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音生云际 高树影由根 / 荀德麟

雷音生云际 高树影由根 / 荀德麟
——浅谈故乡淮阴对周恩来的影响

淮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他在淮阴度过了一生最初的12个春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长淮阴、熟悉淮事、地地道道的“淮人”,周恩来的身上打上了难以消磨的淮阴乡土文化的烙印。

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骏龙(一名攀龙、起魁,字云门)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就已离开绍兴,于咸丰初年迁居清江浦(今淮阴市城区,时为清河县城),咸丰末年(大约在1860年捻军攻陷清江浦前夕)又为避战乱迁居淮安。

周攀龙是国学生,江苏候补同知,曾代理过安东(今涟水)、阜宁、桃源(今泗阳)等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他逝世时,周恩来还未出世,他的祖父——一个“纯粹”的绍兴人,已很难说对他有多少影响了。

周攀龙生有四个儿子;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贻赓(字曼青),十三年(1874年)生贻能(字懋臣,周恩来生父),光绪二年(1876年)生贻奎(字焕臣),光绪四年生贻淦(字簪臣,周恩来过继父)。这兄弟4人长大后,贻赓承父业,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也算个师爷;贻能为人忠厚,学师爷无成;贻奎是个残废人,辗转床箦几十年;贻淦则过早夭亡。总起来说,周恩来的父辈也还勉强维持了“诗礼簪缨之家”的面貌,然而,明显地处于没落的境况。

少年恩来曾在清江浦生活四年。清江浦是周恩来生母万氏的娘家。四年中,有一半时间就住在娘家,还有一半时间虽另择屋居住,但是住得很近,几乎无日不往还。周恩来不仅在生理特征和天赋条件上以母系遗传为主(他的相貌长得极象万氏),而且在后天成长上,生母万氏对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在清江浦度过的四年,是6周岁到10周岁,正是早慧的周恩来启蒙、入世的初始阶段和关键时期。在这四年中,周恩来不仅与母舅家一起生活、相处,还经常潜身于他外祖父留下来的大藏书室,遨游于知识的海洋,更以其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吸纳清江浦一切新奇的人和事,充实着自己的社会知识。从周恩来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章看,《射阳忆旧》、《巾帼英雄》两篇较长的文章主要记述两淮的人和事,其中《巾帼英雄》是记清江浦的事。《射阳忆旧》记述两个故事,其第一个也是记述清江浦的事,而且明言发生时间是在“余九岁,正余幼时家庭极乐之境也”。说明此时他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尚未去世,否则何来“家庭极乐之境”?此时,正住在清江浦。另外,1916年写的很多文章都引用的《评〈咏岳少保祠〉七律》,文中所评的七律诗,也是周恩来在清江浦岳庙看到的。清江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记忆。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父辈已迁河北宛平,外祖母张氏夫人则是清江浦人。周的舅父、姨母辈都是在清江浦出生、长大,更是地道的“淮人”。万青选早年随父亲承紫、伯父承纪到淮上谋生,与周攀龙一样,干幕僚,当师爷。万家卜居清江浦比周家到淮上要早40年以上。经査:万承纪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以附贡生任山阳知县,道光元年(1821年)署淮安知府,四年任外河同知,次年五月免,八月再任,直至道光八年。其弟万承紫(周恩来外曾祖父)于道光五年五月接替他署外河同知。三个月后,万承纪又接任外河同知;而承紫则调任中河通判。在黄河北徙前,黄、淮、运交汇地带素称难治,而万承纪、万承紫兄弟能从普通幕僚而晋升到比县知事级别还高的外河同知、中河通判这样的官,可见他们是非常精明能干、善于治水的。万青选似乎比他的父辈更有才气,从咸丰年间由宝应县主簿捐资任清河县知事开始,先后三任清河知县,并任过盐城县、安东县和山阳县知县,光绪十八年(1892年)由淮安府同知(专门负责治水)改任里河同知,为官约四十年。万氏的治水家法可谓代有传人,到万青选的子侄辈,仍不乏精于此道者,其子万立钰(周恩来八舅),精于水利,对乡邦水利多参与,颇有建树,他能通过看水的颜色,测知上游洪水的来水量。万家不仅是治水世家,而且是书法世家。万承纪书法负有盛名,今镇江焦山定慧寺大殿外墙上,还存有万承纪于嘉庆年间书写的径逾二尺的擘窠篆书“横海大船”四字。万青选、万立钰父子也善书法,工镌印,负时名。周恩来的书法好,尽管他讲是私塾的邹豫园先生教的,然而无疑也是受到这种家风的薰陶、影响的。周恩来当总理期间,特别重视水利事业,不仅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事,似乎也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家传因素的影响。

万家到万立钰这一辈,兄弟10人,一半在外面,或做师爷或经商;在家的几个,有的泡赌局,有的玩古董,有的逛窑子,弄得家庭里矛盾百岀,也呈现一片式微的不祥之兆。

综上所述,无论是周家,还是万家,都是处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中,对少年周恩来呵护关爱最多的是三个女性:生母万氏、养母陈氏、乳母蒋氏。万氏虽未读过多少书,但她特别聪慧精明能干,善良大度,是万青选最爱的女儿。嫁到周家后,马上以其达事理富才干善齐家而成为支撑这个没落世家的主妇。她终因操劳过度而于1907年春(周恩来9岁时)过早地去世。养母陈氏也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她是典型的由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而变成大家少妇的。婚后不久,丈夫周贻淦就病逝了。她年轻守寡的命运和沉静寡言的性格,也注定她是短命的。她也在1908年7月病逝。乳母蒋氏是循规蹈矩、善良忠诚的普通劳动妇女,后来没了工钱,还主动承担起对恩来的照顾。从这三个女性的命运与遭际中,可以进一步看出这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古道西风瘦马”之景。

周恩来在故乡生活之际,正是清王朝行将倾覆之时,列强的入侵,国库的空虚,人民的贫弱,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民主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从而加快其变化的速率,而这时期的淮阴有其特殊的变故。

周恩来童年生活的淮安和清江浦,是典型的因交通而兴,因河、漕、盐、榷而兴的城市。淮安城位于古邗沟入淮处末口,向来为淮运交汇处和重镇,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山阳县衙、淮安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是漕运总督的驻节之所。漕运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系,故明清总漕的地位很高,与封疆大吏相埒,淮安也因此俨如省会。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是有名的“肥缺”。官盐商的豪富更无与伦比,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数以千万、万万计的财富,在淮安城北三里的河下营造很多豪华第宅和近70座园林,以致区区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他们“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入则华筵连宵,歌吹竞艳,挥霍无度”。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淮安城西北的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而商贾也以淮安驻有众多的肥官豪商,在这里盘桓,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

清江浦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分司,清代设有南河总督署,还先后或同时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要论“油水”,甚至胜过总漕。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白银,遇有大水决溢还另拨专款,故旧时称治河花费为“水大头”。清江浦一带的居民因此而大多寄食于河、漕。所谓“市廛杂还,浩穰百端,春夏有粮艘之载挽,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致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民乍富乍贫,日月异趣。主与客相耀,野与市相驱”。(光绪《清河县志》)众多的治河经费,其实“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因此,河工大小吏员“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他们挥霍淫奢,使“脂膏流于街衢”,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黄钧宰《金壶浪墨》)清江浦还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旧时商旅由南而北,都到清江浦舍舟登陆,至清江浦的卫星镇王家营换乘车马;由北而南,则至王家营弃车马,再到清江浦石码头登舟,故石码头旧有“九省通衢”之誉。“若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往往呈现“日岀千车”的盛况。(《王家营志》)清代的淮安和清江浦,已不仅是一方重镇,更是全国之名城。

关于两淮的繁荣盛况,光绪《淮安府志》有一段精彩简洁的描述:“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嵯商者皆徽扬高资铠户,役使千夫,商贩辐犊。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有关志书亦载其“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以至“士有闭蓬户然膏油不入公卿之门,则仆隶笑之;妇人衣不呈质,锦纯绣领过其材;至如清门素士,缟綦椎髻,少与婚对。”“惟士人尚能遵俭朴、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

然而,自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实施淮北纲盐改票后,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有的甚至贫至彻骨,河下遂迅速衰落。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运道梗塞,致使河运停顿了10余年,江南漕粮遂大部由海运北上。黄河北徙后,水上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咸丰十年,捻军攻克清江浦,清江浦又惨遭兵火,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漕运总督移驻清江浦,且由漕督兼管河务,河务、漕运同时式微。19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宣统三年(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城市迅速衰落。光绪《淮安府志》云:“自纲盐改票,昔之钜商甲族夷为编氓;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寇陷清江浦,河员裁而帑金绌,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百事罢废,生计萧然。……暨时事迁移,重之以兵火,富者日益贫,贫者日益偷。每遇水旱,佃户贫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而士女方且竞修饰,被服丽都,婚嫁殡葬,岁时伏腊,尤多浮费,子弟博塞嬉游,莫之或禁,曩者浮靡之习,独未尽革,洵乎由奢入俭之不易也。”《续纂清河县志》更明确写道:“四十年来踵事增华,奢不中礼,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自政令维新,浮慕自由者诋及礼教,几决男女大防。惟人民渐知趋重实业,农工商各赴其事……而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至于冠履之僭越,衣饰之诡异,几于上下无等,良贱混淆,则万方一概,不足为一乡一邑病已。”

清王朝覆亡前夕,以河、漕、盐而兴的淮安和清江浦,虽已被釜底抽薪而江河日下,但奢靡之风在世家中仍未“尽革”,“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燿”,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周恩来的生母病逝,他的外祖母就硬逼着周家大操大办,使周家早已捉襟见肘的经济景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必须经常典当、借贷来维持各项开支。周恩来一生俭朴,反对浮费奢华、繁文缛节,这与他从小出入当铺,深受浮靡风气、繁缛礼节之害,关系至深。

由于两淮是交通咽喉,烽烟起处则倚为重镇,成为“兵马走廊”;黄河夺淮以来水患频仍,民生浮寄,这些因素导致民性易徙,人口流动甚烈,“所谓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仅千百中之什一耳”。淮安、清江浦更是商旅辐辏,五方杂处,乡风不但不排斥客籍人士,而且对客籍人士之懿德善行,彰扬不遗余力,甚至胜于彰扬本籍人士。这种兼容并包,平等待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乡风民风,在周恩来的接人待物中,可以说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善的体现和升华。

值得强调的是,淮阴浓厚的儒教之风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因为他岀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也不仅因为他进的是私塾、读的是儒书,他的启蒙老师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更因为当时的整体氛围仍充斥着“儒气”。戈宝权先生曾说过:苏南学术上有常州学派,苏北有泰州学派、扬州学派;艺术上有吴门画派,苏北有扬州画派;医学上有孟河医派,苏北有山阳医派;文学上有阳湖派、有冯梦龙,苏北有吴承恩、施耐庵,苏北毫不逊色。这反映了苏北的学风,同时也反映了位于苏北腹地淮阴的学风。淮阴学风素来称盛。明清时期,江南文风有称雄盖世之势,然江南文士每论及淮扬,总不敢小视。就拿淮安、清江浦来说吧,除了府学、县学外,就有书院近20所,较著名的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崇实、袁江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明清两朝,仅山阳(今淮安)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河下弹丸之地,不仅举人、进士众多,而且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河下三鼎甲”至今被传为佳活。在《清史稿》中,以儒术、文学、贤能、节烈立传的淮安籍人士,就有10多人。淮阴士风,儒雅和刚烈兼备。论武烈,“韩侯之兵功在炎汉,步鹭之略威加蛮夷”;论文章,“三十篇《文选》之裁,都尉肇夫《七发》,建安七子有陈军谋之檄,大历十子有吉侍郎之诗。……龚高士之天马,陶山人之雪兔,一艺之士,皆斯土之光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士,则有臧洪、陈容、刘仁赡、赵师旦、扈再兴、黄文政、缪朝宗、张孝忠、关天培等等(《山阳艺文志·淮阴说》)。晚清著名学者丁晏在评价淮阴的士风时写道:“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中,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之嫌和一定刺激性,然而淮阴士风,确实象发源于此的淮扬菜一样,取南北之长,成独特之风。周恩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当时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里浓厚儒学之风和独特士风的薰陶。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周恩来的儒雅之风中,寻求传统文化和儒学对他的影响,这是对周恩来研究的推进和深入。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清末的淮阴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因“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甚而至于“诋及礼教”。当时,淮阴不仅有维新派人士活动,还有同盟会的民主革命分子活动,且比较活跃。如张相文以清江浦的江北师范学堂为阵地,宣传民主与科学;周实、阮式创办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韩恢、臧在新、赵云鹏等,或在清江浦等地的北洋新军中串连,或在绿林中结党,积聚革命力量,这已不仅仅是“诋及礼教”的问题了。这对周恩来投身革命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的。周的姨表舅龚荫荪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他还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中国同盟会成员。他变卖家产,支援革命活动,经常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龚特别喜欢周,不但让他到龚家的学塾就读以免失学之苦,还给周讲了不少革命道理,给他看过一些具有革命进步思想的书刊,所以周恩来讲龚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周恩来离开故乡淮阴以后一年半,即1912年10月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言文写得那么老道,思考问题那么深入,没有在故乡学儒学打下的深厚基础,绝不可能在一年半时间内一蹴而就。淮安在清代有“诗城”之誉,一度名动全国,诗风所被,文人皆能言诗。感时言情之人比比皆是,慷慨悲歌之士代不乏人,周恩来启蒙之初就背诵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特别是在清江浦生活的四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现在所能找到的周恩来写的最早的诗,是他16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其一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其二曰:“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而他写《大江歌罢掉头东》时,也仅有19岁。周恩来早期的诗,既附丽着儒家诗教的色彩,更体现着慷慨悲歌、讨伐无道、投身革命的情怀。同时,这里面也融汇着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传说和精神风貌,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部分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过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不少谈到“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对周恩来有着重大的影响。韩信曾为成就大事而忍受胯下之辱。周恩来超人的忍辱负重的精神,与乡贤韩信何其相似!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甚至这样写道:“70年之后,当周恩来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象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象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淮阴民间至今关于韩信的传说仍然很多,这对周恩来的影响应是不言而喻的。

淮阴关于汪廷珍的故事传说也很多,比梁红玉、关天培还多。汪廷珍在地方上的影响——家喻户晓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韩信。汪廷珍的家和他的墓葬,又在周恩来经常坐船去玩耍的淮安河下,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养母陈氏和其他人不可能不对他讲这样大名鼎鼎的乡贤。然而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篇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汪廷珍。

汪廷珍(1757-1827年),字玉粲,号瑟庵,12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人。其时家道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坚强意志,并激发他刻苦学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以一甲第二进士及第(榜眼)。五十六年以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旋又升祭酒。其间选刻《成均课士录》。嘉庆帝继位后,汪廷珍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嘉庆帝信任。后连任安徽、江西、浙江学政,曾撰《学约》五则以训士:一曰辨途,一曰端本,一曰敬业,一曰裁伪,一曰自立。从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恃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尽心启迪。道光帝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道光帝在诏书中称他“授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朕通经义,辨邪正授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师道、臣道可谓兼尽矣”。后因查勘南河决口得力,于道光五年升协办大学士。七年病卒。汪廷珍一生谨守母教,生活俭朴,为人正派,举止有分寸,“不棘不阿”,待人以礼,而又不拉拉扯扯,“门生故吏遍满中外,终其身无尺一相慰答”。他为大学士期间,“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其行谊文章,海内识与不识,推为正人无异喙”。他不务虚名,述而不作。但奏议序跋、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为《实事求是斋集》。

周恩来不仅早年家庭遭际与汪廷珍很相似,而且思想作风、立身处世之道,甚至很多言行都极相似。汪廷珍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周恩来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汪廷珍强调实事求是,并以此名其书斋,周恩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甚嚣尘上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实事求是的韧性坚持和追求;汪廷珍恪守“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周恩来一生勇于修正错误,维护真理,坚持事不利己、专门利人;汪廷珍一生勤慎,周恩来在勤慎方面更无懈可击;汪廷珍立朝三十余年,“不棘不阿不党”,周恩来则堪称“不棘不阿不党”的典范;汪廷珍为相,“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周恩来为总理,日理万机,不骄不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廷珍才气过阮元,却坚持述而不作,周恩来早年即以文才诗才名,以思想深刻著,但中年后却不露锋芒,也“述而不作”了。所有这些,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吗?分明有同乡的影响、“传承”的印痕。我们绝不能因为汪廷珍是封建王朝的宰相,而无视甚至否认这样的事实。

周恩来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外祖父万青选的故事。万青选为官三十多年,在周恩来出生时去世。他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而钧稽疑狱必详审再四,核实乃已”。任上重视修水利,办教育,“一意与民休息,劝导棉桑,雇江南工师教民机织”。光绪二年(1876)大灾荒,道馑相望,主持“设厂赈粥,全活十余万人。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他被列为“名宦”,并与清河县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李信圭、管钜相提并论。他逝世后,人们在清江浦建立“万公祠”祭祀他。万青选受到清河县吏民的敬重、供奉,生活在清江浦三年的外孙不可能不去“万公祠”祭拜,也不可能不有所触动、影响。万青选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注意公正断案,重视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等等,这些都能从周恩来身上找到“再生”的影子。

以上这三个都是对周恩来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历史名人。而在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两位女性——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对周的影响最大。对此,笔者没有异议,只是想强调一下,这两个女性,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成员,都是儒学经典或儒教规范造就的。此外,万氏的善良、精明能干和宽容大度、与世无争;陈氏的热爱知识,会动脑筋,沉静温和;还有乳母蒋氏的勤劳俭朴,忠于主人,都给童年周恩来以耳濡目染。这里,想就乳母蒋氏对他的影响稍加展开。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与两个弟弟一起回到淮安驸马巷家中,乳母蒋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照料恩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蒋氏还不远千里前去看望日思夜念的恩来。“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周恩来在1914年写的《射阳忆旧》中,记述了一个奴仆忠于主人、锱铢不染的动人故事,并于最后点明主题:“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蒋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由此可见,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人民公仆的思想,最初是从乳母蒋氏那里受到薰陶和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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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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