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谈沅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出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谈荔孙的祖父静山先生曾在淮安作幕僚,后去四川任夔州知府,解职后返回淮安定居。静山先生因对官场灰心,嘱子孙“不入仕途”。其时清政府日趋腐败,封建政体濒临崩溃边缘,而东邻日本却因“明治维新”,国势蒸蒸日上。静山先生深知国家兴盛,全赖人才培育。一八九一年由四川返淮后,毅然捐资创设“谈氏东文学馆”,专程赴沪延聘日籍教员二人。学员除谈氏子弟外,兼收外姓青年,周作民、陈福颐、路孝忱、林有任等均系经该学馆培育过的人才。静山先生之子亚蘧先生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谈荔孙幼年人私塾读书,1892年进自家东文学堂学习基础学科和日文,一八九六年毕业后转人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四年。一九〇〇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为了遵守“不入仕途”的祖训,自选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攻读银行经济专业。由于日文已有基础,加之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又在日本银行实习。当时同学中有钱永铭(新之)、吴鼎昌(达检〉、王冶昌等人,尤因和吴鼎昌同住一个“贷家”(日语,即“房东家”),感情更为融洽。日本同学中有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大仓财团当时在日本拥有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企业,并设有注重实践的大仓商业学校。日本入侵我东北三省后,大仓又在辽宁投资经营煤、铁矿等多种实业。荔孙先生受大仓经营企业方针的影响很深,回国后便毕生从事开拓我国的金融资本,用以扶助工商业的发展。

一九〇六年,谈蒸孙学成回国,应当时担任该校监督的南通状元张赛之聘,任南京髙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任银行科主任教习。他采用大仓学校的方案,开办银行实践室,培植了不少银行会计人才,其中很多同学后来成为我国银行界早期业务骨干。

一九〇八年,谈荔孙应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殿试,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职。他恪遵“不入仕途”的祖训,坚请调离。时值清政府刚刚设立大清银行,便调他任该行稽核之职。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供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流通事宜。一九一二年二月,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谈亦改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局长,为该行创建新式会计制度;后又转任国库局局长,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

一九一五年,中国银行行使国家银行职权,收回各地的财政权,并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派谈荔孙去南京筹建分行。分行建立后,谈任第一任行长,并次第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无锡、徐州、苏州、常熟、杭州及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如苏、浙、皖、赣、鄂等字样的中国银行纸币,局限于各划区或省内通用。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酝酿帝制,为筹集军铜,由津京两地的中国、交通两行滥发纸币,人心惶惶,因而发生挤兑风潮。当时,北洋政府非但不设法平息,竟明令停兑,致风潮益形扩大,一时市面混乱,两行钞票贬值竟达百分之五十左右,使持有者蒙受巨大损失。不久,风潮波及长江流域,如不及时加以遏止,势必影响整个两行的信誉,同时也关系到中国金融界的前途。于是谈荔孙当机立断,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斑(公权)两先生,拒不执行“停兑”的决定,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洋政府副总统兼长江巡阅使、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无限制地收兑中、交两行的地区性纸币,致使风潮逐渐平息。这一果断措施,既维护了中、交两行的信誉,也避免了持有者的损失,使冯国璋深深感到谈蒸孙的理财手腕与决策能力,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社会上也广为传诵。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以副总统继黎元洪任代理总统,派其旧日同事冯耿光为中国银行总裁,翌年调谈落孙任北京中国银行行长。这时冯国璋为扩展自己经济实力,有意组织私营金融机构。而这时恭孙先生也感到在国家银行工作,政治气氛太浓,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能,渴望办一商业银行,又苦于缺乏资金。冯、谈双方的意愿,均为冯的亲信、也是谈的挚友、江苏省警务处处长兼南京警务厅厅长王桂林所悉,经王的穿针引线,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由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并拉拢冯的僚属李纯、齐燮元等人各认股十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还有一些零星小股,共筹得资金三十八万元。由谈负责组建商业银行,在征得冯的认可后,定行名为“大陆”。随以股金额一百万元,实收五十万元,向北洋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一切验资和颁发执照等手续,由于冯的关系进展得很顺利。

一九一九年三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同时设立北京分行,并成立董监会,推选谈荔孙为董事长,张调宸、王桂林等人为董、监事。一九二〇年四月,安福国会开会期间,有人指责谈身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公私不分,于法制不合。荔孙先生于是毅然辞去中国银行行长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专心致力于大陆银行经营管理的业务达十四年之久。他经营大陆的指导思想是以储蓄业务为主,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运转调剂,扶助工商实业,借以把大陆银行建立为一个大仓式的中国企业。

—九二〇年三月,大陆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及国内外汇兑外,大陆北京分行又首创保管箱业务。当时出租保管箱,不要说其他城市没有,即以北京来说,除设在东交民巷的外商银行偶有办理该项业务外,在其他华商银行中也是有独无偶。以后,各华商银行相继仿效,迅速遍及各大都市。不久,津沪两地分行除信贷与储蓄业务外,分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除经营保管箱业务且兼营露封保管、有价证券买卖及房地产经租等。为保障储户利益,一九二二年又专设独立会计核算的储蓄部,并增设多种储蓄业务。其中如“特种定期款”,规定一次存人一五一点五一元,十五年到期可得本利一千元。在当时充满动荡不安因素的旧社会,深受储户欢迎。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即有储户一千一百余户,一九三二年增至六千三百余户,以后逐年增加。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存款总额经常保持在二千万元以上。同时又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分行。

一九二二年,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谈荔孙指示天津分行在全市劝业场、梨栈、小白楼等地开设六处支行,在同业中又创先例。嗣后北京、上海、汉口、南京等分行也分别在市内,以及在济南、青岛、滕县、苏州、杭州等地设立支行。当时北京为首都所在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专院校林立,教职员工众多,但校址大多离市区较远,附近从无银行机构设立,因此大陆北京分行首先在清华、燕京、辅仁、北大以及工农医科等处遍设办事处,既方便了广大师生储金的存取,又吸收了大量的游资。

大陆银行将吸收来的存款,投放给工商企业,向以稳健著称。如一九二七年天津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事件,京津各行庄受累甚多,而大陆银行对于发放贷款向抱慎重态度,每笔放款事先都经过深人调查,决不轻予借贷,.因此在协和倒闭案件中,没有受到牵连。这与谈荔孙在处理业务上稳健而又大胆的工作作风,也是不可分开的。

在一九一五年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之后,人民对纸币缺少信仰,因而拥有钞票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常常遭到挤兑浪潮的袭击。当时被称为“北四行”的大陆、中南、金城、盐业为北方银行中资金雄厚的四家商业银行,其中中南银行为侨资而拥有纸币发行权,但独家发行,还很难取得社会上的绝对信任。一九二一年,“北四行”创设“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设立“四行准备库”,以四行的资金支持保障中南银行纸币的发行。从此中南发行的钞票声誉卓著,四家银行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在此基础上又合办“四行储蓄会”,累年积有盈余,从而在上海兴建当时被称为远东摩天大厦的二十四层高楼——国际饭店。这标志四行合作创业的精神,也体现了创办人的雄图大略。

旧中国银钱业的放款业务分抵押放款和信用放款两种,钱庄以信用放款为主,而银行则以抵押放款为主,抵押品又以实物为主,很大部分是以仓储商品的栈单为抵押凭证。因此,创建仓库成为银行开展放款业务的重要环节。一九二五年大陆天津分行为了与垄断当地进出口业务,而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在万国桥堍自建四层楼大型钢筋混凝土仓库两座,除经营一般仓库业务外,主要做本行桟单的抵押放款。客户为了便利起见,也乐于在大陆押款,一次交易可承担两项业务,关于利息与折扣又可获得特殊优惠,因而深受客户欢迎,业务发展迅速,每年押款业务均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将所属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大陆上海分行也自建仓库于苏州路。一九二八年押款达八一〇万元,仅次于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关联的保险业务也同时兴起。荔孙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倡议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等银行合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后来东莱银行也参加),主要承保本身押款的保险业务,使本系统权利不外溢。此外大陆银行于一九二五年拨出美金廿五万元在天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由颜惠庆任董事长,李倜夫任总经理,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开始业务尚称发达,可与外商进出口公司竞争抗衡,后因谈的逝世而收缩停业。

一九三一年春,谈蒸孙已患高血压症,仍不顾医师的劝告,亲赴黑龙江调查大豆产销情况,经过详细分析、研究,决定在产地创设大型榨油工厂,可日产豆油一千至一千二百担。返北平后即与德商西门子洋行签约订购日产一千五百担油的全套榨油设备。后来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第一步目标为东北三省。荔孙先生当与各方磋商,中止合同的执行,大陆银行因此损失定金一万五千元美金。可见国难当头,民族资本的发展也就更加困难了。

但是,谈落孙投资实业的信心仍未稍泯。一九三二年春,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大陆与天津中国、交通、金城、北洋保商五家银行联合借贷十万元,筹建绥远毛纺厂,采用当地羊毛,产品销售平津与西北各地,为内蒙毛纺工业奠定基础。

谈荔孙恪守祖训“不入仕途”,一生从未加入任何党派,毕生兢兢业业从事银行事业。他以引进日本银行的经营和会计方式,从实践中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一九二九年春,他在董事会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担任银行各级领导工作。但董事会成员多为军阀、官僚的代表,而需要淘汰的冗员或不能称职的人,又大都是他们通过私人关系塞进银行的无能之辈。董事会对荔孙先生改革人事的建议既原则同意,又以“暂缓实行”来敷衍。他虽受此挫折,仍不气馁,又制订计划打算在总经理室增设顾问室,延聘学者、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人士协助指导全行工作,从领导核心开始整顿。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他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因患脑溢血症突然逝世,终年五十四岁。这是大陆银行的不幸,也是旧中国民族金融事业发展的一大损失。

据《淮安文史资料》第七辑

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09,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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