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周作民的两次会见 / 郭寿龄

周恩来与周作民的两次会见 / 郭寿龄

著名爱国人士周作民(1884-1955),原名维新,淮安淮城镇人,中国“北四行”(金城、大陆、中南、盐业)金融财团巨擘、金城银行董事长。1951年6月,他在周恩来总理的感召下,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安排,由香港直飞北京。一下飞机,即由乔冠华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陪同,驰车中南海,接受周总理接见。

周总理紧紧握住周作民的手说:“记得上次见面在重庆,一转眼六年了,现在与那时情况大不同了。我曾说过,同乡、同姓颇难得。论年龄和成就你都是我的老前辈,只是你、我都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真想念古淮城啊!”周作民忙说:“总理才智胜作民百倍,‘老前辈’更是愧不敢当,国家承平了,淮安也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次会见,总理盛赞金城银行对发展民族工业的历史贡献,欢迎周作民在老辈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到祖国大陆,并恳切地说:“新中国百废待兴,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是很长的,像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回到下榻的金城银行北京分行招待所,周作民心潮澎湃。他没想到,一到北京,立即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礼遇,回想自己大半生为金城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的风风雨雨中搏击,有多少辛酸和苦涩。周总理一句“现在与那时不同了”,使他回大陆前的疑虑彷徨一扫而尽,不由回想起1946年在重庆与周恩来的那次会见。

金城银行是周作民于1917年利用军阀资本创办起来的私营金融企业。1927年北洋军阀垮台,周作民不得不拉上国民党里的张群、吴鼎昌做靠山。抗战期间,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为了保存“金城”在这些大城市的产业,他又违心地当上了汪伪政权的“经济委员会”委员。抗战后期,他利用设在自己家中的“商业电台”为重庆方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抗战胜利,有人抓他“辫子”敲诈他,使他在上海有家不能归。他利用与张群的“私谊”,请张群岀面斡旋安排一次“总裁召见”。周作民专程去重庆谒见蒋介石,平息了风波。在政治夹缝中辛苦经营数十年的周作民看到了国民党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也看到了共产党为民众谋解放的艰苦卓绝。在渝期间,周作民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在周恩来南开同学康乃如的家中“二周”会面了,会见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均未带随员,只是说“叙叙乡谊”。周作民有个胞弟周作屏住在家乡淮城,其生活费用一直由他供给。当时淮安“第一次解放”,因币制不同又汇兑不通,便想请周恩来转些钱去,说着掏出现钞来。周恩来一口应承,打趣道:“共产党再穷还养得起令弟一家,我通知当地人民政府照办就是了!”这件事令周作民十分感动,铭记在心。

投桃报李。1949年初,周作民滞留香港,与共产党人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潘汉年等均有联系和接触。当时在港的一批著名民主人士要到华北解放区去,周作民表示愿意资助,促其成行。他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密商,作了周密布置。金城银行花了50万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悬挂外国商船旗号,将这批民主人士安全送到天津。周作民说:“四、五十万元港币,一点小意思,权作奉献给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见面礼吧!”

周作民晚年与他的助手、好友徐国懋谈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说是他平生“最难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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