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石器时代
下草湾和青莲岗的人类足迹
195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杨钟健教授等，在今盱眙县和泗洪县交界处的怀洪新河下草湾引河东岸，发现了一段人类股骨化石。经过研究分析，此股骨属晚期智人－－新人，距今约4万年，其体质形态已十分接近现代人。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下草湾附近的火石岭，找到了一处与下草湾新人同时期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有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专家们认为这大致是下草湾新人的文化遗存。这时期的社会形态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妇女是氏族公社共产制家庭的主人，负责管理公共家务和氏族部落的事务。
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在楚州的青莲岗、盱眙的范家岗、市区的钵池山等地，居住着一批氏族部落。这些部落大都是长期定居在河流岸边或近水台地上，形成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母系氏族公社。其居住的房屋主要为长方形和圆形的地面建筑，低矮简陋。住地附近有氏族公共墓地。
在经济上，己出现种植稻谷的原始农业，还有畜牧饲养业。狩猎与采集在经济上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石头磨制成光滑的石斧、石锛、石犁、石刀，把兽骨制作成各种打猎工具和生活用具，如骨镖、骨刺、骨针、骨槌等。他们学会烧制多种陶器，有的红陶钵内壁还绘有彩
色的图案。当时的婚姻形态是族外对偶婚制，夫与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母系氏族，父亲与其子女也分属于两个氏族，而母亲与其子女、兄弟与姊妹则是同一个氏族。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构成财物的物品也少，随葬器物有少量的陶器和石器，还出现了男女合葬墓，可见婚姻形态已相对稳定。这种文化类型，因1951年在今楚州区青莲岗首次发现，所以被命名为”青莲岗文化”。它是江淮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类型
延至距今5000年左右，生活在淮安境内的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解体，演变到父系氏族阶段。在洪泽的共和、盱眙的管镇、涟水的笪巷等地，都出土了父系氏族村落遗址。大村落附近往往还分散着一些小村落。他们改进生产工具，大力发展农业，同时发展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牛、羊、猪、狗等。出土的陶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地坚硬细密，器形规则，表明制陶技术有较大的进步。还出现了夫妻合葬墓，男性居中，女性处于一侧，随葬品也多偏置于男方。这说明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下降，男子在财产上和家庭中已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文化形态，与大汉
口中晚期文化颇为相近。
大约距今4000到5000年，淮安境内的先民进人了”龙山文化”时期。同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全市，而以泗洪的驼龙寺、盱眙的范家岗及涟水的杨庄遗址比较突出。出土的器物表明，农业生产有进一步发展。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器壁厚薄均匀，造型美观，以黑陶为主。墓葬的等级差别十分显著，大多数墓圹狭小，无随葬品，有的随葬品只有三五件，而少数大墓却有大量的随葬品。这反映氏族成员内部出现了贫富悬殊。在沭阳万匹遗址龙山文化层中，还发现3座非正常性死亡墓葬，死者葬式零乱，尸骨残缺，并相互迭压，作挣扎状态，显然是被处死的战俘或奴隶。这表明该时期本区境内的居民已进人第一个阶段社会－－奴隶社会。而这时期的淮安地区，正是传说中的东夷的聚居地之一。
第二节 商周时期
淮夷与徐国
淮安在夏商周时期是淮夷、徐戎的活动范围。淮夷是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属于东夷大郡族。沭阳万匹遗址的上层，有典型的商周时期淮夷的墓葬群，这批墓葬中，有一座殉葬仆人和猎犬的大墓。该墓随葬器物丰富，除大量陶器外，还有不少青铜器，如铜戈、铜矛等，表明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其生前可能是负责征战的军事首领。同时期的古遗址各县都有，如金湖的时墩、磨脐墩，盱眙的六郎墩、大墩子、潘墩，涟水的杨庄遗址等，均属其文化遗存。
徐是夏代初年伯益后裔的赢姓封国之一。伯益也写作”伯翳”，佐禹王治水有功。夏王朝建立时，封伯翳次子若木于徐为徐氏，徐国从此立国。《汉书·地理志上·临淮郡》记载:”徐(县)，故国，盈姓”，故城叫”大徐城”，在今泗洪县临淮头附近。该县境内的挂剑台、半城、香城、龟墩、穆墩等，都是古徐国的遗址。徐国封域在淮水、泗水之间一带地方，成为淮夷的方国部落的诸侯之长。夏朝末年，徐君费昌反对夏桀的暴政，后成为商汤的卿士，商汤又”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祖，复命为伯，使主淮夷。
从诸多的徐文化遗址得知，徐人创造了发达的农牧渔猎业。种植的农作物有:稻、麦、粟等，并开始饲养狗、牛、马、羊、猪等家畜。农牧渔猎工具用料有:石器、骨器、铜器等。制陶业也是色彩斑斓的。陶器种类繁多，还创造了彩陶，其图案多为水波纹、鱼网纹、贝壳纹等。纺织业也颇为发达。金文中有”淮夷旧我帛贿人”，说明这一带的丝织业在当时远近闻名。前些年，在金湖、泗洪、盱眙、洪泽等地，陆续出土大量的郢爱、蚁鼻钱和”郢爱”金板。说明徐国商贸业亦很兴旺。
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徐国制作的青铜器。就目前出土的有铭徐器来看，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技艺高超。其申青铜乐器音色优美，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堪称同时代的最高技艺。
商王朝统治时期，徐君与商王关系一直密切。
周朝立国之初，武庚叛乱，徐与奄、蒲姑、淮夷等17国也联合反周，被周公旦击败，并北迁鲁国境内安置。在淮、泗之间的徐人又被周王朝封为徐国。西周中期以后，徐的势力逐渐强盛，成为九夷盟主(“九”是众多之意)，徐君诞在周穆王时先被”赐命为伯”，继则自行僭号称徐偃王，徐人也称为驹王，他曾率领淮夷等东方夷人反周，打到黄河附近。徐偃王以”好行仁义”著称，一度称雄江淮，史载他”处汉(水)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当时，周穆王正在西北各地巡狩，征犬戎、西戎，得知徐偃王反叛，立即合楚国、六国等讨伐徐，”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后复封徐偃王之子宗于徐。周厉王、周宣王时，徐国再度崛起，曾进兵中原。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西周对淮夷、徐国用兵，征伐失败，损失惨重。《史记·周本记》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后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
延至春秋时期，随着南方楚国、吴国的强盛，和北方齐、鲁等大国势力的南下，徐国在不断的争斗中逐渐由盛而衰。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公子光(吴王阖庐)刺杀吴王僚夺得壬位，僚的儿子公子掩余和烛庸分别从徐、钟吾(今宿豫县东北)逃往楚国，阖庐借机对徐、钟吾用兵，徐君章禹坚守都城(顾炎武认为，此时的徐国都城，就是沉沦的泗州城)，阖庐令军士堰蓄淮河，”防山以水之”，以水灌徐城，徐君章禹仓皇弃城西逃楚国，国遂亡。
丰于交通灌溉之利
《尚书·禹贡》述九州贡道: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则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显然，二州贡道以淮安境内淮、泗交汇处的泗口为转轴。周敬五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然后经由泗水北上争霸，邗沟人淮处末口也在淮安境。春秋战国时期，江淮之间还有一条重要的陆上交通干道－－善道。这条干道大致从今南京江北岸至天长汊涧、盱眙旧铺、穆店以达古善道(盱眙县城北)，然后过淮河经个泗洪半城、青阳等地北上。盱城向东南还有一条经东阳城(今盱眙东阳乡)达扬州的辅线。诸侯国常在这一线入盟、争战。如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楚人败徐于娄林”;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鲁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周景王十九年(公元前526年)，”徐子及郊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吴季札会盟的篆书铭文铜匝，是1985年在盱眙县旧铺出土的。1982年在穆店则出土了著名的陈璋圆壶(燕王室重器)。娄林(今睢宁境)、蒲隧(约当今宿迁、睢宁境)、善道、穆店、旧铺，都在这一条古交通干道上。
商周时期，淮安境属青州。《周礼》载:”青州数日孟诸，川日淮泗，浸日沂沭。”浸，《辞源》解释为”引以灌溉之水”。淮安境内的古老湖泊硕项湖和桑墟湖都在沂沭水下游。又据《淮系年表》记载，古徐国的蒲姑陂(在今宿迁、泗洪县境)，是淮河流域最早的灌溉设施之一。可见，商周时期，淮安不仅扼交通要津，而且富灌溉之利。所以《淮系年表·序言》称，古淮河中下游地区，”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无怪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安地区，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域。
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的兴起
淮河的主要支流，如泗水、汴水、涡水、颖水等，上游都接近黄河，淮安位于淮河下游，离黄海和长江尾闾很近，邗沟开凿以前，南船北上，系由长江入黄海，由云梯关溯淮而上，至淮阴故城，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向西可由涡、颖等水直达皖豫而人中原。所以，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控扼淮水、泗水咽喉的淮阴城最早兴起并繁荣起来。几乎同时兴起的是位于泗水入淮处大清口的泗口镇。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南入长江茱萸湾，北达淮河末口，然后人淮水、泗水北上，与晋定公、鲁哀公等会盟于黄池。此后，邗沟入淮处末口迅速兴起了一个重要城镇－－北辰镇，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前身。
先秦两汉时期，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各据冲要，同为南达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之绾毂，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淮阴故城居中策应，襟带二口，并西控长淮。
在这时朔中，淮阴故城最为繁荣，为淮、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应为王侯。同时可知，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秦灭楚以后，曾作为上卿甘罗的封地，在这里筑”甘罗城”。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又以这里作为淮阴县的治所，其辖境东达黄海之滨。当时，”淮阴市”商业非常繁荣，商业是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家住淮阴城的韩信微时，就因为”不能治生商贾”，而落得从人乞食。
泗口镇作为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也屡屡出现于史传。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诸侯王叛乱，叛军出淮泗口，周亚夫派弓高侯率轻骑兵抄叛军之后，袭取泗口镇，断绝其后方运输线，叛乱终被平定。
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必定昌盛，即所谓”地灵出人杰”。唐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邑在《淮阴娑罗树碑文》中描述淮阴城是”江海通津，淮楚巨防”;”胜引飞辔，商旅接舻”;”《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就是对当初”淮阴市”这一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生动写照。而同时期的泗口镇和北辰镇，不仅城市规模小，而且不及淮阴城繁荣。
第三节 秦汉时期
秦末淮境的反秦起义
战国之初，越国灭吴，觊觎已久的楚国乘机”广地至泗上”，占有淮安市境内的淮北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楚国又灭掉越国和鲁国，市境全属楚国。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齐国联合秦国击败楚国，齐又占有淮北。三十一年，楚又取齐淮北。此后，直至秦灭楚前，市境皆
为楚国所有，且为楚国郢都居民播迁之地。
秦统一后，由于滥用民力，不顾人民死活，不仅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也激起了以楚国为代表的原六国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故当时在故楚地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并最终在楚地首先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烈火。淮安境域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楚遗民重要聚居地，’揭竿而起响应陈胜者尤为突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徐县(县治没入洪泽湖中)人丁疾聚众起义，并率领起义军围攻东海。后兵败不知所终。同时，凌县(县治在今泗阳县城北)人秦嘉也揭竿响应，他率义军围攻东海郡守于郯，迫东海郡守投降，并进而占据彭城。陈胜派武平君畔作为秦嘉的监军，嘉自立为大司马，不愿意受制于人，假传陈胜王之命，将畔杀死。听到陈胜失败的消息，立景驹为楚王。后起义队伍相互火并，秦嘉在抗拒项梁的战斗中，被项梁击败而战死。所部被项梁吞并。
此间，东阳人陈婴也聚众起义。陈婴原是东阳县令史，为人信谨，有能耐有威望。东阳少年杀死县令响应陈胜起义，立婴为长，迅速聚众2万人，义众又要推立陈婴为王。陈母对婴说:”自我作你家妇，从未闻你家先代出过贵人。现在暴得大名，不吉利，不如附属他人，事成可以封侯，事败也容易隐匿，因为不是众目睽睽的人物。”婴谨遵母训，对拥戴者说:”现在下相(今宿迁)人项梁已在吴中起义，并率兵过江。项氏世世为将，在楚国非常有名，我等现在要举大事，非以他为将不可。我们依靠名族，一定会灭亡暴秦!”遂将所部归属项梁。陈胜死后，项梁在淮北民间找到当牧童的楚怀王孙子名叫心的为怀王，陈婴被封为楚国上柱国，辅佐怀王，定都于盱眙(三个月后迁都彭城)。后项羽逐杀义帝，陈婴愤而归汉，并成为汉开国功臣，被封为安侯，都棠邑(今六合县境)。
此外，著名的大军事家韩信，也是在项梁义军打到淮上之际，仗剑从戎，投奔项梁。项梁、项羽的义军，成为推翻秦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
两汉的经济、政治状况
秦汉时朔，特别是汉朝的承平之世，淮安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较好的利用。西汉初期，吴王濞曾利用淮扬水利条件，发展灌溉农业，高邮湖、洪泽湖地区，是其重要的垦殖区。《汉书·广陵厉王传》:汉宣帝时，”夺(厉)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说明流经洪泽湖区的射水(今盱眙维桥河)已被拦蓄为陂塘灌溉农田。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邳相张禹开徐县蒲阳玻，陂水宽二十里，长约百里，开水门灌溉。”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垦至千余顷，民用温给。据考证，张禹所开的蒲阳陂，即在今泗洪县归仁集、西陈集和泗阳县洋河镇一线，所灌溉的范围则主要在其南部的安河流域，直至半城、龙集以下的古淮水以北、今洪泽湖的部分水域(时皆为滨淮陆地)。章和(公元87-88年)年间，广陵太守马棱”兴复湖陂，溉田二万顷”。时射陂一带属广陵郡，为马棱复兴的灌区之一。汉献帝建安初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30里，遏淮河洪水，以保护农田，名捍淮堰。并筑破釜塘溉田，使得”粳稻丰饶”。
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得以广泛使用。泗洪重岗出土的西汉画像石就刻有”二牛拉一犁”的生产场面。这些条件曾造成秦汉时期淮安农业经济的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形象地描述道:”(百姓)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螺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谨之患。”颇有鱼米之乡的景象。
关于这时期的工商业，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可以看出:秦代”淮阴市”中，有一群妇女专门从事丝绦的漂洗加工，还有专门从事屠宰，出卖肉类的场所。而韩信因”不能治生商贾”而贫穷潦倒。其次，在数以百计的秦汉村落遗址中，还有不少制陶、冶铁、织布、酿酒等方面的实物或图案，在一些古城址和古屯区，还出土该时期的大量货币，有的一处就出土数百公斤。这些都说明当时手工业作坊和商业的繁荣。
正因为如此，这一带王族地主、官僚地主和豪强地主众多。在涟水三里墩、洪泽岔河、泗阳贾家墩、泗洪凤凰墩、重岗等汉墓群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器物和画像石，不仅显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充盈的财富，还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如凤凰墩出土的《车马出巡图》、《烹饪图》、《祝寿画》，三里墩出土
的裸体的”二女争夫”铜塑等，就是这种生活的生动写照。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威争相专权，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在黄巾起义之前的40多年间，江淮一带就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并波及今市境，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夏，九江郡蔡伯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度占领东阳、海西等11座城邑。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活跃于徐、扬二州之境，前后达十几年。本初元年(公元146年)秋，庐江农民军攻打盱眙城。黄巾起义以后，包括淮安的”八州之人莫不响应”。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济贫。
黄巾军被镇压后，广陵太守陈登还曾招抚”海贼”薛州之族万余户。紧接着便是军阀混战，陶谦、吕布、刘备、袁术、曹操等曾程度不同地在淮安采取进军事行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由于董卓之乱，洛阳等地流民东徙，”多依徐土，曹操至，坑杀数十万人于泗水，水为不流”，徐县、下相等地”鸡犬尽绝，邑无行人。”
秦汉时期的文化和汉末的人文现象
秦汉时期淮安居民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绘画和工艺美术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反映。另外东汉时期，佛教己传到本区。在泗阳出土的画像石刻中，就有反映佛教的内容。
在文学方面，有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枚乘完成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是汉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他的代表作《七发》，不仅寓意深博，气势恢宏，辞藻典丽，而且是枚乘首创的汉赋形式，被后世人称为”七体”。其子枚皋，文思敏捷，可倚马作露布，”倚马可待”一词即源出于此。其他代表作家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陈琳善作章、表、书、记，他任曹操的侍从官时，军国书檄，多出自他与阮禹之手。陈琳也善为诗赋，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反映人民疾苫，读之催人泪下。
秦汉时期，淮安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和贵族富户众多，造成了文化的昌盛，形成了人文蔚起的局面。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这种人文蔚起的局面;在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时期，以及西晋初朝，得以充分的显现，可谓群雄啊起如春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十多位出将入相、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如下邳淮浦县(今涟水县)陈氏家族。首先出了个陈球。他幼习儒学，精于律法，官至太尉、永乐少府，因谋诛宦官不慎事泄，被下狱迫害而死。陈球的儿子陈禹为吴郡太守，陈琮为汝阳太守，侄儿陈畦为沛王相，一门显赫。淮浦陈氏家族还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筑捍淮堰、修破釜塘的陈登。陈登(约公元164到201)，字元龙，是汉灵帝名臣陈球的侄孙、沛王相陈畦之子。陈登受祖、父辈薰陶，”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通。”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以陈登为广陵(治射阳，今淮安境)太守。陈登助曹击杀反复无常的吕布，加封伏波将军。在广陵太守任上，两次打败孙策北上的军队。建安五年迁东城太守，广陵郡吏民都拔郡跟随。不久病卒，年仅38岁。陈登调离广陵后，广陵很快为孙权占据。后来曹操征吴，每临江长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陈登死后，许范、刘备等共论天下士，共同赞誉陈元龙豪气包容湖海，文武胆略，当从古贤中求之，当时人是很难有与之匹比的。
东汉末年，射阳县还出了臧曼、臧洪父子。减曼曾任卢奴令，后为扬州刺史，一手镇压了会稽许昭的数万起义军。后又为匈奴中郎将，率兵戍边，上书申述睦邻的意义，并受命出使匈奴。为著名良吏。
臧洪(?-196)字子源，董卓进京乱政，洪与一批刺史、太守大会酸枣。臧洪被推为盟主，设坛歃血为盟。后见知于袁绍，为东郡太守。建安元年，曹操围张超于雍丘，臧洪闻讯，徒跣号泣，向袁绍求救，袁不予救兵，张超在城破时自刎。臧洪愤而不与袁绍通和。绍怒而攻洪，可历年不下。后城被袁绍攻破，城中却无一人叛逃，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袁绍抓到臧洪，劝降不成，终于将其斩杀。当时在场的臧洪同乡、东郡丞陈容站起来，抗声说:”将军举大事，而专诛忠义，岂合天意?今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被推出斩首。
时淮安境域还有广陵郡海西(今涟水北境)徐氏。徐淑，宇伯进，幼年随父在京城求学，饱读儒家经典，阳嘉五年(136年)被举为茂才，后迁为琅琊都尉，官至度辽将军，是一位出色的边防守将。
徐淑之子徐缪，字孟玉，博学多才，初任广陵太守，升任荆州刺史。后死于太常任上。
徐缪族人徐宣，为曹操门下督，魏文帝即位后，徐宣作为”社稷之臣”，历任御史中丞、城门校尉、司隶校尉、散骑常侍，迁尚书。明帝即位后，封津阳亭侯，领中军，迁左仆射，后加侍中、光禄大夫。青龙四年卒，明帝诏书中称他为”柱石臣”。
东阳陈矫父子也位极人臣。陈矫的(?-237)，字季弼，明帝时，晋封光禄大夫，迁司徒。
陈矫子陈本，西晋时历任郡守，列九卿，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陈本弟陈骞，魏元帝时，为车骑将军，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假黄。晋武帝时迁太尉，转大司马。
还有一个淮阴县人步骘。步骘帕(?－－248)，宇子山，曾任孙吴骠骑将军，领冀州牧，代陆逊抚荆州、冀州，后代陆逊为丞相。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北对峙的前沿重镇
在魏晋南北朝360多年中，淮安地区几乎都处于战争和对峙的前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场上的成败利钝，淮安时而属南，时而属北，时而以淮河为界分属南北。淮河南屏大江，北蔽中原。因此，沿淮的合肥、寿阳、盱眙、淮阴和角城(今泅阳县和淮阴区交界处的三岔、李口附近)，都是军事重镇，5个军事重镇有3个在本区境内。盱眙城位于淮河中游，众山环峙，临淮守险，上接寿阳、合肥，下邻淮阴，北上可抄近遮断泗水，南下可直达建康对岸江边。淮阴城北对泗口，”东接山阳(今楚州区淮城镇)，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实为”淮南之源本也”。这段引文中的江都是指今扬州城，是当时经济繁荣的全国性大都会。海西则是指今涟水县北境和灌南县境的海西县，是淮北盐的主要产地和集散中心，是食盐官营时代的经济重地。角城位于古泗水尾闾的分岔处，分岔以下分别叫大清河、小清河，大清河为主流和主航道，其入淮处叫大清口，也叫淮泗口;小清河人淮处则叫小清口。角城控扼泗水，紧滨淮河，翼夹二川。当时，南人长江必经邗沟，北伐中原必由泗水，加之原淮河两岸地区土壤肥沃，水利条件好，宜稻宜麦，有垦殖之利。因此淮阴和角城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饰运无阻”的要塞之地。所以南北双方，守者都委以大将，攻者都遣以重兵。
对峙时期的重大战事
该时期在三大重镇及其附近发生的战事数以百起，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晋、前秦淮阴之战，北魏、刘宋盱眙之战，北周、陈泗水之战等。
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派俱难、彭超率步骑7万进攻淮阴、上盱眙。谢玄腹背受敌，暂时退守广陵。俱难、彭超占领淮阴、盱眙后，次年五月又挥师东向，以主力6万攻晋将田洛于三阿(今金湖县境)。东晋京城震恐，增派水陆部队出援，谢玄亦自广陵救援三阿，激战俱难、彭超，获得大胜。谢玄与田洛遂乘胜追击，斩将截敌，率兵5万围攻盱眙，并大败前秦军于君川，迫俱难等弃守盱眙，退守淮阴。谢玄命何谦之等率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浮桥，前秦将领邵保战死，俱难、彭超仅以身免，前秦军退到淮河以北。此役暂时压下了前秦的气焰，延缓了其对东晋施加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步伐。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广陵北返，以数十万兵力攻打盱眙，辅国将军臧质与盱眙太守沈璞一起，率领不到4000名将士，坚守孤城。北魏兵连月强攻，死伤染病过半，也禾攻下盱眙城，遂于次年春被迫退兵。刘宋军保卫盱眙城的胜利，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陈大将吴明彻攻周吕梁得手，又攻徐州，拦蓄泗水准备灌徐州城。周命大将王轨驰援。轨秘密派兵于泗口遍打木桩，以铁索贯穿车轮横截水流，断敌船路，并准备潜赴决堰。明彻闻讯人惊，急破堰撤退。企图乘决水之势入淮，然终被车轮、木桩所阻。王轨伏兵四起围困，明彻及其将士全部被俘。以后，淮境就全为北周占领。
侨置郡县和石鳖屯田
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一313年)，因中原大乱，本区居民纷纷避地江南，散居武进、常熟等地，后来还在这一带置立临淮、淮陵、东海等侨郡侨县。同时，中原的士族大量向江淮地区迁移，淮阴一带是首先到达的地区。东晋名将祖逖，就曾”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永嘉以后，又陆续有过多次较大的迁移，如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姚襄徙屯盱眙，”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宋明帝时，宋失淮北，又有大量流民移居江淮之间。由于流民南迁太多，曾先后在江淮地区侨置许多北方州郡，以为安置。东晋和整个南北朝时期，在淮阴、盱眙、山阳等地，先后侨置过徐、青、幽、冀、并、南兖、北兖等州和东平、阳平等郡，侨置县就更多了。
本时期，淮阴上下作为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沿，经常出现”江淮之间，赤地千里”的凄凉景象。但是作战的双方仍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通过战争的间隙，屯兵垦田，积蓄稻谷，作为军粮。魏正始初(约公元240到，241年)，大将邓艾为了对付吴国，修白水塘，立8斗门，置屯兵49所，开垦水田12000顷。还修筑了石鳖城，用以积谷护屯。
邓艾所筑的石鳖城，历经两晋，特别是南北朝，一直是屯田积谷的中心。据考证，古石鳖域位于三角村(今洪泽县新集)、衡阳阜一线，这里有一条古道，宋《嘉定山阳县志》称其”向为边兵横趋大仪之路。”石鳖城即在这条古道上。
石鳖屯区的范围，按屯田12000顷计算，约合800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屯军的营房、活动场地、道路等，大约在85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面积，约当今新河(今楚州区里运河西)、白马湖、宝应湖以西，新三河以北，苏北灌总渠以南的地域。洪泽县考古调查也表明，该县汉、魏、晋文化遗址非常丰富，已挖掘的22处遗址中，汉、魏、晋址就占了11处。这11处遗址，几乎笼罩了该县的整个湖东地区，出土器物有各种陶器，还有兵器、陶窑，以及大量的两汉钱币。这些都显露了军队驻扎在此屯田的痕迹。
邓艾以后，晋建兴元年，琅琊王司马睿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千人北伐。祖逖到了淮阴，一面铸造兵器，在石鳖等地屯田积谷，一面招募和训练军队，而后出泗口北上。
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起，北中郎将荀羡先后镇守淮阴、下邳，他在石鳖等地大兴屯田，以为北伐之资，”公私利之”。永和九年十二月，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掠流民7万余人，设立官吏治理，从事农副业生产，紧邻盱眙的石鳖一带也安置了流民从事生产。
萧齐时，齐将周山图出于战略考虑，上书奏请于石鳖城立阳平郡。故齐、梁时，仍称”阳平石鳖，田稻丰饶。”
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北齐一度占有淮南地。乾明(公元560年)初，谷价昂贵，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石鳖等屯，结果每年收获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廪粮充足”。
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大将吴明彻北伐，收复淮南各郡，得到阳平石鳖的粮食，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同时又抚慰安置流民，就近耕种于石鳖等屯，使军饷民食得到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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