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昌的治河事迹 / 朱方谷供稿

郭大昌的治河事迹 / 朱方谷供稿

郭大昌,淮安人,生于清乾隆七年(1742),嘉庆二十年(1815)逝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治黄老河工,精于堵口,对治黄方案亦具精辟见解。在中国水利学会编撰的《中国古代著名水利人物表》中,共列出战国以来著名水利人物十四人,郭大昌居其中之一。现将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第九章《清代的治河成就》中关于郭大昌治河事迹的部分,摘录于后,供学习参考。

在河政十分腐败的嘉庆年间,却出现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老河工郭大昌。他敢于对当时侵帑误工的河宦作斗争,在治河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据清人包世臣在《中衢一勺·郭君传》①中记载,郭大昌出生于苏北山阳(今淮安)普通的农家,十六岁的时候到河工上当了一个名为“贴书”(帮写)的小职员。他勤苦学习,认真实践,在三年的时间内,就熟悉了“工程销算正杂料作收支之法”,并且“过于其师”。他生长于水乡,“尤明于水性衰旺,能以意知其溜势所直”,精通埽坝工程,当时人目为“老坝工”。他一生“讷于言而拙于文”,秉性刚直不阿,对工程坚持节约、省料,作事认真,曾遭到河官的排斥、打击,一直得不到重用。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黄河决清江浦老坝口,一夜之间口门“塌宽至一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黄入运,板闸关署被冲,滨运之淮、扬、高、宝四城官民皆乘屋”,形势十分严重。当时的南河总督吴嗣爵,“恇惧无所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亲自去见被他排斥过的郭大昌。吴“再三谢罪”之后,坚请郭大昌出来帮助堵口,条件是:“钱粮五十万(两),限期五十日”。郭大昌看透了吴嗣爵想趁堵口捞一把的坏主意,轻蔑地对吴说:一定要我郭大昌来堵口,工期不得过二十天,工款不得过十万两,施工期间,我只需要你调文武汛官各一,维持工地秩序,此外,不要任何官员到工,否则我就不干了。对于料物工款,也要由我完全支配。吴嗣爵恐怕堵口不成,皇帝发怒,不得已一一答应。在郭大昌的主持和劳动群众的努力下,“至期遂合龙”,仅用银十万二千两左右。这对吴嗣爵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和鞭挞,使他想趁机大发横财的幻想彻底破产了。

嘉庆元年(1796)六月二十日,黄河又在丰县决口,河防主管官员作了个堵口计划,要款一百二十万两。这时的河督兰第锡,也认为要钱太多,怕皇帝不答应,想减少一半,并就商于郭大昌。郭听了以后直截了当地答复说:再减一半也足够了。当时“河督有难色”。郭又说:“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就是说,拿十五万两办堵口工程,十五万两送给你们装腰色,还嫌少吗?他这铿锵有力的回答,无情地击中了贪官的要害,又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这时河督大怒,郭大昌从此决意不在南河作事。

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苏北一带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当时治河官员,有改河入海的打算,“或南出射阳湖,或北出灌河口”入海。这一计划如付诸实施,则淮安府所属地区,即将遭受灾害。郭大昌这时已六十多岁,他虽受到河官的排斥,仍念念不忘黄河。嘉庆十三年(1808)他和好友包世臣一同“扁舟泛下河,转尖至灌河口,溯管渎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骑循峰山至盱眙”,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调查了黄、淮、运形势。随后由包世臣提出“海口并无高仰,河身断不可改”的主张。原来云梯关以下两岸有长堤,为康熙年间靳辅所修,起了束沙攻沙之效。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晋治河时,予以废除,已四十余年。每“遇大汛水驻之时,横溢至数百里,流散则缓,而海潮乘虚则入,故沙身积淤”,以致影响上游多患。因此,他们又提出恢复海口长堤,集中溜势,束水归海,并对运口头坝决口处,“筑盖坝导淮溜出黄,以减运涨”的建议。通过包世臣向上反映,已“得旨允行”。正拟施工,而大河又在北岸马港口溃决,从灌河口入海,恰好符合河官的心愿,于是马港口不堵,任其泛滥,而包世臣、郭大昌等的治河方案,因而中止。

马港口以下多苇滩,河水受苇根的盘结,决口三年之久,还没有冲出入海的河槽,安东(今涟水)一带的灾民,不堪其苦,纷纷上诉。后来皇帝派尚书马慧裕处理此事。这位尚书未经调查,即听信当地河官的一面之辞,同意不堵马港口。安东的群众不得已,就去求教郭大昌,郭向大家出主意,叫备小舟千余只,要求马慧裕坐船亲到口门以下察看,后来马慧裕果然坐船行至口门以下不数里,船即胶浅不能行,大为震怒,认为马港口并没有达到预期改河的怍用,于是奏请堵筑马港口,并参照前案修筑海口长堤等工程。在实行这一方案时,又派了都察院左都御史百龄为两江总督,领导施工。百龄到任后请包世臣共商河事。包在临行前,又向郭大昌求教。这时黄河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因黄河向洪泽湖倒灌,清口入黄的太平河和黄河下游河道均已淤塞。于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又在北岸邳州之棉拐山决口,下穿邳、宿运河。因棉拐山下皆顽石,冲刷不动,复上溢南岸萧县之李家楼,溃成巨口。郭大昌根据这一情况,分析李家楼

(运口盖坝示意图)

溃水不到半月就可达洪泽湖。水入湖之后,日涨尺许,估计不到十日就可以把全湖涨满,倒灌运河,则淮安居民百万生灵,必遭大殃。郭向包世臣建议争取在水到之前,积极在运口头坝外,接筑盖坝(见示意图),必可使清淮无恙,并赶筑云梯关以下长堤,则黄流可以顺轨。包世臣根据以上意见,向治河官员提出这一治理方案,于八月一日开工,接长头坝处之盖坝,掩护头坝金门,到八月八日溃水已到洪泽湖,开始泛漫运口,赶于十二日将盖坝抢修完成。这时出湖之水,经盖坝的挑溜作用,以水治水,把太平河身刷宽三百丈,深二丈八尺,导溜入黄。经采取这一措施,运河水势减落,清、淮人心大定。以后又接筑云梯关至海边的长堤,堵合了李家楼口门,使大河回归故道。至伏汛后,海口深达七丈,大河皆深二丈,秋汛至,河水竟不出槽。在总督百龄视察河口时,奏称;“自云梯关至八滩而下,直到海口南尖,俱深二三四丈至五丈余尺不等。……询据渔户等云,向年黄河入海,自出南北尖而下,不过数里,即与海水不能异色。捕鱼之船,即在海口施网。自本年黄流挽正之后,气力猛盛,冲注海中,约有四五十里之遥,始与海波合色,渔船须避过黄溜至数十里之外,始可捕鱼,计二十年来未见黄河如此奋迅。”(百龄:《查明海口实在深通折》)②

郭大昌虽是一个平凡的老河工,在清代中期河政腐败,河道凋敝不可收拾的局面下,他关心全局,能够积极提出建议,终于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的紧张局势,不愧是一名治河的名手。包世臣认为郭大昌所学不亚于陈潢,但不如陈潢有文采。还说:“河自生民以来,为患中国,神禹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潘氏后百年而得陈君,陈君后百年而得郭君,贤才之生,如是其难。”他把郭大昌与潘季驯、陈潢并驾齐驱看待,评价未免偏高,但却也反映了包世臣对郭大昌的崇敬心情。

郭大昌的岳父王全一也是一位老河工,“精于外工”。郭大昌的成就颇得力于他的教导。乾隆末年外河厅的汤陈工出险,浪势甚猛,正拟集料抢修,王全一看后说:“此水叹气也,必无事。”他解释说,凡大溜来稳去猛,说明正溜“伏攻埽根”,比较危险。今大溜来势很猛,去势很稳,说明埽根已挂嫩淤。现在“水面乘风力见险势,其实不足畏也”,若冒昧抢修反而不利,次日果然挂淤无事。又在一次堵口时,内外皆水,取土困难。王全一乃在口门以下,左右各做一小坝,使水出口门遇小坝回溜入于坝外面落淤,每夜所落之淤,足供次日之用,解决了用土的困难。王全一曾将自己在河工上几十年所经历的工程作了记述,后来由河督徐端刊为《安澜纪要》、《回澜纪要》二书,竟变成了徐端的著作。

注:
①引自包世臣所著的《安吴四种》。以下谈到郭大昌的事,凡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郭君传》。
②引自《南河成案续编》,卷八三,嘉庆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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