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的淮安(下)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

大运河的疏凿和隋末农民起义

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统一的时间较长。由于安定环境得以较长时间的保持,从而造成了经济的持续发和重新繁荣。其间,大运河对两淮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作用。然而在当时,劳民最甚、对本区影响最大的,也大运河的开凿。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征发河南、淮北诸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至泗州(今盱眙城对岸),接谷、洛、黄、汴诸水,以达淮水。通济渠是引汴水入淮的,故入淮处又称汴河口。接着又征发淮南民10余万将邗沟改道取直。汴河口和末口之间,是由200里淮河连接的。依此计算,隋大运河在今市境总长近300里。开河的标准很高,”渠广四十步(20丈),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在修河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且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大量民工死在工地上。隋政府用来载运民工死尸的车子”相望于道”,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大运河是用隋代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开凿出来的。
大运河沿线又修筑了40多所豪华宏丽的离宫别馆。位于今盱眙第一山的都梁宫,即是其中之一。它周回二里,有宫殿三重,长廊环回。还有亭台楼阁、流泉曲水等胜迹佳处。如流杯殿、回望殿、钓鱼台、七眼泉等。此后,隋炀帝曾3次南巡,由于摇役、供应等等,使包括楚州、泗州的运河沿线人民不堪其扰。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七年,东海彭孝才起义,活动于淮北地区。紧接着杜伏威义军由山东南下江淮之间,孟让义军也进人本区境,楚州、泗州人民纷纷投人这两支起义队伍。杜伏威军在江淮之间,多次击败隋王朝的部队,并曾攻占、焚毁安宜县城(今金湖县境)。孟让义军曾占据盱眙都梁宫,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后因轻敌被隋将王世充击溃退走。大业十三年,臧君相在沭阳起义,杀死隋朝官吏,置沭州,后又攻下海州。这儿支起义军有力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成为推翻隋王朝的重要力量。
然而,就隋炀帝疏凿大运河之举而论,其历史功绩自不可没。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对此事的评价比较公允,令人信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的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

唐代初年,为了发展生产,复苏经济,巩固其统治,着力改善生产条件。破釜塘和白水塘于大业末年受到破坏,这时也得以修复。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为扩大灌溉面积,又在白水塘以北”开置羡塘,与白水塘合”。后又于羡塘以北开置茶陂。从陂塘的分布范围看,唐代白水塘地区屯垦的面积,远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唐穆宗时,在白水塘东岸先后开挖了棠梨泾、青州泾、徐州泾、太府泾、竹子泾等较大的灌溉渠道,以便于屯垦。据考证:青州泾即青州涧,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使用。竹子泾则是今草泽河的前身,历1300年还在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在科学用水方面,有了长足的迸步。为了节约用水,确保漕运和灌溉用水,唐元和间(公元806到812年),还在运河两岸开挖了一系列泄水塘,名归水澳,使水得以重复利用。此间,还在今周桥附近创置萧家闸。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其作用是”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畴水足,再徐灌东田,乃因势以行水而为之利也。”这种轮灌法,不仅在于节约用水,更重要的是,使低田和高田同样可以得到灌溉。这是水利技术的重要进步。
唐初,白水塘地区实行民屯,到唐肃宗上元(公元760至761年)年间,实行官屯。为此,唐王朝在楚州(淮安)设置了淮南营田副使和营田判官,专司其事,以加强对官屯田的管理。根据《唐楚州使院石柱题名记》等史料推测,唐代白水塘地区的官屯,起码在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还在继续着。其后废弛,南唐时多听由民间垦种。

水运和楚、泗二州的繁荣

唐代的酒运量比前代为大,天宝年间,每年高达400多万石。这些粮食,大部分来自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大多必须经过运河,辗转而达京师。其中,位于楚扬运河人淮处末口的楚州,位于通济渠人淮处汗口的泗州,是漕运要津。
唐代,淮北海盐生产逐渐发展,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为了适应需要,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王朝开凿了北起海州,中经今灌南、涟水等地的运盐河(时名新漕渠、官河),淮北盐经由运盐河人淮河和大运河,然后转运各地,供给官民食用。此外,纺织业比较发达,贡品有货布、芒布。
隋唐时期,运河上漕船、盐船和其它商船千帆相接,四时不断;与泗水并行的陆上干道也是”商旅辐辏其途”。从而促进了沿线的楚州(即山阳县城)、泗州及淮阴、泗口、洪泽、龟山、盱眙等城镇的繁荣。其中,又以楚州和泗州为盛,是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
因为泗水的水运干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通济渠所取代,所以,献出现淮阴和泗口的地位被泗州和盱眙所取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大的地理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楚州治所由淮阴故城迁到山阳县城和淮阴县先后数次并人山阳县。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置楚州,治所在淮阴故城,开皇十二年移治山阳县。淮阴县第一次并大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入唐后分置;第二次并入是在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历43年而又分置。这两次合并和分置,从侧面反映了位于末口,辖有淮阴、山阳、盐城、安宜数县的楚州城,已经取代了淮阴故城,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唐代的楚州城,是著名的近海港口城市,商品贸易很兴旺,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前有热闹非凡的庙市,吸引着海内外商人,甚至大食山本、新罗等国的商人,都远涉重洋到此贸易。时楚州有新罗坊,即为新罗商人聚居之地。草市、鱼市也熙熙攘攘。到了夜晚,城边的运河里,众多的过往船只”连樯月下泊”,准备在此过北辰堰。城内则”千灯夜市喧”。很多达官显贵则”缇骑朱旗入楚城”。他们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宴饮游乐,诗酒唱酬,为名城的升平景象增添几多色彩。时开元寺、东岳庙、紫霄宫、宴花楼等处,都是文人学士雅集留连之所。楚州以其繁华,被白居易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与楚州城近在咫尺的淮阴城,城内楼台簇簇,城外帆墙如林;其夜景更充满朦胧的美:”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酒酣夜别淮阴市,阴照高楼一曲歌”…¨透过这些诗词,仿佛听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歌唱家刘采春等人婉转哀艳的吟唱。
经过隋唐两朝的发展,泗州城也颇为繁华壮观,它”端衢四达,廨宇双峙,双阙云耸,琼台中天”。很有一些壮观的建筑物。南来北往的豪商巨贾则”多游利于此”。边塞甚至外域的”越商胡贾”都前来经营。城中还设有大型的中转仓,闽越和江淮地区漕粮及其贡品,多到此卸货回程。泗州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的盐铁经营,防止奸商从中渔利。隔淮相对的盱眙是一个依山面水、风景秀丽的城市,更是骚人墨客题诗咏叹,尽显文采风流的佳处。”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从侧面反映了泗州、盱眙繁华竞逐、风光旖旎的独特魁力。

战乱对楚、泗二州的影晌

安史之乱时,”乱兵不及江淮”。肃宗以后,淮上军阀割据,有的公开反叛朝廷,”其民始罹毒矣。”盱眙、淮阴、泗口、涟水、沭阳、楚州、泗州等地,都受到过军阀的破坏。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戍卒起义,围攻泗州达7个月之久。其间,义军攻陷盱眙都梁城,据淮口,截断湾运路线;又南破滁、和二州,北陷沭阳,直逼海州、宿州,唐王朝震恐,派3万人进援泗州,结果被义军全歼。后义军受挫,方撤围而去。信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义军由采石北上,经盱眙一带,没有逗留,对市境影响不大。
五代时,沿淮有过几次军事纷争,其中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一次最为残酷。这年正月,周世宗率兵攻南唐楚州,遭到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攻44天不克。城破后,”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楚州遭到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唐代的楚州诗人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故唐代楚州的文化,亦以诗歌为特色。知名的诗人有吉中字、赵假、刘采春等。
吉中孚(约公元740-798),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他能文善诗,与当时的诗人卢纶、钱起、司空曙等齐名,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中孚少年出游,爱鄱阳湖风光,于是客居鄱阳。初为道士,大约过了35岁,终于过够了隐逸出世的生活。还俗后,到长安拜见宰相,由朝臣推荐给皇上,备受奖掖,遂步人仕途。曾任校书和户部侍郎。后因双亲老迈,弃官归乡,孝养父母。
吉中孚的诗文,同时代人评价很高。卢纶赞他”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吉中孚的妻子张夫人,也会写诗,然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录了她的一首《拜新月》。
赵嘏(806-854),字承祜,楚州山阳县人。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参加进士考试落第,遂流寓长安,达8年之久。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再太长安,举乡贡进士。但大约直到宣宗大中初年(公元847年)才入仕。为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县)县尉。唐宣宗素闻赵能诗,曾问宰相:”赵嘏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来。”读赵诗,见其咏秦诗中”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句,很不高兴。所以赵嘏一直屈居下僚,颇不得意,年四十即卒于任上。
赵嘏是晚唐著名诗人,长于七律,其《长安秋望》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句,颇为杜牧所赞赏,因此赵嘏被人艳称为”赵倚楼”,”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今有《渭南诗集》传世。
刘采春,淮阴人,伶工之妻。《全唐诗》一共收了她的6首《望夫曲》,每首四句,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短短20字,却生动地再现了少妇思念远游丈夫的迫切心情。大诗人元镇赞赏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选词能唱《望夫歌》。当时,”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繁华与哀艳往往是绾结在一起的。

僧伽与泗州普照王寺

唐代,楚、泗二州的佛教文化也颇有特色。寺庙以僧伽和尚创建的泗州普照王寺最为著名,香火久盛不衰,举国闻名。何以致此?首先是因为历代帝王的崇信和馈赠。僧伽坐化前,中宗即封他为”国师”,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因避武后讳,改”照”为”光”),还”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据宋《高僧传》载,坐化后,”帝惨悼黯然”,”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合”。长庆二年,皇帝加封僧伽为证圣大师”,后来唐信宗又封僧伽的高徒木叉为’真相大师”。五代时,”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牖日大圣僧伽和尚”。
其次是由于名人的崇信和吹捧。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李白,他赞扬僧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机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猢狲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彝,再礼浑除犯轻垢”。其他如,”李北海莒、胡著作浩各为碑颂德。”
泗州寺的香火隆盛,还与古泗州是交通咽喉密切相关。往来舟揖必登塔拜祭,慷慨解囊,敬香施财,不惜重赀,并相沿成俗。”越商胡贾脱身罪,硅璧满盘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欹柱倾扶半天赤。”当年施舍之豪,香火之盛的情景,谁都能从这诗句中想象出来。其后黄河夺淮,淮域水灾渐盛,人们对泗州大圣的礼拜就更勤了。

第二节 宋元时期

沿淮复线运河的开凿

隋开大运河,其楚州和泗州之间,系利用自然河道淮河连接的,而泗州以下,特别是洪泽洼地区,淮水宽阔,白居易诗云:”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皇甫端题《洪泽馆》诗:”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郡反映了行旅在这一带航行的艰难和危险,而此段河道中的山阳湾段,由于泗水的汇人,水流尤为迅急,更被往来舟揖视为畏途险境。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甚至800万石,创我国古代漕运之最。由于漕运量的增加,过往舟楫的增多,每年在楚、泗二州之间的淮河险途上损失的舟船,也猛增到170艘左右。因此,开河避淮便显得更加迫切。沿淮河右岸开凿的复线运河亦随之诞生。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100年中,复线运河分期施工,陆续完竣通航,”免风涛覆溺之患”。数百年谋求的避淮工程终于获得了成功。
当时,楚、泗二州之间的淮河右岸,依次排列着淮阴、洪泽、龟山等较有名的城镇,复线运河的开凿,就是以淮阴、洪泽、龟山三大城镇为分野,分期分段完成的。
首先开凿的是楚州到淮阴的沙河运河。据《宋史·河渠志》载:”楚州北山阳湾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公元984一987年)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宋史·乔维岳传》又载:”又建安北至淮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好,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候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因沙河运河在淮扬运河之西,故称”西河”。沙河至今清江浦及其以西地方,地势渐高,为延缓河床比降,保证河道水位,必须设置闸、堰,明代陈喧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乔维岳在沙河(西河)上置堰创二斗门也是因地制宜,顺乎情理的。二斗门的设置与现代船闸的原理是相同的,可以说,它是现代船闸的前身。
继沙河运河之后开凿的是淮阴至洪泽镇的洪泽新河,又称洪泽渠。据《宋史·河渠志》及有关人物传记载,开洪泽渠是由马仲甫首倡,由许元实施,皮公弼复浚。开河时间,在公元l049年至1054年之间,开河长度为60里。
最后开凿的是自洪泽镇至龟山镇的龟山运河。《宋史·河渠志》:(元丰六年正月)”发运使罗拯复欲自洪泽而上凿龟山里河以达于淮,帝深然之。会发运使蒋之奇人对,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之脸上百里,淮迩岁溺公私之载不可计,凡诸道转输,涉湖行江已数千里,而覆败于此百里间,良为可惜,宜自龟山蛇浦下属洪泽,凿左肋为复河,取淮为源,不置堰闸,可免风涛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监丞陈佑甫经度。佑甫言:’往年田斐任淮南提刑,尝言开河之利,其后淮阴至洪泽竟开新河,独洪泽以上未克兴役。今既不用闸蓄水,惟随淮面高下开深河底月l淮通流,形势为便,但工费浩大’。帝日:’费虽大,利亦博矣’。佑甫曰:”异时淮中岁失百七十艘,若捐数年所损之费,足济此役。’帝日:’损费尚小,如人命何!’乃调夫十万开治。”遂于”六年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既成,命(蒋)之奇撰记,刻石龟山”。这条复河,至元代运河改道之初还在使用。

北宋时期的农业经济

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增建。北宋前期,沭水宣泄不畅,位于其下游的沭阳、涟水等县水患频仍,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沈括任沭阳主簿,”疏沭水,为百渠九堰”,使7000顷积潦洼地变成了能排能灌的上等良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又由朝廷统一部署,在市境内兴修了白马塘(今金湖县境)、渡塘沟、龙兴浦(今楚州区境)、青州涧(今洪泽县境)等水利设施。在涟水县境内,唐代开凿的运盐河也得到大规模的疏浚,使之畅通无阻。朝廷对疏浚此河很重视,河成后,哲宗皇帝赐名”通涟河”。通涟河不仅运盐,还便利了灌溉。
由于社会安定和政府采取一些鼓励扶持垦殖的政策,加上水利设施的增修,北宋初期,大量的无主荒田得到垦种。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以后,政府又从福建引进耐早、早熟、适应性强的”占城稻”加以推广。这对两淮稻米产区实现稳产高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这时期的淮境依然是鱼米之乡。

北宋时期的工商业

北宋时期,两淮沿海是重要的食盐产地,其中涟水海口场平均年销盐115000余石,海州惠泽(今灌南县境)等3场达477000余石。这些盐供销到徐、光、泗、寿州,以及江南的苏、杭、湖、常、润州与江阴军。这些地区多利用送酒粮的回空船,到淮北盐集散地涟水运回食盐。那时贩私盐的很多,屡禁不止。有些大盐枭甚至搞武装贩运,强行”闯关过卡。宋熙宁间,苏拭经过淮上,曾被政敌诬以贩私盐而险遭朝廷惩处。
楚、泗等州的酿酒业也得到发展,开始学会酿制曲酒,当时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乡镇都有经营酿制业的”酒户”。天禧(公元1017到1021年)初,小酒户被下令停废,此后,酿制业主要被一些大户控制,并受到税收政策的保护。丝、麻编织亦较发达,生产的绢、绫、苎布和孔雀布还作为贡赋,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额。元丰(1078至1085年)年间,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贡绢10匹。

南宋时期的南北战争及其影响

北宋末年,波及本区的宋江起义的烽火刚刚平息,接着,金兵又大举南下,北宋灭亡。楚、泗二州遂成为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前沿,再度受到兵火的长期荼毒。从宋高宗建炎(公元1127至1130年)初到宋金”绍兴和议”成立,10多年中,本区几乎无岁没有战事。此后,”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前,也都有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战事。宋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以后的10多年中,以参加”红袄军”起家的李全拥兵自重,飞扬跋扈于淮河南北,且反复无常,时而归顺南宋,时而投降蒙古,本区备受蹂躏,而以楚州、涟水为最甚。旋又遭到蒙古军队铁蹄的践踏,楚、泗二州大地再度成为”兵马走廊”。其中较有影响的战事有:赵立保卫楚州之战,魏胜淮阴抗金之战等。尤以赵立保卫楚州之战最为惨酷壮烈。
金兵在占领海州、泗州、淮阳军等州、军后,从建炎三年冬开始,几次攻楚州不克。次年5月,金兀术又想借道楚州北上,遭到楚州守将赵立的严正拒绝。兀术大怒,以重兵强攻,并断宋兵粮道。城内无粮,军民以树皮充饥,击退金兵无数次迸攻。在一次城头督战中,赵立不幸被敌”飞杀”击杀。后其部将程括仍率部奋战。城破后,全体军民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故几乎全部罹难。
人民痛恨侵略者的蹂躏,纷纷组织抵抗。尤袤《淮民谣》诗写道:”东府买舟船,西府买器械。问依欲何为?团结山水寨。”这首诗,反映了楚州、泗州一带人民结寨自保的情况。更有组织义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兵将南侵,宿迁人魏胜聚义士300人渡过淮河,攻取淮北重镇涟水、海州。人民纷纷参战,义军迅速壮大。金兵5次进攻,企图夺回海州,最后一次集中20万兵力,都被魏胜和协同作战的官军挫败,充分显示出人民战争的伟力。后魏胜在淮阴抗金之战中,因敌众援绝,在撤退时,中箭落马而死。
长期的宋金战争,便楚州、泗州一带人民毙逃殆尽,十不遗一。楚州保卫战之后不久的绍兴六年,韩世忠驻节楚州时,楚州城及其周围地区已成为无人区,田园荒芜,屋舍尽被破坏。幸好有几万从淮阳军(今邓县)志愿跟随来的老百姓,在韩世忠和梁红玉的统一安置下落了户,楚州才又炊烟渐稠。其它滨淮重镇,也有类似遭遇。
经过战乱的农村也是一片凄凉。绍兴(公元1131到1161年)中,淮南老百姓多避乱逃散,淮南营田副使王实一次就”括闲田三万顷,给六军耕种”。”淮南丧乱后,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淮村兵后》等诗,是兵燹后的农村景象的生动写照。在淮北泗水沿线,甚至出现文天祥所咏叹的”清野百年久”的长期萧条。

宋金议和与边境贸易

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害怕民众的抗金斗争逾”度”,无意组织积极抵抗,以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只想以民脂民膏来讨好侵略者,宁息边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在战场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与臭名昭著的奸相秦侩的谗言一拍即合,强令退兵议和,罢免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等人兵权,并对岳飞等横加陷害,与金人签订了”绍兴和议”:宋对金奉表称臣,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领土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等等。后宋孝宗时,”隆兴和议”成,改为银20万两、绢20万匹。开禧北伐失败后,又议和,增加为银、绢各30万。
为了按时交纳岁贡,宋在盱眙宝积山建立岁币库,储放每年送往金国的岁币,按规定,每年春季把岁币送到淮河对岸的泗州向金人交纳。
当然,每次和议成立后,宋、金两国都照例开放边界,开展边境贸易。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成立后,南宋在盱眙、金国在泗州,先后设置榷场,开展边贸活动。一旦兵戎相见,照例关闭边界。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后,金国在泗州、涟水,南宋在楚州、盱眙等地分别设置榷场。这些榷场,都是官营的,经营者必须向官府交纳关税。
为了保护国家的关税收入,严禁私下交易或偷渡逃税。绍兴十二年,宋廷即曾下诏两淮漕臣,”严禁私渡过淮之人稍有透漏。”绍兴二十九年,金主完颜亮下令撤除两国边境其他各榷场,只保留泗州榷场,每五日一次开场;南宋旋即也撤除其他榷场,只留盱眙榷场。金国于泗州榷场增场屋200间,宋遂亦于盱眙增置如金国泗州,并创渡淮需持官发木牌例,这种木牌又叫”关子牌”。对商旅逾期不归者,则以私渡论处。
但是,由于边境贸易的暴利驱使,一些商贩遂贿赂官府,私渡过淮。装载”茶货钱宝”的商船,原先是”自楚州差人坐押至洪泽(镇)止,行运河便可稽考。今乃以固水为名,于淮阴县列小舟不下千余只,一才车船人淮,经过北岸直人清河,无所不往,所失朝廷课利不可数计”,宋廷忙下令严禁。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宋廷还派出3名官员,专门查禁由高邮到两淮和盱眙的私渡船只。但是屡禁不止,特别是住在楚州和盱眙一带的本地商贩、船民,渡淮如履平地,称私自渡淮贸易为”骑淮”。一段时间,宋廷决定大力发展骑兵,战马腾贵,盱眙、楚州的私贩者便”骑淮”贩马。”沿边恶少多以平市买马为名,越境作过,渭之。骑淮’,又渭之。跳河’,往往出境偷马,时致喧闹。”这虽可能造成边衅,但对于当时淮安养马业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边境贸易的开放,对淮境经济的复苏,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明至清中叶

明代的淮安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风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
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风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耀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
这些移民与淮安土著居民一起,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婚配,对准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的军防建设

淮安作为黄淮运交汇处咽喉重镇,也是军队驻防的重点城市。在明代淮安不仅驻有淮安卫、大河卫,还有督漕总兵官所率相当数量的护漕兵丁。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壮(亦称民兵)组织。时淮安府各县民壮,少则200余名,多达580名。各县民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每年
都要进行集训。开始时分为三班,”一班在官守城,二班归农。”后来”归农者极少”,多成为长年服役,不仅守城,还充当捕快和吹手侍从等杂差。
同时,统治者还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营造区域性中心城堡—淮安城。因此,在本区的古城中,以淮安府城最为坚牢高峻,易守难攻,素有”铁打淮安城”的口碑。准安城分为旧城、新城、夹城(亦称联城),俗称”淮安三城”。
三城之兴,各有起始,而以旧城最早。旧城始筑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唐、宋时代屡有修治。宋孝宗时,陈敏重加修葺,金国的使臣过淮,见楚州城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元至正间,江淮间兵乱,守臣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明王朝建立之初,增修,包砌砖石,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楼敌台。明初增修的旧城周回11里,东西径、南北径都是525丈,基本是正方形,城高30尺。有5座城门,东日观风门,南日迎远门,西日望云门,北日朝宗门,西南稍北有门曰清风门。后清风门堵闭,4门名称亦更改:东曰瞻岱门,南曰迎董门,西曰庆成门,北曰承恩门。四门皆有子城,城上有城楼,又有角楼3座,窝铺53座,还有3座水门。嗣后,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均有规模不等的修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台、4座过街楼,意在使城防增强对洋枪洋炮的抗御能力。
淮安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高二丈八尺,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为门五:东曰望洋,西曰览运,南曰迎薰,北曰拱极,小北门曰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东西有子城,角楼四,南北水门二,窝铺四十八座,雉堞一千二百座”。按:新城就是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北俯长淮,东南接马家荡。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安时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淮安卫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力口以包修,后明永乐、正德、隆庆、万历,清乾隆、咸丰中均进行过修治。
淮安夹城(亦称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起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起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有四座城门,东南曰天衢门,东北曰阜成门,西南曰平成门,西北亦曰天衢门,东西域有4座水门。开始修筑时高只有一丈四五尺,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有4座城楼。联城本为运道经临之地,粮船屯集之所。嘉靖间倭寇犯境,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明万历二十三年、清乾隆九年,先后加筑、修新。其后岁久渐圮。
淮安三城西接运河,北阻黄淮,三城一体,首尾呼应,有固若金汤之誉。这在全国都极少见,故淮安三城名扬四海。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军和捻军,都知难而止,未能将其攻克。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军洞。《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九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又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2000年,市地震局请省地震局专家以高级仪器在地面探测,证明藏军洞仍在地下,且大部保存较为完好。西起新城东门,东至今楚州区季桥乡境(柳浦湾属之),近15公里长,其宽度一般为3一4米,还有岔道,岔道最宽处有近10米。
构筑这么长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藏兵,很显然,主要是用来夹击攻城之敌的。此洞在明嘉靖年间抗倭时,曾藏兵设伏于内,对倭寇实施有效夹击,并取得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清江浦的兴起

宋乔维岳开的沙河,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闸坝湮废了。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总督漕运之初,往来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河下)盘五坝人淮。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义二坝入淮,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礼、智、信三坝入淮。过坝时,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剥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把货物装上。入淮后逆水而上,至清日入黄河。这一段水流特别迅急,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故”逾淮达清河,劳费甚钜”。
为了”免过坝及风涛之险”,陈喧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20里,导引湖水由鸭陈口大淮,这条漕河被命名为”清江浦”。为了节制水位,还在清江浦上建了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道闸。清江市的兴起,即缘起清江浦河的开凿。
陈喧主持漕政时,推行了一种”支运”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的漕粮。”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卢、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六、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据谈迁《北游录》载,明代的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浦,有40区仓房,皆”坚基广厚,倍于常制”。转搬仓由户部的派出机关—户部分司(今清晏园即其旧址)监理。
此后,这里又创办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湾船厂—清江督造船厂。清江船厂的厂址,在清江浦河南岸,处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其中心位置东去山阳县城、西去清河县城各30里,大致在旧城区之内。清江船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个大厂、80个分厂,工匠牙役商人近万,厂房工棚延绵20余里的规模。清江船厂由工部的派出机构工部分司(今市区纪家楼一带)监理。
在陈喧总漕之前,今市区大部地段还是人烟较少的”闲旷之地”,自清江浦疏凿、四道闸修建、转搬仓落成、造船厂投产之后,这里遂变得热闹非凡:江西、湖广、浙江的粮船要到此卸粮以入转搬仓,其它路过的粮船要到此停泊稽延,运粮官军要在此辗转忙碌,造船的工匠牙役、官佐兵弁在此食役卜居,往来的商贾在此招摇过市,争相渔利…。往日的”闲旷之地”,很快便成为”侨民宿贾,巨室鳞次”的通商大埠了。”清江浦”也因此成为这一这通埠的名称,而清江浦河则与淮扬运河一起,被称为”里运河”了。即使经过明末清初的军事政治大动乱,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仍”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到清乾隆年间,清江浦达于鼎盛,乾隆四十年,人口50余万。仅从这一数字中,即可想见其当时的繁华。因古末口而兴起的淮安城,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

淮安和明清漕运

漕运是事关”国脉”、事关国家稳定的要务。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于淮安设置督管漕事的大臣,”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湾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关于负责漕运的职官,明朝初年设有漕运使,不久罢去,而以勋爵大臣负责。永乐中设漕运总兵官,一般为正二品衔。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漕运不继,始以副都御史王站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节淮安,与总兵官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而总兵仍居总漕之上。万历年间,李三才任总督漕运事,三才性格刚毅而雄辩,且文武全才,漕运总兵官、新建伯王承勋对他很是敬畏,不敢与他分庭抗礼。不久,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说,海运停废已久,漕运总兵官没有必要再设置,朝廷遂采纳他的建议,将漕运总兵裁撤,而专任文职。
每年年初,总漕巡视扬州,经理瓜洲至淮安的湾船过闸事宜,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船过百步洪、徐州洪等,理湾参政管押赴京。所渭”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驻山阳(楚州区)、清河(淮阴区)。”其后,参将、郎中、御史及催趱、主事五员奉裁,惟留漕运理刑,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
清朝立国之初,在淮安设总督湾运部院兼巡抚事。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设满洲侍郎一员,与总漕同驻淮安,名为总理。顺治十八年,在凤阳另设巡抚,总漕专管漕政,而将总理撤回,刑部理刑亦裁撤。总漕一般由从一品大员担任。惟漕储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而各省则有督粮道,皆遥相隶属。还有监兑、押运府佐等官。雍正中,设巡视南漕御史二员驻山阳,后又以一员驻山阳,一员驻济宁。
漕运之法,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主持漕政时,对湾运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了一种叫”支运”的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有转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
宣德六年,又采纳陈喧的建议,实行兑运,”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是为兑运。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又有改兑之议。
清初,湾政沿袭明制,用旗下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然积久弊生。两江总督陶澍说:”湾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下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及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下。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勒措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下之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椭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下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此在民之害也。”清中叶,由于会通河淤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道光皇帝采纳了英河、陶澍、贾长路等人的建议,恢复海运,由上海雇商船经由海道将江南漕米转运到京城。自此河运渐废,改兑制度亦形告寝。
江南各省湾船到淮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一到此时,各地漕船每加船结为一帮,在押运同知、通判,以及帮长干总、帮办武举等带领下,云集于淮关,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发给签条后,方得过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
就漕运数量言,明代一般每年450万石,最高达640多万石。清代一般每年为400万石,最高也未超过500万石。从宋至明、清,湾运量的递降,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而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河夺淮日趋严重,运道日益艰难,不能承受更大的运输量。明清两代,因运道经常淤浅,只能用吃水不超过三尺的浅底船运粮,每船只能装三四百石。由于运载量小,运军多,加之漕船经常毁于风涛,故运费特别高昂。这些运费都加在农民头上,农民已经不堪承受。

淮安榷关的设置

位于板闸的淮安榷关之设始于明代,起初止有商税,没有”船钞”。永乐十四年,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
延至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因”钞法”难以实施,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计划,实行改革。淮关”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凡本色钞三百万余两、钱六百余万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淮安钞关被裁撤,七年复设。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经奏准,淮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
榷关官员,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以免积久弊生。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族、汉族各一员,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另外派”笔帖式”一员为副手。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淮关监督准泰奏请”笔帖式”二员来关帮办,名曰”委员”。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又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护税。护税武装,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
船至关前,必须先完税,经检验后,方能开闸放行。清郭瑷《淮阴竹枝词》生动地吟道:

百子堂前漕复漕,天妮闸下浪如山。
篙师鳞次踏霜立,小吏披裘放早关。

淮关岁征额,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以前,基本未变,为23000两。天启三年起,因为清军侵扰,及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等,先后增加了”辽饷银”、”新饷银”、”代补银、桃二邑误派辽饰银”、”助饷银”、”练饷银”等,共达77875两多,比正额多了2.4倍。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额税仍为23000两。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为27000余两,两项合计为50047两多。顺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两,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因办铜(造铜钱)不敷,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后又陆续增加到”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
户郡储粮税缘于明永乐间漕粮都以民运。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设淮安常盈仓于清江浦,岁储江南漕粮70万余石,”后以漕粮改兑,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淮仓所储米麦无几,专给江北庐、凤、淮、扬四府运军行胡等粮。万历八年,题准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俱属淮仓户部征收,于是管仓兼管抽税。清康熙间,王渔洋为船政同知,以十里之间,三处设卡收税,增弊而病商,令”商贩裹足”,向漕督帅颜保建议,上奏朝廷合并收税,获准。九年(公元1670年),遂将淮仓户部征收的”四税银”、”商税银”共308叨两8钱,归并淮关一起征收。
工部抽分厂关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员督理。凡竹木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实行三十税一。初无定额,每年大约1.2万两左右。后来因课额不敷所用,兼税及船只、货物,有”抽分”、”余羡”、”船钞”,还为兼济河工经费,而增收”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名目,年额共51225两多。
淮关还统辖宿迁关、庙湾口(今阜宁县城)。连同淮关,通计五关正额银254363两多,加上报解盈余银,每年为364363两多。
至清中叶,淮安榷关官吏贪黩,管理混乱,远近闻名。关于胥吏多方苛索、徇私舞弊之情况,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中记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自监督左右,下至环关而居者,靡衣鲜食,咸取给焉。钧宰归自清江,早关未放,时方严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众拥一少年盛服至,次第报验讫,则官舫华仆,持柬讨关,少年皆领之。最后至一破舟,载货浮于所报,少年怒,嗾从者话之,鞭苔交下,豕牵其人而去。或问:。少年官乎?’舟子日:”噫嘻远哉!老于车者识轮轴,老于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关督司阎妻弟之仆也’。”淮关监督看门人的妻弟之仆,竟能如此作威作福,遑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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