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的淮安(上)

第一节 石器时代

下草湾和青莲岗的人类足迹

195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杨钟健教授等,在今盱眙县和泗洪县交界处的怀洪新河下草湾引河东岸,发现了一段人类股骨化石。经过研究分析,此股骨属晚期智人--新人,距今约4万年,其体质形态已十分接近现代人。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下草湾附近的火石岭,找到了一处与下草湾新人同时期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有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专家们认为这大致是下草湾新人的文化遗存。这时期的社会形态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妇女是氏族公社共产制家庭的主人,负责管理公共家务和氏族部落的事务。
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在楚州的青莲岗、盱眙的范家岗、市区的钵池山等地,居住着一批氏族部落。这些部落大都是长期定居在河流岸边或近水台地上,形成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母系氏族公社。其居住的房屋主要为长方形和圆形的地面建筑,低矮简陋。住地附近有氏族公共墓地。
在经济上,己出现种植稻谷的原始农业,还有畜牧饲养业。狩猎与采集在经济上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石头磨制成光滑的石斧、石锛、石犁、石刀,把兽骨制作成各种打猎工具和生活用具,如骨镖、骨刺、骨针、骨槌等。他们学会烧制多种陶器,有的红陶钵内壁还绘有彩
色的图案。当时的婚姻形态是族外对偶婚制,夫与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母系氏族,父亲与其子女也分属于两个氏族,而母亲与其子女、兄弟与姊妹则是同一个氏族。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构成财物的物品也少,随葬器物有少量的陶器和石器,还出现了男女合葬墓,可见婚姻形态已相对稳定。这种文化类型,因1951年在今楚州区青莲岗首次发现,所以被命名为”青莲岗文化”。它是江淮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类型

延至距今5000年左右,生活在淮安境内的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解体,演变到父系氏族阶段。在洪泽的共和、盱眙的管镇、涟水的笪巷等地,都出土了父系氏族村落遗址。大村落附近往往还分散着一些小村落。他们改进生产工具,大力发展农业,同时发展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牛、羊、猪、狗等。出土的陶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地坚硬细密,器形规则,表明制陶技术有较大的进步。还出现了夫妻合葬墓,男性居中,女性处于一侧,随葬品也多偏置于男方。这说明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下降,男子在财产上和家庭中已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文化形态,与大汉
口中晚期文化颇为相近。
大约距今4000到5000年,淮安境内的先民进人了”龙山文化”时期。同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全市,而以泗洪的驼龙寺、盱眙的范家岗及涟水的杨庄遗址比较突出。出土的器物表明,农业生产有进一步发展。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器壁厚薄均匀,造型美观,以黑陶为主。墓葬的等级差别十分显著,大多数墓圹狭小,无随葬品,有的随葬品只有三五件,而少数大墓却有大量的随葬品。这反映氏族成员内部出现了贫富悬殊。在沭阳万匹遗址龙山文化层中,还发现3座非正常性死亡墓葬,死者葬式零乱,尸骨残缺,并相互迭压,作挣扎状态,显然是被处死的战俘或奴隶。这表明该时期本区境内的居民已进人第一个阶段社会--奴隶社会。而这时期的淮安地区,正是传说中的东夷的聚居地之一。

第二节 商周时期

淮夷与徐国

淮安在夏商周时期是淮夷、徐戎的活动范围。淮夷是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属于东夷大郡族。沭阳万匹遗址的上层,有典型的商周时期淮夷的墓葬群,这批墓葬中,有一座殉葬仆人和猎犬的大墓。该墓随葬器物丰富,除大量陶器外,还有不少青铜器,如铜戈、铜矛等,表明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其生前可能是负责征战的军事首领。同时期的古遗址各县都有,如金湖的时墩、磨脐墩,盱眙的六郎墩、大墩子、潘墩,涟水的杨庄遗址等,均属其文化遗存。
徐是夏代初年伯益后裔的赢姓封国之一。伯益也写作”伯翳”,佐禹王治水有功。夏王朝建立时,封伯翳次子若木于徐为徐氏,徐国从此立国。《汉书·地理志上·临淮郡》记载:”徐(县),故国,盈姓”,故城叫”大徐城”,在今泗洪县临淮头附近。该县境内的挂剑台、半城、香城、龟墩、穆墩等,都是古徐国的遗址。徐国封域在淮水、泗水之间一带地方,成为淮夷的方国部落的诸侯之长。夏朝末年,徐君费昌反对夏桀的暴政,后成为商汤的卿士,商汤又”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祖,复命为伯,使主淮夷。
从诸多的徐文化遗址得知,徐人创造了发达的农牧渔猎业。种植的农作物有:稻、麦、粟等,并开始饲养狗、牛、马、羊、猪等家畜。农牧渔猎工具用料有:石器、骨器、铜器等。制陶业也是色彩斑斓的。陶器种类繁多,还创造了彩陶,其图案多为水波纹、鱼网纹、贝壳纹等。纺织业也颇为发达。金文中有”淮夷旧我帛贿人”,说明这一带的丝织业在当时远近闻名。前些年,在金湖、泗洪、盱眙、洪泽等地,陆续出土大量的郢爱、蚁鼻钱和”郢爱”金板。说明徐国商贸业亦很兴旺。
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徐国制作的青铜器。就目前出土的有铭徐器来看,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技艺高超。其申青铜乐器音色优美,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堪称同时代的最高技艺。
商王朝统治时期,徐君与商王关系一直密切。
周朝立国之初,武庚叛乱,徐与奄、蒲姑、淮夷等17国也联合反周,被周公旦击败,并北迁鲁国境内安置。在淮、泗之间的徐人又被周王朝封为徐国。西周中期以后,徐的势力逐渐强盛,成为九夷盟主(“九”是众多之意),徐君诞在周穆王时先被”赐命为伯”,继则自行僭号称徐偃王,徐人也称为驹王,他曾率领淮夷等东方夷人反周,打到黄河附近。徐偃王以”好行仁义”著称,一度称雄江淮,史载他”处汉(水)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当时,周穆王正在西北各地巡狩,征犬戎、西戎,得知徐偃王反叛,立即合楚国、六国等讨伐徐,”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后复封徐偃王之子宗于徐。周厉王、周宣王时,徐国再度崛起,曾进兵中原。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西周对淮夷、徐国用兵,征伐失败,损失惨重。《史记·周本记》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后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
延至春秋时期,随着南方楚国、吴国的强盛,和北方齐、鲁等大国势力的南下,徐国在不断的争斗中逐渐由盛而衰。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公子光(吴王阖庐)刺杀吴王僚夺得壬位,僚的儿子公子掩余和烛庸分别从徐、钟吾(今宿豫县东北)逃往楚国,阖庐借机对徐、钟吾用兵,徐君章禹坚守都城(顾炎武认为,此时的徐国都城,就是沉沦的泗州城),阖庐令军士堰蓄淮河,”防山以水之”,以水灌徐城,徐君章禹仓皇弃城西逃楚国,国遂亡。

丰于交通灌溉之利

《尚书·禹贡》述九州贡道: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则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显然,二州贡道以淮安境内淮、泗交汇处的泗口为转轴。周敬五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然后经由泗水北上争霸,邗沟人淮处末口也在淮安境。春秋战国时期,江淮之间还有一条重要的陆上交通干道--善道。这条干道大致从今南京江北岸至天长汊涧、盱眙旧铺、穆店以达古善道(盱眙县城北),然后过淮河经个泗洪半城、青阳等地北上。盱城向东南还有一条经东阳城(今盱眙东阳乡)达扬州的辅线。诸侯国常在这一线入盟、争战。如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楚人败徐于娄林”;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鲁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周景王十九年(公元前526年),”徐子及郊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吴季札会盟的篆书铭文铜匝,是1985年在盱眙县旧铺出土的。1982年在穆店则出土了著名的陈璋圆壶(燕王室重器)。娄林(今睢宁境)、蒲隧(约当今宿迁、睢宁境)、善道、穆店、旧铺,都在这一条古交通干道上。
商周时期,淮安境属青州。《周礼》载:”青州数日孟诸,川日淮泗,浸日沂沭。”浸,《辞源》解释为”引以灌溉之水”。淮安境内的古老湖泊硕项湖和桑墟湖都在沂沭水下游。又据《淮系年表》记载,古徐国的蒲姑陂(在今宿迁、泗洪县境),是淮河流域最早的灌溉设施之一。可见,商周时期,淮安不仅扼交通要津,而且富灌溉之利。所以《淮系年表·序言》称,古淮河中下游地区,”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无怪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安地区,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域。

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的兴起

淮河的主要支流,如泗水、汴水、涡水、颖水等,上游都接近黄河,淮安位于淮河下游,离黄海和长江尾闾很近,邗沟开凿以前,南船北上,系由长江入黄海,由云梯关溯淮而上,至淮阴故城,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向西可由涡、颖等水直达皖豫而人中原。所以,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控扼淮水、泗水咽喉的淮阴城最早兴起并繁荣起来。几乎同时兴起的是位于泗水入淮处大清口的泗口镇。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南入长江茱萸湾,北达淮河末口,然后人淮水、泗水北上,与晋定公、鲁哀公等会盟于黄池。此后,邗沟入淮处末口迅速兴起了一个重要城镇--北辰镇,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前身。
先秦两汉时期,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各据冲要,同为南达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之绾毂,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淮阴故城居中策应,襟带二口,并西控长淮。
在这时朔中,淮阴故城最为繁荣,为淮、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应为王侯。同时可知,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秦灭楚以后,曾作为上卿甘罗的封地,在这里筑”甘罗城”。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又以这里作为淮阴县的治所,其辖境东达黄海之滨。当时,”淮阴市”商业非常繁荣,商业是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家住淮阴城的韩信微时,就因为”不能治生商贾”,而落得从人乞食。
泗口镇作为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也屡屡出现于史传。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诸侯王叛乱,叛军出淮泗口,周亚夫派弓高侯率轻骑兵抄叛军之后,袭取泗口镇,断绝其后方运输线,叛乱终被平定。
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必定昌盛,即所谓”地灵出人杰”。唐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邑在《淮阴娑罗树碑文》中描述淮阴城是”江海通津,淮楚巨防”;”胜引飞辔,商旅接舻”;”《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就是对当初”淮阴市”这一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生动写照。而同时期的泗口镇和北辰镇,不仅城市规模小,而且不及淮阴城繁荣。

第三节 秦汉时期

秦末淮境的反秦起义

战国之初,越国灭吴,觊觎已久的楚国乘机”广地至泗上”,占有淮安市境内的淮北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楚国又灭掉越国和鲁国,市境全属楚国。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齐国联合秦国击败楚国,齐又占有淮北。三十一年,楚又取齐淮北。此后,直至秦灭楚前,市境皆
为楚国所有,且为楚国郢都居民播迁之地。
秦统一后,由于滥用民力,不顾人民死活,不仅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也激起了以楚国为代表的原六国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故当时在故楚地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并最终在楚地首先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烈火。淮安境域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楚遗民重要聚居地,’揭竿而起响应陈胜者尤为突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徐县(县治没入洪泽湖中)人丁疾聚众起义,并率领起义军围攻东海。后兵败不知所终。同时,凌县(县治在今泗阳县城北)人秦嘉也揭竿响应,他率义军围攻东海郡守于郯,迫东海郡守投降,并进而占据彭城。陈胜派武平君畔作为秦嘉的监军,嘉自立为大司马,不愿意受制于人,假传陈胜王之命,将畔杀死。听到陈胜失败的消息,立景驹为楚王。后起义队伍相互火并,秦嘉在抗拒项梁的战斗中,被项梁击败而战死。所部被项梁吞并。
此间,东阳人陈婴也聚众起义。陈婴原是东阳县令史,为人信谨,有能耐有威望。东阳少年杀死县令响应陈胜起义,立婴为长,迅速聚众2万人,义众又要推立陈婴为王。陈母对婴说:”自我作你家妇,从未闻你家先代出过贵人。现在暴得大名,不吉利,不如附属他人,事成可以封侯,事败也容易隐匿,因为不是众目睽睽的人物。”婴谨遵母训,对拥戴者说:”现在下相(今宿迁)人项梁已在吴中起义,并率兵过江。项氏世世为将,在楚国非常有名,我等现在要举大事,非以他为将不可。我们依靠名族,一定会灭亡暴秦!”遂将所部归属项梁。陈胜死后,项梁在淮北民间找到当牧童的楚怀王孙子名叫心的为怀王,陈婴被封为楚国上柱国,辅佐怀王,定都于盱眙(三个月后迁都彭城)。后项羽逐杀义帝,陈婴愤而归汉,并成为汉开国功臣,被封为安侯,都棠邑(今六合县境)。
此外,著名的大军事家韩信,也是在项梁义军打到淮上之际,仗剑从戎,投奔项梁。项梁、项羽的义军,成为推翻秦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

两汉的经济、政治状况

秦汉时朔,特别是汉朝的承平之世,淮安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较好的利用。西汉初期,吴王濞曾利用淮扬水利条件,发展灌溉农业,高邮湖、洪泽湖地区,是其重要的垦殖区。《汉书·广陵厉王传》:汉宣帝时,”夺(厉)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说明流经洪泽湖区的射水(今盱眙维桥河)已被拦蓄为陂塘灌溉农田。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邳相张禹开徐县蒲阳玻,陂水宽二十里,长约百里,开水门灌溉。”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垦至千余顷,民用温给。据考证,张禹所开的蒲阳陂,即在今泗洪县归仁集、西陈集和泗阳县洋河镇一线,所灌溉的范围则主要在其南部的安河流域,直至半城、龙集以下的古淮水以北、今洪泽湖的部分水域(时皆为滨淮陆地)。章和(公元87-88年)年间,广陵太守马棱”兴复湖陂,溉田二万顷”。时射陂一带属广陵郡,为马棱复兴的灌区之一。汉献帝建安初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30里,遏淮河洪水,以保护农田,名捍淮堰。并筑破釜塘溉田,使得”粳稻丰饶”。
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得以广泛使用。泗洪重岗出土的西汉画像石就刻有”二牛拉一犁”的生产场面。这些条件曾造成秦汉时期淮安农业经济的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形象地描述道:”(百姓)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螺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谨之患。”颇有鱼米之乡的景象。
关于这时期的工商业,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可以看出:秦代”淮阴市”中,有一群妇女专门从事丝绦的漂洗加工,还有专门从事屠宰,出卖肉类的场所。而韩信因”不能治生商贾”而贫穷潦倒。其次,在数以百计的秦汉村落遗址中,还有不少制陶、冶铁、织布、酿酒等方面的实物或图案,在一些古城址和古屯区,还出土该时期的大量货币,有的一处就出土数百公斤。这些都说明当时手工业作坊和商业的繁荣。
正因为如此,这一带王族地主、官僚地主和豪强地主众多。在涟水三里墩、洪泽岔河、泗阳贾家墩、泗洪凤凰墩、重岗等汉墓群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器物和画像石,不仅显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充盈的财富,还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如凤凰墩出土的《车马出巡图》、《烹饪图》、《祝寿画》,三里墩出土
的裸体的”二女争夫”铜塑等,就是这种生活的生动写照。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威争相专权,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在黄巾起义之前的40多年间,江淮一带就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并波及今市境,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夏,九江郡蔡伯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度占领东阳、海西等11座城邑。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活跃于徐、扬二州之境,前后达十几年。本初元年(公元146年)秋,庐江农民军攻打盱眙城。黄巾起义以后,包括淮安的”八州之人莫不响应”。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济贫。
黄巾军被镇压后,广陵太守陈登还曾招抚”海贼”薛州之族万余户。紧接着便是军阀混战,陶谦、吕布、刘备、袁术、曹操等曾程度不同地在淮安采取进军事行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由于董卓之乱,洛阳等地流民东徙,”多依徐土,曹操至,坑杀数十万人于泗水,水为不流”,徐县、下相等地”鸡犬尽绝,邑无行人。”

秦汉时期的文化和汉末的人文现象

秦汉时期淮安居民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绘画和工艺美术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反映。另外东汉时期,佛教己传到本区。在泗阳出土的画像石刻中,就有反映佛教的内容。
在文学方面,有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枚乘完成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是汉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他的代表作《七发》,不仅寓意深博,气势恢宏,辞藻典丽,而且是枚乘首创的汉赋形式,被后世人称为”七体”。其子枚皋,文思敏捷,可倚马作露布,”倚马可待”一词即源出于此。其他代表作家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陈琳善作章、表、书、记,他任曹操的侍从官时,军国书檄,多出自他与阮禹之手。陈琳也善为诗赋,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反映人民疾苫,读之催人泪下。
秦汉时期,淮安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和贵族富户众多,造成了文化的昌盛,形成了人文蔚起的局面。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这种人文蔚起的局面;在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时期,以及西晋初朝,得以充分的显现,可谓群雄啊起如春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十多位出将入相、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如下邳淮浦县(今涟水县)陈氏家族。首先出了个陈球。他幼习儒学,精于律法,官至太尉、永乐少府,因谋诛宦官不慎事泄,被下狱迫害而死。陈球的儿子陈禹为吴郡太守,陈琮为汝阳太守,侄儿陈畦为沛王相,一门显赫。淮浦陈氏家族还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筑捍淮堰、修破釜塘的陈登。陈登(约公元164到201),字元龙,是汉灵帝名臣陈球的侄孙、沛王相陈畦之子。陈登受祖、父辈薰陶,”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通。”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以陈登为广陵(治射阳,今淮安境)太守。陈登助曹击杀反复无常的吕布,加封伏波将军。在广陵太守任上,两次打败孙策北上的军队。建安五年迁东城太守,广陵郡吏民都拔郡跟随。不久病卒,年仅38岁。陈登调离广陵后,广陵很快为孙权占据。后来曹操征吴,每临江长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陈登死后,许范、刘备等共论天下士,共同赞誉陈元龙豪气包容湖海,文武胆略,当从古贤中求之,当时人是很难有与之匹比的。
东汉末年,射阳县还出了臧曼、臧洪父子。减曼曾任卢奴令,后为扬州刺史,一手镇压了会稽许昭的数万起义军。后又为匈奴中郎将,率兵戍边,上书申述睦邻的意义,并受命出使匈奴。为著名良吏。
臧洪(?-196)字子源,董卓进京乱政,洪与一批刺史、太守大会酸枣。臧洪被推为盟主,设坛歃血为盟。后见知于袁绍,为东郡太守。建安元年,曹操围张超于雍丘,臧洪闻讯,徒跣号泣,向袁绍求救,袁不予救兵,张超在城破时自刎。臧洪愤而不与袁绍通和。绍怒而攻洪,可历年不下。后城被袁绍攻破,城中却无一人叛逃,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袁绍抓到臧洪,劝降不成,终于将其斩杀。当时在场的臧洪同乡、东郡丞陈容站起来,抗声说:”将军举大事,而专诛忠义,岂合天意?今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被推出斩首。
时淮安境域还有广陵郡海西(今涟水北境)徐氏。徐淑,宇伯进,幼年随父在京城求学,饱读儒家经典,阳嘉五年(136年)被举为茂才,后迁为琅琊都尉,官至度辽将军,是一位出色的边防守将。
徐淑之子徐缪,字孟玉,博学多才,初任广陵太守,升任荆州刺史。后死于太常任上。
徐缪族人徐宣,为曹操门下督,魏文帝即位后,徐宣作为”社稷之臣”,历任御史中丞、城门校尉、司隶校尉、散骑常侍,迁尚书。明帝即位后,封津阳亭侯,领中军,迁左仆射,后加侍中、光禄大夫。青龙四年卒,明帝诏书中称他为”柱石臣”。
东阳陈矫父子也位极人臣。陈矫的(?-237),字季弼,明帝时,晋封光禄大夫,迁司徒。
陈矫子陈本,西晋时历任郡守,列九卿,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陈本弟陈骞,魏元帝时,为车骑将军,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假黄。晋武帝时迁太尉,转大司马。
还有一个淮阴县人步骘。步骘帕(?--248),宇子山,曾任孙吴骠骑将军,领冀州牧,代陆逊抚荆州、冀州,后代陆逊为丞相。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北对峙的前沿重镇

在魏晋南北朝360多年中,淮安地区几乎都处于战争和对峙的前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场上的成败利钝,淮安时而属南,时而属北,时而以淮河为界分属南北。淮河南屏大江,北蔽中原。因此,沿淮的合肥、寿阳、盱眙、淮阴和角城(今泅阳县和淮阴区交界处的三岔、李口附近),都是军事重镇,5个军事重镇有3个在本区境内。盱眙城位于淮河中游,众山环峙,临淮守险,上接寿阳、合肥,下邻淮阴,北上可抄近遮断泗水,南下可直达建康对岸江边。淮阴城北对泗口,”东接山阳(今楚州区淮城镇),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实为”淮南之源本也”。这段引文中的江都是指今扬州城,是当时经济繁荣的全国性大都会。海西则是指今涟水县北境和灌南县境的海西县,是淮北盐的主要产地和集散中心,是食盐官营时代的经济重地。角城位于古泗水尾闾的分岔处,分岔以下分别叫大清河、小清河,大清河为主流和主航道,其入淮处叫大清口,也叫淮泗口;小清河人淮处则叫小清口。角城控扼泗水,紧滨淮河,翼夹二川。当时,南人长江必经邗沟,北伐中原必由泗水,加之原淮河两岸地区土壤肥沃,水利条件好,宜稻宜麦,有垦殖之利。因此淮阴和角城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饰运无阻”的要塞之地。所以南北双方,守者都委以大将,攻者都遣以重兵。

对峙时期的重大战事

该时期在三大重镇及其附近发生的战事数以百起,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晋、前秦淮阴之战,北魏、刘宋盱眙之战,北周、陈泗水之战等。
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派俱难、彭超率步骑7万进攻淮阴、上盱眙。谢玄腹背受敌,暂时退守广陵。俱难、彭超占领淮阴、盱眙后,次年五月又挥师东向,以主力6万攻晋将田洛于三阿(今金湖县境)。东晋京城震恐,增派水陆部队出援,谢玄亦自广陵救援三阿,激战俱难、彭超,获得大胜。谢玄与田洛遂乘胜追击,斩将截敌,率兵5万围攻盱眙,并大败前秦军于君川,迫俱难等弃守盱眙,退守淮阴。谢玄命何谦之等率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浮桥,前秦将领邵保战死,俱难、彭超仅以身免,前秦军退到淮河以北。此役暂时压下了前秦的气焰,延缓了其对东晋施加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步伐。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广陵北返,以数十万兵力攻打盱眙,辅国将军臧质与盱眙太守沈璞一起,率领不到4000名将士,坚守孤城。北魏兵连月强攻,死伤染病过半,也禾攻下盱眙城,遂于次年春被迫退兵。刘宋军保卫盱眙城的胜利,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陈大将吴明彻攻周吕梁得手,又攻徐州,拦蓄泗水准备灌徐州城。周命大将王轨驰援。轨秘密派兵于泗口遍打木桩,以铁索贯穿车轮横截水流,断敌船路,并准备潜赴决堰。明彻闻讯人惊,急破堰撤退。企图乘决水之势入淮,然终被车轮、木桩所阻。王轨伏兵四起围困,明彻及其将士全部被俘。以后,淮境就全为北周占领。

侨置郡县和石鳖屯田

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一313年),因中原大乱,本区居民纷纷避地江南,散居武进、常熟等地,后来还在这一带置立临淮、淮陵、东海等侨郡侨县。同时,中原的士族大量向江淮地区迁移,淮阴一带是首先到达的地区。东晋名将祖逖,就曾”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永嘉以后,又陆续有过多次较大的迁移,如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姚襄徙屯盱眙,”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宋明帝时,宋失淮北,又有大量流民移居江淮之间。由于流民南迁太多,曾先后在江淮地区侨置许多北方州郡,以为安置。东晋和整个南北朝时期,在淮阴、盱眙、山阳等地,先后侨置过徐、青、幽、冀、并、南兖、北兖等州和东平、阳平等郡,侨置县就更多了。
本时期,淮阴上下作为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沿,经常出现”江淮之间,赤地千里”的凄凉景象。但是作战的双方仍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通过战争的间隙,屯兵垦田,积蓄稻谷,作为军粮。魏正始初(约公元240到,241年),大将邓艾为了对付吴国,修白水塘,立8斗门,置屯兵49所,开垦水田12000顷。还修筑了石鳖城,用以积谷护屯。
邓艾所筑的石鳖城,历经两晋,特别是南北朝,一直是屯田积谷的中心。据考证,古石鳖域位于三角村(今洪泽县新集)、衡阳阜一线,这里有一条古道,宋《嘉定山阳县志》称其”向为边兵横趋大仪之路。”石鳖城即在这条古道上。
石鳖屯区的范围,按屯田12000顷计算,约合800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屯军的营房、活动场地、道路等,大约在85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面积,约当今新河(今楚州区里运河西)、白马湖、宝应湖以西,新三河以北,苏北灌总渠以南的地域。洪泽县考古调查也表明,该县汉、魏、晋文化遗址非常丰富,已挖掘的22处遗址中,汉、魏、晋址就占了11处。这11处遗址,几乎笼罩了该县的整个湖东地区,出土器物有各种陶器,还有兵器、陶窑,以及大量的两汉钱币。这些都显露了军队驻扎在此屯田的痕迹。
邓艾以后,晋建兴元年,琅琊王司马睿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千人北伐。祖逖到了淮阴,一面铸造兵器,在石鳖等地屯田积谷,一面招募和训练军队,而后出泗口北上。
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起,北中郎将荀羡先后镇守淮阴、下邳,他在石鳖等地大兴屯田,以为北伐之资,”公私利之”。永和九年十二月,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掠流民7万余人,设立官吏治理,从事农副业生产,紧邻盱眙的石鳖一带也安置了流民从事生产。
萧齐时,齐将周山图出于战略考虑,上书奏请于石鳖城立阳平郡。故齐、梁时,仍称”阳平石鳖,田稻丰饶。”
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北齐一度占有淮南地。乾明(公元560年)初,谷价昂贵,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石鳖等屯,结果每年收获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廪粮充足”。
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大将吴明彻北伐,收复淮南各郡,得到阳平石鳖的粮食,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同时又抚慰安置流民,就近耕种于石鳖等屯,使军饷民食得到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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