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恩来|周恩来访问记 曾敏之

 

按:曾敏之原籍广西罗城,笔名望云、丁淙,青年时代便热爱文学,出版过小说集。抗战时期改行入《大公报》当编辑和特派记者,1946年4月他发表了《周恩来访问记》,一时轰动了大后方。 这篇长达数千字的专访,生动而详尽地记述了周恩来为国共谈 判奔走十年的历史功绩,而且追忆了这位伟人的革命生涯,堪称新闻写作的一大突破,成为一篇经典之作。

四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郁热的晴天。

周恩来从怡园回到曾家岩五十号已是午后三点半钟。在车上,他虽然回味与马歇尔将军长谈三小时的那种近乎僵持的难过,但是他却为那些切望中国民主团结和平而奔走的人们的热诚而感动。他想:“在今天跟文化界朋友话别茶会上应该把时局的关键告诉他们:政府坚持攻下长春再谈停战,多少天来大家所希望的谈判还不能无条件的乐观……”

重庆文化界人士应遨到会的有两三百人,他们在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踏进会场时,大家用热情的眼光注视他,期待他带来一种为大家所期待的希望。

周恩来穿着派力司的西裝,从他新理过发的容颜看,他显得英姿焕发。如果不是他那浓黑的眉宇间紧锁着忧郁,如果不是他的愁蹙感染了到会的人,今天茶会的气氛一定是很热烈的。

在一片静寂中,周恩来报告东北谈判的经过,他的声音是揉合了韵律的。当他说到一两天内就要离开重庆去南京时,他流露了沉郁的表情。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悤来深沆地回忆着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呀!我虽然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一屋静寂中可以听到善感的人的叹息声。曾与张学良有过深厚历史关系的王卓然起来说话了,他以东北人的立场呼吁东北的内战快停下来,同时对周恩来的感慨致一番安慰,他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的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①,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王卓然这一番话引起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

新房子里开始了凌乱,中共代表团的人员纷纷收拾衣物,准备等马歇尔将军派来接周恩来的专机一到,就随着去南京。

这是周恩来离渝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雾迷蒙。周恩来以富于文学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了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百忙中他抽出一点空闲,徘徊在这暗夜的城市的边沿。他在寻思如何排遣这寂寞的心境。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有人来访问他了。访问他的是一个青年记者。平常友谊的接触使他们之间消失了拘谨的形式,他们于是纵谈起来。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

周恩来听了这青年记者的话,笑了一笑,他说:“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接着是一段时间的静默,在这静默当中,周恩来已沉浸在回忆的海洋里了。

回忆的海涛激荡着浙江的一个古城,在绍兴,周恩来脱离母体而睁眼开始接触了大千世界。时代环境:正当清朝政府腐败,革命思潮渐形澎湃。生活环境:当他下地的那天起,他的中产家庭已趋没落。

不过,他不失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的年高祖父曾任淮安知县,他的外祖父曾任淮阴知事,他的伯父是幕府人才。

他的父亲呢,却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他幼年时代随祖父迁居淮安,以后就一直没有回绍兴,严格说来,他的家乡就是淮安。周恩来自己也承认他对绍兴已毫无记忆。

周恩来在幼年就饱尝了孤儿的痛苦,当他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把他过继给他的四叔,而四叔母就变成了他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她知道怎样使自己心爱的孩子得到家庭教育的好处。八年的母教使周恩来至今不忘:“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与一般小孩一样,周恩来得念四书五经,学做策论。幼年时的诗文虽已不可记,但他说那是颇得到长辈们的称许的。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他的伯父在东北做事。当时象意味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别母的。经上海,去营口,他踏入了新的天地。想不到,这次离别就是和母亲(即四叔母)的永诀。

“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周恩来感情有点激动地追怀他的母亲。

在那新天地里,他接触了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在沈阳,他开始进小学,读新书。

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教史地的高成吾先生,山东人,在宣统年间就剪了辫子,对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尊崇备至。高先生介绍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给周恩来读,并把具有民族意识的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的学说向他贯注。他对常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为景仰。从学报上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知道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意义。另一位教师姓林,教数学,曾介绍周恩来读《新民丛报》。因此他又接触了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他十三、四岁时是十分喜欢学习新民体的,不过在政治意识上,他有他的判断。他认为章太炎的主张对。

在沈阳过了三年的读书生活,一九一三年周恩来从东北到了天津,他考进了南开中学。北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温床,戴天仇(即戴季陶)当时主编的《民权报》曾为千万青年所爱读,周恩来是《民权报》的忠实读者,他保留有从天津及上海从创刊到被禁的全份《民权报》。白昼上课,晚间读报是他在南开中学一段最难忘的生活。戴天仇的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尤以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盗窃民国的文章更是有声有色,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章秋桐(即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讲逻辑学,提倡思想条理化。陈独秀办《新青年》,反对帝制,反对参战,反对借款和倡导文学革命。五四前后,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是启发青年思想的前驱,而《星期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促进了周恩来思想的发展。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周恩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南开中学时,母亲病殁于淮安,他不能千里奔丧,曾向友人借钱寄回去葬母。失了母亲对他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好学上进的殷切,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

南开在当时受美国教育风气的影响,保有自由研究的作风,允许学生组织社团,参加社会服务并从事爱国运动。周恩来象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中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在学校时他是学生领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大谈政治。他任副会长兼智育部长。吴国桢当时任童子军部长,现任驻意大利大使于煖吉曾是会员。他在学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演说比赛。一九一六年反对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并未禁止他的爱国行为。南开中学毕业后,一九一七年,他到了日本,进行自修,他说: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一点日本话”。

一九一八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念了一年书。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绰号杨转子的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却把他和他的朋友马骏、郭隆真(女)等逮捕,监禁了半年。邓颖超也是当年爱国分子,她在外面积极活动以营救被捕的同学。周恩来的出狱是得到曾任北平《晨报》董事之一的刘崇佑的帮助。刘先生侠肠义骨,好打不平,他为周恩来辩护。后来上海七君子案,刘也是辩护人之一,抗战初期病逝于上海。周恩来对刘崇佑的为人十分钦佩,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在天津过了半年牢狱生活,这失却自由的磨练使周恩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理解。他出狱后决心远游,于是在一九二〇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员)。

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初期,他对《克鲁泡德金自传》所提俱的无政府主义颇以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欣赏。待他研究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他在巴黎遇见了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等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刘清扬介绍的。

花都巴黎的繁华,他并未有所依恋,两年后他到英国伦敦,跟着去德国读了一年书。一九二四年,海天万里浮槎归国,已是一个革命组织者。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揭联俄容共政策,准备北伐。周恩来抱着一腔热忱去广东赞助孙先生,他先任黄埔军校秘书,并成加仑将军②的亲信;他复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邵力子恰是先后同僚。北伐开始了,在—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奉命去上海组织暴动,援助革命军夺取上海。他那时二十八岁,既无军事知识,也缺乏和工人阶级接触的经验。当时他只凭一种决心和理论去工作,他在上海与工人领袖赵世炎、罗亦农等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秘密训练干部二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上海总罢工,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六千工人以有组织有斗争精神的声势起来做革命后盾,于是革命军到达上海近郊时便能长驱直入了。

中国近代史有声有色的一次工人运动,周恩来是策动人物。国民党在上海清党时,他却成了秘密的亡命者。

他先逃武汉,后逃南昌,接着走汕头,然后去广州。在这一串逃亡日子中,他仍以革命组织者的领袖资格,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过“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三一年他突破封锁线,进入江西的苏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去西北时,他亲身体验过“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滋味。

根据名记者斯诺九年前到西北会见周恩来后所得的印象,说他是抛弃了中国旧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切造成了他这样的一个人物。

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而营救蒋委员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算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来往于渝延,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间唯一的桥梁。抗战期间因皖南事变,团结濒于破灭,那时周恩来苦恼地住在重庆。他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来访,常常闲谈一个整天。”

日寇投降后,为和平建国,国共间需要合作,今年一月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上,周恩来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呼吁说,不论为了道义与友情,他有责任要求政府将张释放,言下几至唏嘘。

政协开幕后,国内的和平事业仍多险阻,内战阴影日益扩大。周恩来代表中共与政府及马歇尔将军虽然经过谈判协议方式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文件,但到今日仍仅止于白纸与黑字。他却在商谈中忙得往往通宵不眠。他日常的时间用于开会与接见宾客,只有午夜后才获得空闲。他青年时代喜欢读小说,读报章杂志更十分细心,现在他的秘书每天帮助他用红笔圈好报章资料,让他晚间阅读,必要时更为他剪报。在重庆,他读的报纸(包括京沪平津的),共计二十余种。

关于读书,他说除青年时读小说外,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不过二十年来做事多于读书,这是以后要设法补救的缺点。

他总结十年谈判所得的教训,显得很沉痛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为东北和平继续与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派作法,因为两面派作法只有增加新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

最后并感慨地说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发展前途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夜深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周恩来那健康的手,他在一张白纸上为来访他的这位青年记者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的临别赠言: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一九四六年

原注:
①张学良被禁于贵州息烽,每日以钓鱼消遣时光。
②加仑是黄埔军校的首席顾问,苏联人。

文章原载:曾敏之,望云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03月第1版,第143页
图片原载:大路,1939年,创刊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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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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