定的票箱,学校就给安排在一起。从1914年第二学年开始,周恩来、常策欧和我等四人,自愿结合,住进新建的西斋35号室。我们同住一间宿舍达两年之久,我和周恩来同志两床相对,分别在室门的左右侧,又共用一张书桌。

南开学校作息制度严格,早六点半起床,六点半以前起床的人,动作要轻,不能影响别人,走路都要踮着脚走。晚十点钟熄灯,熄灯后任何人不能再开灯。每日下午七点至九点半是自修时间,由于南开功课很紧,又加上英文的份量太重,自修的时候每个人都认真学习,但不能影响别人,即使读英文也不能大声,更不许高谈阔论打扰别人学习和思考。

南开功课虽紧,但对体育锻炼很重视,体育比赛很活跃,各班都有足球队、篮球队、田径队等,班级与班级、宿舍与宿舍之间也常有比赛。我们四个人就和吴翰涛、李锡恩他们宿舍的四个人进行了田径和篮球对抗赛,结果我们田径获胜,得“我武威扬”的奖旗,他们篮球第一,得“尚武精神”的奖旗。

周恩来同志不仅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对文娱活动也很爱好。周末,他常邀集一些同学在宿舍开京剧清唱会,当时有学余叔岩、言菊朋唱段妁,也有学海兰芳、尚小云唱腔的,热闹得很。

我们在一起住了两年,后来他提议:我们一块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他打算分开,与蔡凤等住一起,这样可以多团结同学。我和常策欧都表示同意。

1916年暑假,我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结束了我的中学时代生活。每当回忆起西斋35号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的两年生活,总是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十、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怎样对待婚姻问题

我们在南开学习期间,中国的早婚之风还是很盛的,南开校长在学生中提倡晚婚,也只是发出不到二十岁不结婚的号召,一般青年到十七、八岁就会有人给提亲或家里给订了婚。

周恩来中学时代注重时事,钻研政治,勤勉好学,有理想,有抱负,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也是表现不凡的。他是南开有名的高材生,又每年参加话剧演出和校际辩论会,知道他的人很多。当时校董严范孙先生是袁世凯“嵩山四友”⑥之一,前清翰林,社会名流,他有四子一女,因为器重周恩来的才学人品,就托人为其女向周恩来提亲。我记得191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晴和天气,我俩吃过晚饭到南郊散步,他告诉我说:严家托赵大爷向我提亲,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接着又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就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他这种举动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反映出他伟大的抱负,使我非常钦佩。

十一、留学曰本

1917年6月,周恩来同志中学毕业,那时正值日本政府与清政府订立的由日本代培中国留学生十五年的协定尚未满期。根据该协定,凡是中国自费留日学生,能考入:(1)帝国大学和各高等学校(一高至八高),(2)东京高等工业学校,(3)东京高等师范学校,(4)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之一的,就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公费)生待遇,直至学成返国为止。这四个学校每年取三十至七、八十人不等。周恩来得到南开老同学王朴山等的资助,于1917年9月东渡日本,开始其留日生活。当时19岁的周恩来于东渡之前,曾作诗以自勉,说: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到日本以后,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积极补习日文、日语,很快就基本上掌握了日文文法,开始练习读报、看各种中等程度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政治科(系)。这期间,周恩来参加了以南开留日同学童启颜为首的“新中学会”,经常注意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开会讨论救国和建国途径。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日本也兴起了宣传马列主义的高潮,周恩来更是倾心学习这种革命学说。1918年春季,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领土主权的消息广泛流传,中国留日学生以东京神田区中国青年会会馆为据点,不断举行抗议集会,最后由留日同学会发起组织排日救国运动。周恩来当时时常参加爱国活动,影响了学习,以致1919年春季的入学考试失败,决定“返国图他兴”。临行前,当我为之饯行时,曾经给我书写一横幅留念。横幅上首先写了上述的当年东渡日本时所作的那首七言绝句,继之在诗后写了一段话:“右诗乃吾19岁东渡时所作,浪荡年余,忽又以落第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书此留为再别纪念兼志吾意志不坚之过以自督耳。民国八年三月”。

1919年4月初,周恩来回国路过京都,到当时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就读的吴翰涛家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由神户乘船回国。

十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周恩来同志德才兼备,成绩优秀,但他从没有骄傲情绪,一直是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帮助同学的。不但教他的老师对他有好感,就是其他教员也很钦佩他的为人。在校时,他社会活动很多,固然是因为他确有能力,愿意参加,另一方面也因为大家都拥戴他,喜欢他,所以一些活动总要找他参加。在各种活动中,他从来不突出自己,遇到同学有困难,总是尽力帮助。

周恩来在南开和留日期间,都给过我很多帮助。例如,1918年3月,我在日本考上中国指定的公费生待遇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以下简称高师),并由中国留学生监督处领到一个月官费。可是,我从到日本留学那天起,就准备上大学学工,因而一直打算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以下简称一高),然后上帝国大学。只是它的考期在六月,此时若投考一高,就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我又担心,万一髙考失败,连高师也上不成了,会影响去路。何去何从不能决定,便请教我一直钦佩信赖的周恩来。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而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作用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根据他这一启发,我终于退掉高师学籍,于六月考入东京一高。后来果然实现了学工的宿愿,解决了我一生工作的事业方向。

在旧中国,一般学校中封建思想严重,死气沉沉。南开张伯苓校长提倡新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南开虽未脱离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但与其他学校相比还是生气勃勃的。后来,张伯苓以社会名流、教育家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11月,是我在建国后笫一次会晤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南开时,他说:张伯苓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说现在“正在闭门思过”。当然他是犯了一个错误,不过在以往办学上还是有成绩的。后来据说,周总理曾派飞机由重庆把张伯苓接回天津。张伯苓去世时,周总理还亲往天津吊唁。周总理对张伯苓的错误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于他长年从事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成绩是肯定的。

以上所述各节绝大部分是我和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南开等校和日本留学期间—起生活的回忆。虽然事隔六十余年,但由于他那种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追求真理舍身救国的伟大抱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自青年时代结识以来,他一直是我钦佩爱戴的人,也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现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伟大形象还在不断地激励着我,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竭尽绵薄之力。

《周恩来青年时代》编者按:张鸿诰先生生前曾对周恩来青年时代的情况做过较全面的回忆,一些出版物中已选登过片断,我们这里登出全文。文中明显不妥之处,我们根据可靠材料,在文后加了注释,供读者参考。

注释:
①据张鸿诰先生说:当时南开学校除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各以200分计算外,其余都以100分计算。
②据南开同学胡振名、魏元晋先生回忆:在考入南开学校之前,他们与周恩来都曾在位于河北三马路求是里口的“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过(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五期)。
③据周恩来所在班的《毕业同学录》记载:民囯四年“三月初旬校中汇考国文……我班第一……获匾额一个归为永有,上由校董严范孙先生书‘含英咀华’四字”。而该次得全校个人第一名的是专科之陈钢(见《南开星期报》第37期)。周恩来是在1916年5月6日全校国文特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同时他所在班也得了第一,获奖牌一个(见《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
④周贻赓即周恩来之四伯父。据《周贻赓履历表》(存黑龙江省挡案馆)记载:一九〇八年赴奉天当俸饷科科员,—九一三年调天津充油科及官银分号总核员,一九—七年回黑龙江任公债币制主任及制用科长。由此说明,周恩来在津时期四伯父也适在津任职。
⑤据我们所知,现在还未发现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期间参加校际辩论会获得第一名的材料。
⑥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记载,“嵩山四友”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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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工作必须坚持“存真求实”这一根本方针。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提出:“文史资料要有正确的方向,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要使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素材”,“不要哔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或“近乎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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