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淮安中医药概况 马济中 殷大彰

马济中口述  殷大彰整理

一、人才荟萃  名医辈出
淮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中医药事业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自清代中叶以来,在江苏省范围内谈到中医,即有“南数孟河,北数山阳”之说。查孟河为江南武进县的一个小镇,代出名医,许多中医界知名之士,亦大多与孟河保有渊源。唯江北山阳(淮安县原名山阳县)医界之盛,可与媲美。据南京中医学院陈道谨先生统计,从两宋到清末年间,淮安名医有十六位之多。其中清朝乾、嘉年间的吴鞠通先生,被称为我国“清代中医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其余三家为叶天士、薛生白、王盂英)。他的著作《温病条辨》一书,为明、清医学中温热学派的个中翘楚,是中医温病学方面一本重要著作,一直为近代医家所推崇,并作为学习和研究温病学的必读书之一。后来,另一淮安名医李厚坤将《温病条辨》改写为《温病赋》九篇,启迪后学,便于记诵,于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清末淮安的韩达哉为太医院医判,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当自有其真才实学之处。刘金方先生生平事迹曾载入《重修山阳县志》中,并在淮安夹城雷祖殿后进的天医院内供有牌位,他有很多妙手回春的故事,已被收录在《乡土》等报刊中,在民间广力传诵。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淮安城内,河下、河北约有五十多位有名医生悬壶应世,其余医术一般的尚未统计在内。
其中河北的张治平先生被誉为“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其余两位,一为兴化赵海仙,一为阜宁余奉仙)。刘绍安“催生有术”的故事,已流传在全国民间。河下的汪筱川先生与淮阴的骆秀峰先生有“两淮名医”之誉。河下的高映清除医术相当高明外,还利用中药相反相成之理,创制了“鳖苋膏”,外贴治疗脾脏肿大,现已流传到印度等国。现按悬壶先后,将准安抗战前的中医大致排列如下:城内的如杨赤忱、何干臣、杨式如、应金台、龚镜清、杨幼坪、刘书农、陈序初、何樾岑、刘绍渠、喻秉恒、王景和、刘小南等;河下的赵小楼、蔡景扬、季凤书、张震东、汪绍儒、高幼攀(后迁往徐州行医,名震一时)、鞠开泰、耿绍南、章荫培、吕纯斋等,河北的如刘少方、张治平、张锡周、张可生、张贯仙、刘小泉、刘少金、李璜、陈养和、张绍臣、张伯元、许炳元、张小仙、张道周、钟采芝(后迁往蚌埠悬壶)等。另外还有下关的叶石仙、季桥的曹映台、博里的夏少襄(在曹甸行医)等。他们的医道均各有专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一些疑难疾患,根据辩证施治,常有其清机妙悟,独到见解,皆能名闻数百里之外,常有扬州、高邮、海州(今连云港市)、盐城、阜宁、沭阳、徐州等地人前来就医,靠近的宝应、涟水、淮阴等地更不用说了,真可谓门庭若市。因为名医多、诊务忙,既看病便要吃药,中药店亦随之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城内外共有三十六家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根据各店开业先后排列)城内的厚生堂(都土地祠市口南)、老仁寿堂(即今响铺街人民银行行址)、松寿堂(在老西门大街东头)、义生堂(在镇淮楼南即现鼓楼门市部)、同仁堂(在水巷口)等。河下的全生堂(在干鱼巷口,后改称为全生堂)、大德生(花巷大街北段)、仁德堂(二帝阁西)、孔三和(石工头)、李天寿(石工头)、刘仁和(花巷大街南首)等。河北有孔天福、刘天保、唐太生(俱在河北大街)等。下关的黄太和亦颇具规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河下湖嘴大街专卖膏药出名的高和丰中药店,他家的膏药,因配料合理,熬时火候掌握适当,分有数种,所治多效,内治癥瘕痰核、筋骨酸痛,外治阴阳痈疽、消肿提脓,其特点是贴之颇粘,揭之又易,诚属膏药中妙品。
二、中医研究  成绩可观
民国初年,淮安中医成立了“山阳医学研究会”,总会长是汪筱川。在城内,河下(包括河北)各设一个分会。城内会址在北门大街药王庙内(该庙有三进房子,前两进是平房,后一进是楼房三间,1947年被国民党县长牛作善拆除);河下会址在粉章巷孚佑帝君庙内(该庙计有瓦房十余间。日伪时期,被地方流氓勾结“二黄”拆除)。当时城内分会长是何干臣,何死后为龚镜清,龚后去外地行医又由应金台担任。河下分会由汪筱川兼任,秘书是章荫培。当时两会会员各有三十余人,每月开会两次,研究内容相当广泛,上自《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至临床处方,都可列入讨论。其形式,或谈读书心得,或说治疗经验,甚至互相问难,舌底翻澜。有时由会长出一题目,请各人准备,下次开会,再次第发言,俾皆得到启发,有所收获。拿现在话讲,就是相互学习,各抒己见,最后由会长作总结性发言。有时亦另推对所讨论内容有专长者作指导性发言,可惜这种场面不多。有时两分会合开研究会,气氛更热烈,大多一次在城中,一次在河下,但这种机会亦不多。当时还有一种倾向:诊务忙的,经验虽比较丰富,常缺乏理论知识;而夸夸其谈的,又比较缺乏临床经验,诊务都比较清闲。既能治好病,又能从事著作者,据我现在回忆,一人能兼二任的,有蔡金扬的《医案七卷》(文士程岫峰为之作序),陈养和的《温疫论赋》,刘少金的《幼科一卷》,章荫培的《外科活人》。汪筱川著有《河下大事记》,对地方掌故,有所贡献,但不属医药范畴。至于还有不少名医《医案》流传,,大都是当时弟子手录的。可惜以上各书及医案,无专人负责整理,又未刊印成册,不便于保存,大都展转抄录,鲁鱼亥豕,固所难免,而水火盗贼.遭到毀坏的,亦复不少,特别是“十年动乱”中,被某些人误认为是“四旧”,大都付之一炬,良可浩叹!至于当时成立研究会的另一目的,是风闻有人在上边竭力主张废止中医,未雨绸缪,不如先搭一个架子,以备一旦发生事故,有现存的召集同人的单位,总比一盘散沙好得多了。
民国初年,还办了一所中医学校,地址在城内三条营巷,龚镜清先生担任校长,讲《内经》课的教师是何干臣,讲《难经》课的教师是杨式如,讲《本草经》课的教师是应金台。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三十余人,开办不到二年,因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不够维持学校开支,政府又不肯支持经费,故而停办。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前后,由于西方医药大量传入我国,淮安西医先后有了刘耀宗、陈汝楫、包润甫,蒋樾华、李泽民、郑大熙、章书农等挂牌应诊。同时还有由美国人开设在清江浦(今淮阴)的叫“仁慈医院”的护士王秀章,在河北都天庙行医,由于扛着外国人的招牌,声称能截肢破腹,毫无疼痛(其实,就是局部麻醉和周身麻醉),加上本地“混事儿”的为之捧场,一时病者趋之若骛,获利颇丰。
二三年后,仍回清江浦水渡口行医。那时卫生工作由国民党中央内务部警政司兼管,淮安县公安局特成立了一个“中西医研究社”,社长是秦剑铣局长自兼,杨式如(中医)、刘耀宗(西医)任副社长,应金台任中医研究股股长。该社对中医研究尚称认真,并编辑出版过《淮安中医研究》季刊一册。可是好景不长,成立不到一年,于第二年春,国民党政府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余岩(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提出了消灭中医中药的六项办法,该社亦因而被迫解散。
“废止旧医”案提出后,全国中医药业纷纷罢工集会,国民党政府被迫取消该案。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淮安城内外中医先后又成立组织,城内称为“淮安中医公会”,河下(包括河北)称为“钵池山中医公会”,两者分庭抗礼,互不统属。城内会长是应金台,应逝世后,先后继任者有杨式如、何樾岑、周肃襄等。河下还是由汪筱川先生担任会长,副会长是河北张锡周先生(张治平先生之子)。两会貌合神离地一直维持到民国二十六、七年,当时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民党政局更加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为妄图收拾人心,欺骗群众,拟在各县设立“参议会”,美其名曰:“群众参政”,并规定按行业产生参议员候选人一名,中医界亦不例外。但问题的关键是两个公会一个名额,城中跃跃欲试者颇不乏之,  一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后乃由城内老好人杨石城等出面奔走,几经往返,讲妥条件,将城内外两会合成一个,名曰“淮安县中医协会”,并公举汪筱川为名誉会长,杨幼坪为会长,但城中虽占地理的优势,而究竟人少,城外虽人多力量大,而又僻处一隅,且名誉会长一职,没有实权,于是经全会议决在河下另成立一城北办事处,内没主任一人,并刻有公章一枚,可在河下、河北单独行使职权,城内不得干涉。并一致选马继宗先生为主任。马为汪筱川之弟子,如此一来,则汪有名誉,马有实权,实际上还是城内外各自为政。马继宗因当时拟考西医学校,正作复习功课之准备,懒于参加这种无聊的派系斗争,迟延不肯就职,直到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淮安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其“城北办事处”公章仍保存在杨石城处,迄未一用。这也算是淮安中医史上一件趣闻。后来,参议员也未选成,日军已占据淮安,一些中医纷纷到乡间或外地挂牌行医,该会也就不解自散了。
三、民不聊生  疾病频繁
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大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饱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卫生状况更是十分恶劣,医疗机构残缺不全,疾病广泛流行。当时政府不仅很少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中医中药,因此,这一时期成为我国中医史上一个黑暗落后的时期。据老中医应弗庭、韩玉甫生前回忆,淮安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中,先后发生两次霍乱大流行,死了不少人。
天花也为害较重,流行着“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惨痛谚语。当时淮安每年种牛痘是中西医联合接种,收费要一、二斗粮食之多。由于诊费昂贵,也只能为少数人服务。种牛痘开始是用鼻苗,危险性大,后改用“过浆”即一童臂部有浆后,种痘医生须先将浆盖挑开,以小刀将浆水蘸划在另一孩臂上,一童能供十余孩之用,过浆者名曰“浆童儿”,大多为贫苦孩子居多。过浆一次,须具备礼物钱财,但做“浆童儿”者,常多次被揭浆盖,也是痛苦之事。
同时每年春季,麻疹亦常流行,稍一治疗失当,即会“疹毒归肚”(即今之麻疹性肺炎),大喘亢热,甚至闭窍,死亡率高,因此在旧社会生男育女,有“三灾”、“七难”之说,出花出疹,即其重要内容。
那时淮安有两个官药局为穷人治病,一是东药局,地址在城内东门水巷口北;一是西药局,地址在城内三仙楼。当时两药局皆有租田,每年在夏秋两季开门三、四个月为穷人治病,请几位中医分内、外、幼三科诊治,施药很少,一般丸药成药较多,故疗效较差,因而有些病者不满地说:“不管是病不是病,服他丸药三大锭”的讽刺语言。穷人有病只好去夹城雷祖殿向陶许二位真君(该殿供有陶弘景、许叔微和刘金方等十大名医牌位)求点“仙药”,  以听天由命。
另外当时湖心寺,还有一处施药局,医生是夹城的岳星吉,亦只用普通草药,且僻居运河以西,故求诊者不多。这也不过是方丈大和尚于大量剥削农民的劳力和地租之余,拿出少量钱来,买一点慈悲之名而已!
淮安中医药在抗战前的一段时期,由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入,西方医术也作为帝国主义利用的一种特殊工具,开始大量传入我国。而反动统治者大力宣扬洋奴买办思想,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竭力提倡废止中医药,致使淮安中医和全国一样饱受摧残,几乎濒于灭亡的境地,成为淮安中医药史上的一大悲剧。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百般摧残,淮安广大中医药人员还是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保障人民健康,争取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这将永远载入我县中医史册。

(本文承县公路管理站应慰祖同志提供部份资料,附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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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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