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与罗振玉 / 武禧

刘鹗,江苏丹徒人,1857年生于江苏六合,所著“老残游记》一书脍炙人口。但千家驹先生以为“刘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或文学方面,而在于学术方面。”“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大有贡献的人物。”①

罗振玉,浙汀上虞人,1866年生于江苏淮安,为著名的考古学家。生平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犊、明器、佚书等,著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刘鹗与罗振玉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又都与淮安有关,又是儿女亲家。引人注意的是,两人生前均被人目为“汉奸”,同时研究中国古器物,田此被人理解为“莫逆之交”,但二人“晚年几至避面”②。刘鹗之子刘大绅为罗振玉长婿,对罗振玉“称师而不称外舅”③,使人感到二人矛盾极深。刘鹗1908年被捕充军新疆时,罗振玉在北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至今未见任何有关罗振玉设法营救刘鹗的文字。但最先为刘鹗写传述其生平业迹者,又是罗振玉。笔者以为刘、罗二人的关系实在使人感到微妙,因此特撰此文,抛砖引玉,与诸方家共同探讨。

罗振玉小刘鹗九岁,自幼身体羸弱,但聪颍异常。五岁读书,七岁时他的老师说:“此子若得永年,异日成就必远大。”④十六岁便考取了秀才。但时运不济,后来两次乡试落第,只能在淮安当私塾先生,课徒为生。罗振玉说:“予家无藏书,淮安亦无书肆。每学使案试,江南书坊多列肆试院前。予力不能购,时时就肆中阅之,平日则就人借书,阅后还之,日必挟册出入。当时所从借书者为姐夫何益三(福谦)孝廉、丹徒刘渭清(梦熊)观察,尚至路山夫()大令,清河王寿萱(锡祺)比部、山阳邱于藩(崧生)大令、吴县蒋伯(黼)学部。”④其中的“刘渭清”就是刘鹗的长兄。此时刘鹗正漫游外地,与罗振玉并不相识。

刘鹗与罗振玉最早是文学之交。1887年郑州黄河决口,朝廷屡派大员督堵,但无济于事。次年刘鹗投效河督吴大澄。吴大澄采纳刘鹗的方法,将缺口堵住。刘鹗声名大振。此后于189O年刘鹗被调至山东。本年山东河患频仍,抚幕妄人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策,放宽河身,至欲移海内赈助之款助官购民地。先生(指罗振玉)家居闻之而骇,谓今口河身已宽,再宽之则漫溢之害无穷,乃著论千余言驳之。丹徒刘渭清(梦熊)见而韪之,以寄其弟铁云(鹗)。时铁云方任鲁河下游提调,主王景攻沙去淤,与先生说十合八、九。铁云亦以所上《治河七说》寄先生。附言:“群盲方竟,不意尚有明目如公者。尊论渊雅,吾文则如老妪与小儿语,中用王景名,幕僚尚不知为何代人。”⑤刘鹗将罗振玉介绍给山东巡抚张曜。“东抚张勤果(曜)故籍上虞,闻而欲延先生入幕,先生以不能离家远游谢焉。”⑥

刘鹗与罗振玉二人初次见面是1894年。见面纯属偶然,是由看碑帖引起的。罗雪堂(振玉)说:“甲午那一年,我正从事金石碑版之学,补《碑别字考》未久。时常到淮城鲜鱼市口一家碑帖店里去。有一天散学而后,又信步走到那家店里。看见一个赤红脸的胖子,穿一件短衣服,拿着一张拓片在指手划脚的讲,旁边围着好几个人耸耳静听。怪之,向旁人打听是谁,答说:‘地藏寺巷刘二少爷’。因向前通姓名,道仰慕,相与执手大笑。过了两天,又在路山夫()先生处相遇,遂相往来。”⑦

刘鹗与罗振玉以碑帖相见,此后在碑帖考证、搜集方而多有接触。

1905年6月12日罗振玉曾把他所收藏苏轼的《丰乐亭记》北宋初拓本给刘鹗鉴赏。刘鹗看后在日记上写下了“本日看(罗)叔耘得北宋拓《丰乐亭记》,极精”⑧。罗振玉自然很得意,于七月在这一拓本上用篆书题签“罗振玉所藏墨本第一”⑨。秋天罗振玉又在此拓本后题跋:“苏文忠公书法为有宋第一。顾以党禁,致丰碑巨碣,一时毁坏殆尽,除《两楼岵》偶见宋拓本外,《姑熟岵》尚存断石,其余当时妙斫(即精妙的碑刻),殆不存一字。此记明代覆刻,几不存形□,尝以为憾。今年夏中于吴门得此北宋初拓,笔墨起转之迹,跃然纸上,无异墨迹,唐凤楼堂刻,此为第一矣。虽碑首缺十九字,无损其为瑰宝也。”⑩

刘鹗收藏古玩、碑帖亦是不遗余力的。后来他觅得一本苏轼书《醉翁亭记》。在给罗振玉鉴赏之后,他在题跋中写到:“苏文忠公《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二石相传皆毁于南宋,世行尽翻刻本也。凡有原石本皆北宋拓。罗叔耘学部得北宋拓《丰乐亭记》出以夸耀,予出此本敌之,相与掀髯大笑,亦艺林一段佳话也。”⑾

刘鹗在中国甲骨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他最早收藏了甲骨,拓印了《铁云藏龟》一书,为学者提供了研究实物,他首先肯定了甲骨文字,率先进行了考释,并取得了成就。他是向国内外学者传播甲骨学的第一人。罗振玉在甲骨学上亦有重要贡献。在收藏上,他多方罗致,竟获甲骨三万片以上。在考释上他为“甲骨四堂”之首(“甲骨四堂”为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延堂)。

刘鹗与罗振玉在甲骨研究上亦颇有往来。19O2年(罗振玉)在刘鹗家中见甲骨墨本,叹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扬(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劝刘氏编印《钦云藏龟》且代为撰与序文。”⑿

图为刘鹗《抱残守缺斋·乙已日记》之一页及罗振玉为《铁云藏龟之余》所作序言。勋莱摄

我们现在所见之1903年版抱残守缺斋石印本《铁云藏龟》并不见罗振玉写的序言。但罗振玉在1915年所编之影印本《铁云藏龟之余》一书是有罗振玉的序言的。1981年上海蟫隐庐石印本之《铁云藏龟》与《铁云藏龟之余》合六册,前有吴昌绶的序言和刘鹗的序言,后有罗振玉的序言。罗序全文如下:

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因亡友刘君铁云。刘君所藏予既为之编辑《铁云藏龟》。逾卜年,予始考订其为殷商贞卜文字。考时君则以事流放西陲死矣。又二年选予所蓄,手自拓墨以成《殷墟书契》八卷。又二年成考释一卷,则距君之死且数年矣。居恒辄叹殷墟遗宝,由君而得传于斯世,而君竟不及见予书之成也。欲揭君流传之功以告当世,乃搜箧得君曩日诒予之墨本选《藏龟》所未载者得数十纸,为《铁云藏龟之余》,以旌君之绩,以慰君于九泉。呜呼,君遂将借此书留姓名于人间矣,岂不哀哉!乙卯春正月,上虞罗振玉记于日本寓居之殷礼在斯堂。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刘鹗与罗振玉在甲骨学上的交往。

不只在甲骨方面,其它各种古玩刘鹗也是尽量让罗振玉先睹为快的。

刘鹗拓印《铁云封泥》一书是在1903年,但在1900年罗振玉便已“于刘铁云许见山左临淄新出封泥百余”⒁,罗振玉并“劝铁云传拓附于所辑《铁云藏印》之后”,⒂看来刘鹗是考虑罗振玉的意见的,不过,《铁云封泥》未辑于《铁云藏印》之后,而是辑于《铁云藏陶》之后了。

罗振玉初时较贫困,以教书为业。1895年刘鹗请罗振玉为家庭教师。罗振玉于1890年“馆山阳刘氏,岁脩二万钱。”⒃但1894年认识刘鹗后,由于志趣相近所以是冬“移馆丹徒刘氏,授渭情(是渭清吧——wrin)、铁云诸子读,岁脩增至八万”⒄,每年收入为原来的四倍,足见刘鹗对罗振玉之器重和照顾。

罗振玉的事业也受到了刘鹗的支持。1901年罗振玉在湖北任农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王国维、樊炳清任教员,闲暇时间“乃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世界》。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⒅,此事刘鹗是赞赏和支持的。从刘鹗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1901年4月27日刘鹗写道:“接罗叔蕴(振玉字)函并《教育世界》序例,甚佳。”7月8日“接罗叔蕴信,并《教育世界》第四、五册。”7月23日“又作罗亲家信,为《教育世界》事。”7日26日“午后往汇丰(银行)托吴幼舲垫汇《教育世界》五百元,蒙其允礼拜一汇去,如释重负。”⒆从此不难看出,一、可振玉在创办《教育世界》上是征求刘鹗意见的。二、刘鹗是《教育世界》的读者。三、刘鹗对《教育世界》是发表过意见的。四、刘鹗在经济上给《教育世界》以支持。

罗振玉在1905年底创办江苏师范学堂。3月24日刘鹗到了苏州,“晚闻,罗叔耘来,子刻去。”⒇过了三天到3月27日“饭后至师范学堂,井井有条,罗叔耘真人杰哉。”当天下午刘鹗又回到上海。由此可知在这四天中刘鹗与罗振玉最少有两次接触,而且从晚上一直谈到深夜。非但如此,刘鹗还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刘大绅送到江苏师范学堂就读,成为该校最早的学生之一。后来罗振玉又将自已的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大绅。由此刘鹗与罗振玉又成了儿女亲家。

罗振玉历来在学部任咨议官亦是由于刘鹗的推荐。1905年9月11日刘鹗去拜访当时任御史的四川华阳人乔茂轩,当天的日记上他写道:“午后至乔茂轩处,谈至夜归。议举罗叔耘入学务处,允为作函。”(21)到11月1O日刘鹗又记道:“午后再拜乔茂轩,知奏调折子于十九日已发。(22)

刘鹦对罗振玉的一切,罗振玉是深有所感的。罗振玉说自已“三十客春申江……亡友丹徒刘君铁云有同好,聚古器数十……”(23)说出了两人有相同的爱好。

但是到刘鹗晚年二人似又有些矛盾。刘鹗的一些活动罗振玉并不支持。罗振玉曾对刘大绅说:“而翁不听人言,今何世乎?奈何甘蹈危机。”(24)刘鹗亦对刘大绅说:“汝师为我甚至,我岂不自知。”(25)可见刘鹗的活动,非但不被罗振玉所赞许,而且是加以劝阻的。而这一劝阻又是出于对刘鹗的关心。刘鹗明知罗振玉的劝阻是为了自己,但是又不予采纳,可见二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确实又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终于导致了二人“晚年几至避面而交谊无他”(26)的地步。

对于刘鹗与罗振玉二人的评价,过去人们一般都以“汉奸”论之。但自解放后对刘鹗的评价一直有争论。1987年在淮安召开的首届刘鹗及《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对于刘鹗是“汉奸”之说已予否定。1987年12月3日《文学报》以《重新认识“老残”刘鹗并非“汉奸”》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这一报道说“晚清杰出的谴责小说作家和诗人刘鹗说过不少错话、做过不少错事,但却是一位在经济领域内失败的改革者,有远见的实业家的先驱,也是一位在文学领域内的开拓者。”(27)《作家生活报》说刘鹗是“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书法美学家、甲骨文研究家、哲学家、音乐家、数学家、医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他不是革命派,不是‘维新派’,深受儒家保守思想影响,有庸俗的私生活,这些今人不必为刘鹗讳。”(28)

罗振玉却不同,至今并无争议。“从政治立场到思想感情来说是封建的、反动的,但是他长于考古,一生对学术界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史料的搜集、传播方面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29)这一说法,恐怕是比较客观的公允的评价。

探讨刘鹗与罗振玉的关系,从中寻找出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意义的。淮安市政协文史办邵寄声先生,深知这两位淮安人士对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作用,嘱我以《刘鹗与罗振玉》为题,撰写一篇专文。予生也晚,学识浅薄,承蒙不弃,匆促成篇,以求教于邵寄声先生与诸方家!

(附言:本文写作中多参照《刘鹗小传》一书,未一一注明。)

注:
①千家驹《序(铁云藏货)》。《铁云藏货》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老残游记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⑤⑥⒁⒃⒄⒅(24)(25)(26)罗继祖辑述罗昌霦校补《罗振玉年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④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集廖编》
⑦刘蕙孙《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⑧⑩⒆⒇(21)(22)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⑾武禧《刘鹗与碑帖》。《书法报》1985年8月4日。
⑿、(29)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⒀罗振玉《铁云藏龟之余序》。上海蟫隐庐1932年版。
(23)罗振玉《梦邦草堂吉金图序》
(27)江迅《重新认识“老残”刘鹗并非“汉奸”》。《文学报》1987年12月3日。
(28)肖江《彻底推翻刘鹗是“汉奸”的不实之词》。《作家生活报》1987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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