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和讴歌周恩来总理（两篇） / 张人权

缅怀和讴歌周恩来总理（两篇） / 张人权

题记

《社会公仆的光辉典范》和《向工农兵子女看齐》这两篇缅怀和讴歌周恩来总理的文章，1979年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曾引起党政军民各界的强烈反响，新华通讯社发了稿，国内省报都刊载了，国外也有十多家报刊转载。有数千读者投书《人民日报》称赞周总理的事迹感人肺腑，要求继续宣传并扩大宣传效果。然而，鲜有人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都给在总理家乡的作者惹来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麻烦，幸而后来终于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下得以解决。事隔近20年，恰逢总理百年诞辰，淮阴市政协拟编纂纪念专辑，为存史、资政之需要，决定重新发表这两篇文章。感慨良多，特饶舌几句，即此。

社会公仆的光辉典范

——读周总理给淮安县委、县人委的几封信

加了晚班回到宿舍，已是十二点差五分，但当我重新拿起珍藏在枕边的周总理给淮安县委、县人委的几封信，一天的劳累全被赶跑了。读着这些信，看看报上最近发表的有关反对特权的文章和报道，再联想起某些干部嘴上也讲学习周总理，行动上却利用职权大搞特权的那些事，我就更加没有睡意了。我索性拿起笔来把周总理这几封信向全国的广大干部、特别是那些搞特权的领导干部，作些介绍，让他们同我一样受到教益。・

1958年6月29日，周总理用毛笔给中共江苏省淮安县委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信上说：

前接我家弟媳陶华来信，得知县人委准备修理我家房屋，我认为万万不可，已托办公室同志从电话中转告在案。

远在解放初期，县府曾经重修我家房屋，我已万分不安。当时我曾考虑将这所旧屋交给公家处理，但由于我家婶母还在，又恐房子交给公家后，公家拿它做纪念更加不好，因而拖延至今。

现在正好乘着这个机会，由我寄钱给你们先将屋漏部分修好，然后将陶华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给公家处理，陶华也不再收房租。此事我将同时函告陶华，并随此信附寄去人民币五十元，如不够用，当再补奇。

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再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当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寡母（这是周总理的过继母亲，不是生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公家如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这封信中，还讲到另一件事：“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沟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

在这封信的最后还说：“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1956年，周总理的婶母患病，淮安县委立即送到人民医院治疗。后来，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于1956年10月29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开头便说；

“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得知婶母的病最近又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

这封信中还说：“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佰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信的末尾还盖上了自己的图章，底眉的括弧内又说：此信请转人民医院负责同志一阅。不另附信。

周总理的婶母终因年高体弱，病情严重，治疗无效而去世。县人民委员会便打电报告诉周总理。恰巧总理公岀，邓颖超同志在1956年12月24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上说：

“先后收到给恩来同志的两次来电。我们的婶母亡故的后事，承你们照料办理，深为感谢。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

淮安县委考虑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无暇处理这些家务事，超支费用又很少，就没有把不足费用的数字写信告诉周总理。但是，周总理并没有放过这件事，又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于1957年3月13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信追问这件事：“总理婶母去年逝世后的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徐汇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淮安县委才将实际开支的情况告诉周总理。不久便收到周总理1957年4月19日用复写纸打印、盖上自己图章的复信。信上说：“几年来，你们对我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信上还说：“我婶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

随着这封信，周总理又寄来婶母安葬善后费用尾欠垫款贰拾伍元。

1958年，淮安县委帮助周总理弟媳陶华治了病。周总理知道以后，在12月22日委托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说据陶华信中讲：“她近几月来因病曾在淮安、南京等地医院作了长时间的治疗，现在病也基本好转了。在治疗期间所花经费是由你县借给的，到目前为止共借了六十元。”周总理唯恐陶华把钱数讲少了，还说：“但不知真实情况如何？望来信说明一下。”并随信寄还人民币六十元。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淮安县委为了保证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健康，在1961年春节期间，托便人带了一点家乡的土特产给他们。1月16日便收到周总理委托国务院办公室代写的一封信。信上说：

“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和工艺品的价款。其它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随着这封信，的确附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周总理亲自动手或委托工作人员代写给淮安县委、县人委的这几封信，以及他对有关的几件事情的处理，极其鲜明而又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用“不搞特权”这几个字能够概括吗？用“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这句话能够表达吗？我认为，不管如何评价，都难以达到周总理实际达到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家总理，却并不是“社会主人”，而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社会公仆的光辉典范。我们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从周总理的这几封信中得到启发，受到教益。尤其是那些利用职权搞特权的干部，更应当从中受到感召和鞭策，认真学习周总理的这几封信，并且应该同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一一对照，从而带头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表率！

（原载1979年6月28日《人民日报》第3版）

要向工农子女看齐

——介绍周总理对亲属的教育

前一段时间，我曾参加过对周总理光辉事迹的采访和收集工作。在采访和收集的过程中，周总理的亲属，特别是晚辈，对总理的事迹是不那么肯讲的。因为周总理生前教育他们不要讲，不要写，要求是很严的。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们不得不多少谈了一点，虽然是点点滴滴，却也感人至深。

周总理教育亲属，特别是教育晚辈，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要他们“丝毫不能特殊化”。他的侄儿、侄女、侄媳，无论是住在淮安的或是住在广州、湖南、青岛、西安、南京的，第一次来看总理的时候，总理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伯伯当了总理，自己就可以高人一等，一定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丝毫不能特殊化。

周总理不只是谆谆地教育他们，而且还给他们作出了许多不能搞特殊化的具体规定。例如：他们进京探望伯父、伯母，都得住国务院招待所，都得买饭菜票到食堂就餐，有工资收入的还得自己付钱；如果到国务院礼堂看戏或看电影，都得自己买票入场，从来不给优待券。同伯父伯母一起照相，每人只能拿一张相片，周总理总是说：“不要拿着与我照的照片去炫耀自己，滋长你们的特殊感。不多给你们，免得你们到处送人，以显示自己了不起。”

周总理是绝对不许晚辈们扛他的“牌子”的，严格要求他们在填写履历表和入党入团志愿书的时候，都不得填写与他的关系。1974年，有一个侄儿调动工作，邓颖超同志还趁着侄媳来京的机会，转告总理要他们到新的地方不要讲出与总理的关系，并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讲出去。周总理曾多次对晚辈们说：“你们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子，就会处处照顾你，你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你的进步就慢了。”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给我最好的表示，就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好接班人另一方面，总理又严格要求他们：“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与我的关系，不能草率从事。”总理的晚辈们，都自觉遵照伯父的教导去做。

1952年以前，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周尔辉和祖母（周总理的婶母）的生活费用都是国家负担的。1952年改成了工资制，周总理就不让政府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而由自己全部包下来。这样，尔辉就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已有了干部子弟学校，还有条件较好名气又大的清华附中和育才中学等，但周总理并没有让他进这些学校，而是把他转进了刚由私立改为公办、条件较差的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这所学校当时有两种伙食，一种是九元的，一种是七元的，总理让尔辉吃了后一种伙食，教育他“在生活上应该坚持低标准，向工农子女看齐”。

周尔辉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1959年，他和同学们一道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行前向伯母说：“过去给我的那只旧皮箱，已经坏得不能再用了，想买只箱子，好放放小件行李。”可是，伯父没让买，给了他一只长征时用过的灰布马褡子。

尔辉大学毕业以后，组织上决定他留校工作，周总理惊讶地问：“你留校能干什么?”直到知辉一再说明“这完全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是服从组织”，总理才不再追问。对于侄辈的工作问题，周总理从来坚持服从组织安排。尔辉的弟弟尔萃，原先当空军，后来要停飞了，便写信问伯伯：“我停飞以后干什么好?”周总理委托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写了回信，说：“你所在的组织最了解你，应听从组织安排，别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你的领导就不好办。”后来，尔萃服从组织安排，到西安工作了。

1961年7月2日，周尔辉和孙桂云在周总理家中举行婚礼。周总理只送给他们几件礼物，有床单、衬衫、裤子等，其中还有旧的。伯伯笑着对侄儿和侄媳说：“当年，我们结婚时也很简单，没有请客办酒，也没有买什么新东西，艰苦朴素。艰苦朴素光荣嘛！”这天的晚饭，只有一桌人，主要是在京的亲属，厨房的大师傅也上了席。席上菜也不多，因为都是凭计划供应的；连糖果也没有从计划外购进。总理对大家说：“我不摆阔，反对大吃大喝，一切从简，”他要求所有的亲属都要艰苦朴素过日子，生活水平不能超过当地人民群众的一般水平。

尔辉结婚以后，钢铁学院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通过协商，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报到以后，尔辉夫妇俩一道去看望伯父伯母。这时，周总理才知道这件事，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不能调到外地去？”他还让邓颖超同志教育他们说：“伯伯是抓城市人口压缩工作的，不能带头违反这个政策。”后来，周总理批评了有关方面，让孙桂云回淮安工作。一年以后，又让尔辉也调回淮安工作。临行前，总理说：“学校里学的东西，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并告诫他：回去以后，也不能特殊化，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

像对待淮安的晚辈一样，周总理对住在其他地方的晚辈，要求也非常严格。周总理有个侄儿，1957年和母亲一起下放河南农村，当上拖拉机驾驶员。1958年，他母子写信告诉总理，总理亲笔写信祝贺，说：“听大姐读你们来信，非常高兴，祝贺你们首先进入人民公社生活，并向你们看齐。”不久，这个侄儿同一个贫农出身的女工结了婚。总理知道后，说：“这样好。”1959年，河南组织上把总理的这个侄儿调进城里搞工业。后来，这个侄儿出差到北京，总理一见面就问；“你在农村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离开农村呢?”这个侄儿一再说明：“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服从组织也不好。”总理笑着说：“那你首先要学习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质，改造思想，改造我们家庭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他从言谈中觉察到这个侄儿有点骄傲自满的情绪，又教育他说：“要永远感到不足。这样，才能永远有进取心，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才能坚持不断革命。”并说：“我革命了四十来年，难道没有旧思想了吗?所以，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你们年纪轻，改造思想的日子长着哩!”还说“一个人自己说好不行，要由人民给下定论。要在你死后，人民说你是一个好人，才能算是好人。做一件好事容易，要做一辈子好事，不做坏事才行。”这个侄儿回河南的时候，总理还叮嘱他不要特殊化，“要穿布衣，粗茶淡饭过日子，生活上要艰苦朴素”。

周总理对他的平辈亲属，也一样不许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总理就曾把在京的平辈亲属召集起来开会，明确对大家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要大家不要依靠关系，而要依靠自己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当时，总理有个姨表妹曾要求他给她安排个工作。这个姨表妹在旧社会是个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她还敢于冒生命危险去梅园新村看望大表哥。上海解放以后，她没有工作，就写信请周总理帮忙。后来，邓颖超同志给这个姨表妹写了信，告诉他，表哥不能利用职权为亲友安排工作，强调这是我们党多年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谁也无权破坏。

周总理有个表哥叫万叙生，他和周总理童年时期相处很好。1950年8月，总理曾在中南海热情接待过他。这个表哥，牢记总理要他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教诲，在扬州市街道上工作十余年，成绩卓著，受到政府表扬，事迹也上过报。1962年，他曾写信向总理提岀不合理要求。周总理委托办公室一位同志代写了一封回信，信上说：

“关于你要求解决四女的工作和前所在机关对你家庭照顾之事，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总理说他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亲友给予特别照顾，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四女现在有临时工做，很好，要教育她不管参加什么劳动都一样，都是社会不同的分工，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缺少的工作，都是光荣的。”当然，周总理对于表哥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还是作适当帮助的。他随信寄去人民币60元，还寄去一些衣服，帮助表哥解决一些急需。

周总理不许亲属持殊化，却要求他们把革命工作做得特别好。他多次对晚辈们说：“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周总理教育亲属，特别是教育晚辈的事迹是很多的，而我们收集到的却很少。但这些已足以说明周总理在对待亲属和教育晚辈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典范，值得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认真学习。

（原载1979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