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淮阴溯源 淮安日报·王汉义 章万宽

古淮阴县是否就是今淮阴县?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应考证秦时淮阴县究竟置于何地,才能源出有本,论之有据。如果只凭舍本逐末的一些穿凿之说,就轻易作出“定论”,不容他人置喙,那是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这里,我们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试对古淮阴县作一些考证,以期开展有益的探讨。

(一)秦时淮阴置于淮安

淮安,“秦置淮阴,晋改山阳”,这是为诸多史志所确认的。我国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标明:“淮安,春秋属吴,战国属楚,秦时置淮阴县。”王力教授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有如下注释:“淮阴,秦县名,在今江苏淮安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载:“淮阴即淮安异名也。”另据明刻版《淮郡文献志》记载:“山阳县汉置淮阴县,莽改嘉信县,晋山阳县,后魏淮阴郡,东魏淮阴州……”(见“郡县沿革二”)在《淮郡考》一节中,更有这样一段记载:“淮安府兼治淮之南北,不谓之淮阳也。汉以陈州为淮阳国(笔者按:据《汉书·地理志》注,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属兖州),隋以陈州为淮阳郡,宋以陈州为淮阳军,以其在(淮)水之北也。而吾淮则谓之淮阴,以其在(淮)水之南也。淮阴,即今山阳之境。”此外,各种版本的《淮安府志》,均有同样记载。

上述史志表明,淮安不仅早在秦汉时期就是古淮阴县的治所,而且在历史建置上又多次有过淮阴郡县的称谓。所以,秦时淮阴即今日淮安,实乃源有所出,决非今人可以妄断的。

那么,秦汉时期的淮阴县有没有置于今淮阴县码头镇一带的可能呢?让我们来考证一下清河县和码头镇的建置历史,也就可解此疑团了。“清河县,本泗州清河口地,宋置清河军、清河县”(见《淮郡文献志》)。“码头镇,地处淮、泗之会,为北魏郡置也,故当涂之故城也,宋清河县之城址也”。上溯其源,大清河北岸为淮曲之阳,汉时有“曲阳”之称;码头镇,秦时属薛郡“下相”之地,西晋改称“泗口”,东晋始称“马头”,初置“淮阴县城”,以后又有几百年时间,地处“涟水县界”,北宋始置“清河县城”(见万历元年、天启六年《淮安府志》)。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码头镇及大清口一带,只有“下相”、“曲阳”之称,从无“淮阴”之谓。因此,断言秦时淮阴故城“只能在今码头镇或其附近”,显然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若谓这些史料不足为证,我们还可翻阅一下最早的《汉书》:“临淮郡,县二十九(无考者从略):徐(莽曰徐调)、取虑(属今邳县)、盱眙(莽曰武匡)、僮(莽曰成信,属今沭阳)、射阳(莽曰监淮亭,属今淮、宝地)、睢陵(莽日睢陆,属今睢宁)、盐渎(属今盐城)、淮阴(莽曰嘉信,属今淮安)、下相、淮浦(属今洪泽)……”(见卷六“地理志”八上)再看一下《后汉书》:“下邳国,十七城:下邳、徐、僮、睢陵、下相、淮阴、淮浦、盱眙、高山、播旌、淮陵、取虑、东成、曲阳、司吾、夏丘。”(见卷十二“郡国三”)我们从这些郡国地理志中也可看出:秦汉“淮阴”,后置“射阳”,莽曰“嘉信”,晋改“山阳”,这就是今淮安之本。而从秦汉伊始就属下相、曲阳的码头、清河一带压根儿就与“淮阴”并置,岂可互为取代?《古淮阴市地望辨》一文(载8月23日《淮海报》),采用不溯本源、舍远取近的说法,贸然论定古淮阴县即今淮阴县,实为言出无据,使人难以置信。

(二)码头并非秦时淮阴故城

秦汉以来,淮安不仅有“淮阴”、“山阳”之称,而且有“射阳”、“楚州”之谓。古以山之南曰阳,水之南曰阴;山之北曰阴,水之北曰阳。淮安以其地处淮水以南、射水以北而得“淮阴”、“射阳”之称;又以地处钵池山东南之“山阳池”而得“山阳”之名;还以淮水中分而享有“淮南”之别称。此皆源于同一地理之故。

淮安,秦时置“淮阴县”治所,西汉高帝二年(前205)改为“临淮郡”治所,武帝元狩六年(前117)设置“射阳郡”,东汉永平十五年(72)复称“淮阴郡”。东晋义熙七年(411)始置“山阳郡”,这才改“淮阴”为“山阳”,并在郡治增设“山阳县”。所以《重修山阳县志》遂有“考建置,先淮阴,次射阳,又次山阳”之说。在东晋时期,由于建置的变迁和地名的移更,虽然一度出现过山阳与淮阴并置的现象,但是这个“淮阴”已非秦汉时期的淮阴了。到隋代,山阳复称“淮阴”,同时又置“楚州”,一直沿至唐宋,宋以后才改为“淮安”,真可谓“分并离合,物换星移”。所以,唐宋以来,几被史志典籍称为“淮阴”、“射阳”,或者合称“楚州淮阴”者,皆系袭用旧称而实指“山阳”一地。如《宋史·张耒传》就称张耒为“楚州淮阴”人。而张耒也在其《思淮亭记》中自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他还在诗文中自称“某为儿童,从先人于山阳学官”。不言而喻,这个“楚州淮阴”,乃是“山阳”,并非“码头”。再如《唐宋传奇选》对“楚州淮阴”援引《岳渎经》注解:“楚州,也称淮阴郡,约辖今江苏淮河以南,盱眙以东,宝应、盐城以北地区,州治在今淮安县。”

因此,认为唐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所说的“楚州淮阴”就在“今淮阴县码头镇一带”,实为一种误解。其实,张氏作正义时特地在“淮阴”前面冠以“楚州”二字,其意所指是不难理解的。否则,他何不正义为“码头淮阴”呢?

那末,北魏大将高闾所说的淮阴城是否就是秦时淮阴故城呢?我们不妨再来考证一下这座码头淮阴城的历史,便可识其“庐山真面目”了。据《清河县志》所载:“淮阴故城在旧清河县治东南五里。

按晋永和五年(应为永和八年——笔者),北中郎将荀羡北讨鲜卑,以淮阴旧镇(码头)地形都要,乃营立城池……”这就明自地告诉我们:码头的淮阴故城是东晋建造的。无怪乎《清河县志》说:“似城创于此时。”

我们还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史记·正义》曰:“淮阴故城,北临淮水,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张氏考证出这个“淮阴故城”即唐代的“楚州淮阴县”,而不是晋代的“码头淮阴城”。退而言之,即使张氏不作这样正义,所谓“淮阴故城无疑是今码头镇或其附近”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据郭沫若所考,《史记》作者司马迁生于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距韩信死年(前196)不过几十年时间。如果说司马迁笔下的“淮阴城”真是“码头淮阴城”的话,试问此时的码头城从何来?岂不要变成“海市蜃楼”?!这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吧!

(三)唐时码头不称淮阴

东晋时期,码头虽曾一度改置“淮阴”,但不久就废置了。“清河”从北宋始置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都属“淮安府”统管,直到民国三年(1914),才复称“淮阴县”而沿至于今。自隋唐至北宋,码头既未立“清河”,也不称“淮阴”,而是先后隶属于涟水和宿迁境下,一直与山阳连界。这一疆域沿革,也是被诸多史志所记载的。据萧令裕《清河县疆域沿革表自序》云:“清河始见于宋史,宋以前为何地史无明文。”又云:“自唐至宋,此地未立清河,亦无桃源(即今泗阳),只为宿迁县境下,与山阳县连界。”(见《淮安艺文志》)唐代史学家杜佑也在其《通典·州郡》中证实:“马头郡,涟水县详此,是时为涟水界,隶泗州。”据《旧唐书》载:“泗州,中,隋下邳郡。(唐)武德四年(621)置泗州,领宿预(宿迁)、徐城、淮阳(此淮阳县地处宿预淮水之阳,非河南陈州淮阳郡——笔者)三县。贞观元年(627)省淮阳县入宿预,以废邳州之下邳、废涟州之涟水来属。”我们再考证一下“涟水”和“宿迁”的条目,对唐时“马头”的隶属关系就更加清楚了。“涟水,隋县。武德四年置涟州,乃分置金城县。贞观元年废涟州,省金城县,以县属泗州”;“宿迁,晋宿预县,元魏于县置徐州。州移彭城县,隶泗州。(唐)天宝元年(742)以犯代宗(李豫)讳,改‘预’为‘迁’,仍隶徐州”(以上均见卷五《志第十八·地理一》)。这就可以看出:唐时码头,无论隶属涟水,还是从属宿迁,都无“淮阴”之称。

那么,唐代的“淮阴郡”,或者分置的。淮阴县”,究竟是何处呢?《旧唐书》也有记载:“楚州,中,隋江都之山阳县。武德四年(为)臧君相(占据)归附,立为东楚州(时盱眙为西楚州),领山阳、安宜(宝应)、盐城三县。八年(625)废西楚州,以盱眙来属,乃去‘东’字。天宝元年改为淮阴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楚州,领山阳、盐城、盱眙、宝应、淮阴五县。”(见卷五《志第二十·地理三》)这就证实:唐时所称谓的“淮阴郡”或者“楚州淮阴”,都是指的“山阳”,而不是“马头”。那么,与“山阳县”同时并置的“淮阴县”是否就是“马头地”呢?新旧《唐书》对此亦有明确记载:“淮阴,武德七年(624)省,乾封二年(667)分山阳县置于隋旧废县。”所谓“隋旧废县”,乃为隋时被废置的“淮阴县”,当然不是“泗州马头”。请看《隋书》:“江都郡,统县十六(除山阳外均略):山阳县(旧制山阳郡)。(隋)开皇初(581)废山阳郡改为淮阴郡。十二年(592)并置楚州,改淮阴郡为淮阴县。大业初(605)(楚)州废,(淮阴)县(复)并入(山阳)焉。”(见卷三《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这就是说,这个与山阳县并置的“淮阴县”,是在唐初立东楚州时,还是由山阳分割而置的,它与隶属泗州的“马头”毫无瓜葛。具体说来,山阳东南与盐城、南与宝应、西南与盱眙接界之境统称“淮阴”,县治所均置于山阳县城。所以,唐时的淮阴,就是今天的淮安,与今淮阴县码头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四)北宋以来的清河码头

从北宋设置清河县起,历经元、明、清三代,码头镇一直归属清河治下,也从不称“淮阴”。《淮安府志》和《清河县志》均有同样记载:“清河县城池,旧在大清口(地处码头镇北十余里的大清河北岸),南宋成淳九年(1273)为淮安置制使李庭芝所筑。元泰定中,河决城圯,县令耶律不花请迁河南岸甘罗城,地辟水恶,居民鲜少。天历元年(1328)达鲁花赤啥麻再迁小清口之西北(即今淮阴县之旧县村)而无城。”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谈史方舆纪要》中,也以其所见述称:“时清河县无城。”至于甘罗城之说,明一统志无载,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则称“传为甘罗葬处,事无可考”,只不过是“故老相传”而已。我们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码头镇故城,最早建于东晋永和年间;大清口故城,始建于南宋末年,小清口则从无城池;而最晚的清江浦县城(在今运河南岸),又建于晚清同治四年(1865)。因此,把历史上的古淮阴说成就是今淮阴县,显然是有悖史实的。

那么,宋代以来的清河县(包括码头镇)与素有“淮阴”之称的山阳县(即淮安)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史·陈瑄传》和《明史纪事本末》对此均有详实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三月,罢海运粮。陈瑄董漕运,时江南漕舟坻淮安(因当时运河与淮河的水位落差较大,难以逆流而上),须率陆运过坝,逾淮(河)达清河,劳费甚钜(巨)。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即今河下湖嘴以南之西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曰移风(即板闸)、清江(即大阐口)、福兴、新庄(即天妃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从此,码头镇这才成为“南舟北马”转运之地,商旅聚集,市场繁荣。而淮安从秦汉以来一直是府、郡、县所在地,元设淮安路总管府,明清设淮安府,统领海、邳二州及山阳、盐城、清河、安东、桃源、沭阳、赣榆、宿迁、睢宁九县,到清雍正年间,淮安府才改统山阳、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阜宁六县。历经元、明、清六百多年时间,淮安与清河这种统属关系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两城在城市形态、布局及城市内部的房屋质量都相殊异”(引自阮代三《三城并联的淮安府》)。上溯历史建置,我们可以看出:从宋代以来的码头镇,也只有“清河”之称,并无“淮阴”之谓。如果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言,清河和淮安更是不可比拟的。

(五)古称淮阴即今淮安

淮安,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汉始称淮阴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废置淮阴还是复称淮阴,“淮阴”这个历史旧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淮安的代名词了。这一被历代文物典籍所证实了的建置上的变异,并不是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咏淮纪略》早对淮安城内的“淮阴市碑”题句释云:“淮阴县已非,谁识淮阴市?万历一碑题,建置传伊始。”嘉靖淮安知府陈文烛,曾于万历元年(1573)在为《龙兴寺碑》所撰碑文中写道:“晋永嘉二年(308),庾希镇淮阴,于清风门内里人夏氏宽所施墩地四百余亩,筑坛建刹(在今淮安新西门内文通塔东侧)。”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南巡,在御题《过淮安城》诗中,也写有“汉淮阴是晋山阳”的诗句。我们从这些文献碑刻中足可看出:古称淮阴,即今淮安。

此外,历代出生于淮安的文人疆士,习惯沿用旧称“淮阴”来表示自己故里籍贯的,更不乏其人。如晚唐诗人赵嘏,生于淮安城北纸坊巷。他自称是淮阴人,而且在《忆山阳》一诗中更称“家在枚皋旧宅边”(枚皋旧宅在今河下古枚里)。明代《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于淮安河下打铜巷。他在为浙江长兴县城撰写的《梦鼎堂记》、《圣井铭并叙》和《长兴县令题名记》等碑文中,都落款自署“淮阴吴承恩”(碑文尚在)。即使到了清代,这种袭用旧称的情况仍屡见不鲜。如出生于淮安城内羔皮巷的山阳才女、《笔生花》作者邱心如,还有著名的温病学家吴鞠通,都生于淮安而自称淮阴人。历史上的淮安文人,所以喜爱袭用“淮阴”旧称,一是取其名称古老,二是求其文字典雅。这些都是由淮安特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把历史上所称谓的“淮阴”说成就是今天的淮阴县,完全是一种误解。

今天,也还有人习惯于把当今周恩来、邵震中和孙凤武等人说成是“淮阴人”。不过,这样称谓只是“取其市称,略其县名”罢了。假如千百年后人们再对他们的出生籍贯引起争议的话,总不会否定他们生于淮安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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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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