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对发展民族工业的贡献 / 徐国懋

周作民对发展民族工业的贡献 / 徐国懋

毛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程时曾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刀这四位实业界人士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化学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两位事业的成功,金城银行周作民是帮了很大的忙的。金城对这两个民族资本企业,不但经常给予巨额贷款,而且还直接投资。据统计,金城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实业公司的投资,分别占这两大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九点七三和百分之十六点六六,可见彼此关系非同一般。我在周作民手下工作十多年,对他怎样在范旭东和卢作孚两位事业上遇到最困难时期,给予大力协助,有些了解,现就我记忆所及,谈谈周作民对民族工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周作民是淮安人,他不仅是淮安的一位杰出人才,也是1日中国一位有抱负、有魄力、有实绩的民族金融家。他的一生,对我国金融事业有很多建树。现在我想讲一讲他给我印象最深,也是使我最钦佩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资助范旭东先生创办永利化学公司。

范旭东是旧中国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笫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整奋斗了三十年,为创立我国的化学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4年,年青的范旭东从日本学成归国,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盐业公司,只用了两年多时间,用海滩晒盐和卤水加工制造精盐获得成功,抵制了日本精盐在中国的倾销和垄断。接着,他又开始筹划创办制碱厂。酸、碱都属于基本化工,一向由国际财团垄断,用盐制碱的技术那时还极端保密。范旭东和他的老友侯德榜,齐心协力,刻苦钻研,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技术上经过千百次的试验与失败,终于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成功地制造出国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也赶上英国卜内门公司的“蛾眉”牌,不仅行销国内,并冲破国际垄断,打进日本和南洋的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业扬眉吐气。

范旭东的制碱成功,周作民帮了很大的忙。如果不是金城银行的资金源源接济,不知要增加多少困难哩!1921年,范旭东在塘沽建立碱厂时,资本额不大,远远不能适应建厂需要,当时除了范旭东担任总经理的久大精盐公司给予有限的帮助外,主要靠周作民的支持。1921年后,他直接和金城银行开户,订立透支十万元的合同,透支数额逐年增加,1924-1925年增加到十五万元,1926年超过六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尤其对一个基础尚未巩固的企业来说,一家银行给予这样大的透支,确实冒着极大的风险。

为什么金城对永利肯做这样大的放款呢?这完全是周作民个人的远见卓识。当时天津金城银行同仁对如此大手大脚放款顾虑重重,而周先生力排众议,面嘱津行照办,责任由他独自承担。

永利制碱成功后,范旭东又着手筹办制造化肥的硫酸铔厂。制造硫酸铔工艺十分复杂,设备要精良,投资数字庞大,建厂大约需要资金五百万元。范又求之于周,周答应金城全力支持,另又说服同业中南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给予放款和投资。1934年,改组后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成立,重估财产,招添新股200万元,立即由金城和中南、上海三家银行承购,金城银行的代表周作民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代表陈光甫当选为董事,中南银行的代表王孟钟为监察人。为了扶持这一新兴工业,金城又联合中南、上海、浙江兴业、中国共五家银行组成银团,由银团先给予巨额透支550万元,同时由银团主持发行公司债550万元。接着又准备发行新公司债1000万元,在未发行前,银团仍先予通融支用。这时银团中又新加入交通银行,六家银行提供借款和透支的比例为中国、交通、金城各20%,上海18%,浙江兴业12%,中南10%,总计金城对永利公司的放款,到1937年6月止余额高达245.1万元。

得到周作民和上海金融界其他几位人士的大力资助,永利硫酸铔厂于1937年2月建成投产,日产硫酸铔一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给国内化工工业填补了一大空白,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了新型的化肥,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硫酸铔厂。

第二件事,对卢作孚和民生实业公司的支持。

卢作孚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办人,从公司创立之日起一直任总经理。创立初期,规模很小,船只少,资金短。随着交通运输的需要,他不断扩大公司业务,一方面添购新船,一方面吞并其他中小型轮船公司。他比同业中人在业务管理方面眼光较远,曾排除了不少旧的习惯势力,使用了较新的经营方法,如坚持轮船按时起航,不许强索小帐等等,博得旅客的好感。同时,他手腕灵活,能很好地应付在川江一带的军阀,所以民生的船只可以顺利驶航。在短短的几年里,民生不仅在川江一带渐露头角,而且逐步排挤掉太古和怡和两外商公司的竞争,把航线延长到汉口、上海一带。到1935年,已有轮船四十余艘,独占川江(长江宜昌以上)航运。1935年,四川发生灾荒,民生公司货运减少,一时经济周转困难,而怡和、太古两公司复趁机排挤,降低水脚(即运费),民生公司益感难于支持。为了摆脱困境,卢作孚计划发行公司债一百万元,以资维系。他先向四川省内各银行联系,但支持他的人不多,应者寥寥。后来卢作孚去汉口找他的同乡、金城银行汉口行经理王毅灵,请他帮忙,王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给周作民,请卢到上海和周面谈。

卢作孚到上海和周作民晤谈后,周立即表示愿意支持卢的要求。他对卢说,关于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金城愿为协助,就是全数认购问题也不大,不过民生主要的业务在四川,总公司设在重庆,最好再和当地银行协商,它们能够认购多少,就认购多少,其余不足之数,金城负责凑成一百万元。卢作孚得着这个保证,对周很感激,认为周有气魄。这件事加深了周、卢和金城、民生间的经济关系,带来了以后金城和民生在许多方面的合作。卢回到四川,宣扬了他和周作民谈判的结果,心情极为兴奋,尔后再向几家当地银行提出他的要求。川康、美丰、聚兴诚三家著名的川帮银行都愿意协助,加上中国、交通和上海银行共认购公司债六十万元,金城根据前议,独家认购了其余的四十万元。这一百万元的公司债,不但解除了民生暂时的困难,而且推动了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从此以后,金城和民生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后来,周作民担任了民生公司的董事,卢作孚也担任了金城银行的董事。

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作民先生作为一个当代金融家,的确胆识过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三井、三菱集团是很向往的。他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后,很想学日本三井、三菱的一套,把银行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同时,他办事果断有力,认为某个企业家才学兼优,有作为,有经验,便对其企业放手大胆地给予支持。他深知范旭东做事踏实,坚守信用,具有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对范的事业具有信心,因此愿意在资金方面予以大量支援。他对卢作孚虽然以前没有交往,但对卢的精明能干、艰苦创业的传说早有所闻,因而见面后一拍即合,满口答应愿为协助。

周作民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的贡献很大,以上只是两个突出的事例。

编者附注:
作者徐国懋,江苏镇江人,现年84岁,住上海。192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去美留学,1932年在美国约翰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解放前,历任金陵女子大学政治学教授,全国经济委员会专员,金城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金城银行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民革副主委,民革中央常务监察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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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方针,并对这一方针作了理论阐述,提出不论何种阶级、何种党派、何种信仰,凡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对国家、民族作过重要贡献,或者在艺术上、事业上有过重要建树,都应积极地征集以至出版他们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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