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农教授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建树 / 刘维松整理

刘树农教授在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的建树 / 刘维松整理

著名中医期树农教授幼承家学,复拜名师,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近七十年,笃信哲学对医学的重要作用,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复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观点重新认识中医理论,从而豁然贯通,臻于化境。在中医理论核心、发病学说、病机思想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一些疑难重症、顽疾的治疗颇有见地和办法,数十年来活人无算,建树不凡。

先生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主要的是由于他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将思维的珠子置于“0”与“1”之间。这是先生虽届耄耋之年仍保持思维明智灵活清醒的重要原因。

先生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既推崇备至,又不陷于绝对迷信,反对不加选择全盘接受。他常说,人的实践有局限性,总是受历史条件制约,每一时代对自然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当我们对某一学术理论坚信不疑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历史是发展的(使思维珠子不拨到“1”),要继续补充新的内容,使原有的理论更充实、完善。当我们对某一理论不信任时,也不能一概排斥(使思维珠子不拨到“0”),要考虑它可能存在的某些可取之处。正确的思维珠子只能拨到“0”与“1”之间,千万不能固定于“0”与“1”的点上,否则思维就会片面、绝对和僵化,堕入歧途。

先生一生最推崇《内经》,认为《内经》最可贵之处是贯串了辩证法的“两点论”,特别是其中的阴阳学说和邪正斗争观点,包含着无穷的哲理。他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阴阳在中医学中既是说理的工具,在很多情况下又代表着一定的物质……《内经》还科学地反映了中巨的发病学思想——邪正斗争的观点,并指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宋代许叔微在它的下边加了“留而不去,其病则实”。他非常赞赏地说,加了这八个字,《内经》的发病学思想更加明确了,而且符合现代巴甫洛夫的观点,即机体的防御装置因致病因子的刺激,起而与致病因子相搏斗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总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扩展和深入,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在学术研讨中,先生最反对人云亦云,提倡争辩。对某些历来被奉为“准则”的论点,敢于提出不同见解,促使人们理解的深化并产生新的观点。他曾写过数十篇文章对历代名家的某些论点进行质疑,也要求学生在打下扎实理论根基的同时,要有向名家、权威挑战的勇气,不要陷入狭隘经验论,使思维僵化。

对某些被人视为荒谬的学说或者被一些人否认的理论,先生主张要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他强调,一般说来,在学术上,凡是许多人在很长时间信仰过的一种。学说,总有其合理的方面和因素,不可轻易全盘否定。五行学说,历来有人主张废除,先生以为不可,作了三点阐述:(一)五行莫不具有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学说的具体化。(二)五行自动调节,“亢则害,承乃制”,这种自动调节孕育着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萌芽。(三)五行学说既代表各自脏腑,又代表风、火、湿、燥、寒诸邪气,是具体的物质体现。从而廓清了人们对五行学说的模糊认识,加深了对阴阳学说的理解。

勤思索,善设疑;勤学习,善综合;不拘泥,倡争辩的治学思想,将思维的珠子置于“0”与“1”之间的思维方法,使先生的思维珠子常转常亮,不断有新的寻求和探索。他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深入中医宝藏索隐探幽,撷精摘粹,寄希望予他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肩上超出前人。

中医学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如何保持中医在国际上的中心地位和威望,是先生常萦怀抱的问题。他认为科学突飞猛进,作为中医学科绝不能抱残守缺,墨守成规。近年来,中医事业有所发展,中医学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但问题、困难也很多。在问题和困难面前不应该回避,无所作为,而应该奋起,应付挑战。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认识由于历史条件局限所带来的知识面、思维方式的缺陷,急起直追,广泛涉猎,突破千百年固有的框框和陈旧的思维方式,在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把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及现代技术紧密集合起来推动中医学的发展。

他对近年来一些论著论及中医五行学说内孕育着;“内稳定器模型”、“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萌芽等,都抱着欣喜的态度,认真钻研,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古老的祖国医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他深有体会地说,《内经》的权威性之所以历久不衰,到现在还有实用价值,就在于她囊括了当时除医学外的许多专门知识,如天文、地理、数学等。现在中医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就一定要与目前的科技发展紧密相连。

他对新事物饶有兴趣,八十六岁高龄时,还冒着酷暑参加人工智能计算机用于中医治病的鉴定会。随后,他又与电子计算机室合作,开设诊治早期肝硬化的专科门诊,总结了不少宝贵经验,编成程序,用实际行动支持这项科研工作。正是由于他勇于突破成规,不断接受新事物,按科学的思维方法去思索,把现代医学、数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与中医传统理论的信息交汇,组成了一个信息反应场的思维座标,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

结合现代医学,他对肾的生理功能有了进一步认识,认为《神农本草经疏证》在肾气丸组成药物——山药条下提出的“肾气者固当留其精而泻其粗也”一语,是作者邹澍对肾脏功能作出的精辟见解,大大地补充和纠正了过去对肾脏功能不全面和错误的观点。综观临床实践,慢性肾炎病人早期尿常规检查常见有蛋白、管型、红细胞等,到晚期血液检查见非蛋白氮升高,这一系列变化,可以理解为慢性肾炎的病变开始为留精不足,继而是去粗功能有亏,邪毒潴(shū积聚)留,全系肾功能失常所致。这也可以说是慢性肾炎这种病的规律。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对慢性肾炎病理变化的认识与中医传统的理论有了共同的座标,信息在这里交汇了。这样,他进一步对治疗慢性肾炎用药规律有所掌握。一般是先补肾,帮助肾脏的留精功能,而在尿毒症期,则注重活血化瘀,消肿去毒,攻邪为主,借以恢复肾脏的去粗功能。这种疗法在临床中取得了好的效果。不管在科学更加发达的将来,慢性肾炎的中医机理将作出什么更确切的解释,但不可否认,先生利用现代医学的信息结合古老的中医传统用药,已经走出了可喜的一步,不仅是知其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是知其所以然了。

先生从现代医学阐述支气管痉挛、炎症的病理机理中,联想到支气管壁上有许多毛细血管。气管痉挛时,血管也必然同时痉挛。而临床上确见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病人有口唇青紫、面色紫暗等血瘀征象。早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当归”条下,就有当归“治咳逆上气”。在现代医学的启示下,支气管痉挛引起咳逆与《神农本草经》这一条古训正好在中医传统理论的座标上相吻合。先生大胆在临床上用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哮喘、咳嗽,每有出奇制胜之妙。

先生就是这样在前人的经验加后人的研究方法中寻找正确的治学途径,寻找更切乎实际的理论,重视医疗实践,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成为具有独到见解的中医理论家、富有实践经验的临床家。

中医学的方法论,蕴含着不少朴素的系统思想。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内经》、就提出“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结合来医疗疾病,还把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精神活动三者结合起来考察疾病的根源,并用五行学说来阐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医学的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辨证论治等,都充分体现了系统性的观念,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先生对中医学具有的这一优势十分重视,潜心钻研系统论的成果,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

内外因合一论——对病因学说的新探讨 人们常说,中医的特点之一是整体观念,但真正理解整体观念并不容易。先生认为整体不只是作为一个人,其体内各部分的相加或联系,关键在于认识人是一个开放的整体系统,即与环境、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长期以来,在中医病因理论中,《内经》的整体观被忽视,沿用了宋代陈无择“三因论”的病因学说,把致人于病的原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类。先生对此始终持反对态度。他多次指出,这是没有把人作为开放的整体来理解。所谓“不内外因”,从文字到内容就令人费解,而作为内因的七情,也决不是真正的内因而只是外因的一部份。没有外来的刺激,如何能凭空产生七情。这就是外因的重要性。而同样的精神刺激,有的人得病,有的人不得病,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他据此提出“内外因合一”论,既强调内因的作用,又重视外因,在内外因统一的认识基础上,把机体的正气(内因)放在首要地位,邪气(外因)能否致人于病,决定于正气的适应能力。确立了内外因合一沦9可以使人立足于预防为主,重视养生,加强身心修养,正确对待外来刺激。《内经》早就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用系统整体观去理解,就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了。

邪正斗争贯串论——对病机学说的新探讨 一切系统的整体性都表现为整体、要素、环境的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正因为把人看作一个开放的整体,所以先生认为人们生存于气交之中,即不啻处于邪气包围之中。自然界无时无刻不有危害人们健康的邪气,伺机向人们袭击;人们为争取健康和生存,也无时无刻不自觉地与邪气搏斗,驱邪气于体外。邪与正的斗争始终贯串于整个生命活动的全过程,贯串于疾病的全过程。中医教科书历来把病机分为多种,如阴阳失调、邪正斗争、升降失常等。他不同意这种分法,认为这不是系统论的方法论。他指出,邪正斗争是病理变化的主要矛盾,邪正斗争的同时,可存在阴阳失调,升降失常。急性病自不用说,一切慢性病,正气虚的同时,邪就留而不去,表现为虚实夹杂的证候。他断言没有纯虚证,也没有纯实证,所要分析的只是虚与实孰多孰少而已。“无病不邪,无邪不病”这一观点,是他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血气流通最为贵——对治疗原则的新探讨 辨证论洽是祖国医学治疗的特点。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先生感到单靠中医的辨证还显得十分不够,主张在传统医学的辨证与现代医学辨病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论治。根据《内经》治病以祛邪为主的根本原则,结合不同的治疗对象,以不同的方法,祛邪以安正或扶正以祛邪,解决不同质的矛盾。张子和(金代医学名家,名从正,号戴人,河南人,著有《儒门事亲》)说:“《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他认为以张氏此语揭出了《内经》的精髓,从而在治疗上确立了“血气流通为贵”的“优化”原则。所谓优化,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使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协调配合,实现系统的综合优化,达到最理想的结果,这就是最优化的问题。系统的优化方法很多,手段亦多种多样。先生从正虚与邪实同时存在的观点出发,重视“通法”的运用,尤其重视活血化瘀。反复强调,血气是否流通是健康与否的关键,血病是引起多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主要根源。在临床上不仅对心血管疾病善用活血化辩法,在多种慢性病的治疗中也常用一定的活血和“通”的药物。如对早期肝硬化病人提出活血化瘀,养阴解毒的原则,对腹泻病人根据病机分析的“脏阴寒而腑阳热”,大胆将扶正的温阳散寒药与攻邪的泻腑清热药汇子一方,每每奏效。对血虚病人,也不囿于养血而常用活血化瘀,俟旧血去而生新血,开拓了后学者的思路。

1978年,先生应中山医院院长、心血管研究所所长裘麟先生聘请,和中山医院、研究所西医同道一起开展中医中药对陈1E1性心肌梗塞的临床研究,颇有心得,指导完成“100例陈旧性心肌梗塞中医分型与实验室检查之间联系的初步探讨”。

1980年以来,先生先后指导三名研究生进行活血化瘀法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和“糖尿病”等有关课题的研究。指导研究生对治疗“功能性子官出血”近百例和对“糖尿病”一百余例的临床疗效作较长时间的观察,借助现代科学,取得科学数据①,验证了中医活血化瘀理论的正确性,为扩展中医活血化瘀法在临床上的应用,提高中医中药对某些顽固性慢性病的治愈率,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应用《金匮》方“当归芍药散”治疗妇女漏经的研究,是先生多年的宿愿,早在30年代,先生就发现对妇女月经淋漓不净的治疗,尽管书上记载的很多,但真正的验方很少,便留心观察,终于发现《金匮》“当归芍药散”不仅可用于妊娠腹痛,而且对器质性病变的漏经确有显著疗效,50年代著文提出对该方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②。由于多种因素和条件的限制,先生的心愿直到80年代才得以初步实现。1983年刘树农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刘平完成了“当归芍药散治疗功信啦子宫出血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一文,不仅基本上重复了先生早年得出的结论,而且观察到该方对“功血”(包括漏经)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液流变性和甲皱微循环有着明显的调节作用,从而也证实了“血气瘀滞、血气不足”是功血的主要病理基础。这一论文在第一届全国活血化瘀学术交流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理论模式与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先生执著科学的思维方法这把金钥匙,在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中输入现代医学观点,进行信息综合,复以现代系统论观点探讨中医理论,从而使他的认识不断深化,新观点不断产生。主要著作有《刘树农医论选》等,论述了对中医基本理论和三大规律的认识,对历代医学家的评价,一些学术观点的探讨和临床的体会等等。《浅谈祖国医学的三大规律》一文,集中反映了先生毕生学习中医学的体会,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祖国医学的基本规律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上宣读,曾引起中医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自传体文章《弥甘蔗境忆从前》中,他殷切地提出两个愿望:一愿在有生之年加强辩证法的学习,二愿各学科加强协作为中医现代化而努力。这是他一生历尽甘苦的总结,也是给后学者十分珍贵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刘平、郭天玲:中医杂志(6)25,1983;邵启惠、刘成等:上海中医药杂志(5)15,1983;邵启惠、刘成等;辽宁中医杂志(5)25,1984。
②刘树农:上海中医药杂志(7)28,1955。

编者附注:
本文系根据刘树农教授的高足朱抗美、郭天玲等同志提供的若干资料,由刘树农教授的哲嗣刘维松同志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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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从自已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方针指导下,牢固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努力征集和选择编印有助于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资料,对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具有借鉴作用的资料,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的作用,在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无负于时代的贡献。

——摘自1989年8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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