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济良与《医药研究月刊》 / 王健夫

汪济良与《医药研究月刊》 / 王健夫

淮安城内老西门大街39号,住着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中医,他的名字叫做汪济良。

我认识汪济良先生,是在1940年淮安县城沦陷期间。那时他到淮安东乡车桥、陈河、泾口、宥城一带行医,我在淮安县政府担任第二科科长,经淮安县县立医院院长郑三熙的介绍,和他认识。我幼年时,曾学习过中医学,后又在天津问教于尉稼谦中医师(他是天津国医专修学院院长),对中医学颇感兴趣,故常趋汪先生的医寓,促膝长谈,因此成为莫逆之交。

1943年2月,淮安东乡遭到日寇扫荡后,汪先生迁居上海,住闸北川公路,适与我姐姐家是邻居,于是又得以早夕相晤。1945年8月,日寇投降,原淮安县长黄相忱又奉派为江宁县县长,汪先生和我与黄是旧识,遂同赴江宁,冀在县政府内谋一立足之地。

汪先生系淮安的名中医,抗战期间黄相忱在淮安东乡金吾庄,担任流亡县长三年(1940年3月-1943年2月),结识淮安籍人士颇多,一时江宁县府所在地东山镇,聚居了很多苏北来的同乡,汪先生便在东山镇裕康国药店悬壶应诊。

我被黄相忱委为县政府的助理秘书,公务之余,常到汪先生的诊所,研究中医理论并讨论如何发展中国医药事业的方法。其时,适有汪先生的同乡张德培(在南京二板桥设立诊所行医)和在江宁县桥头镇行医的龙步云、在湖熟镇行医的冯某某等,亦颇热心发展中医中药事业,另外裕康国药店主人端木正禄先生,也是一个有意振兴中药事业的人,于是便在1946年3月,我们五个人发起准备办一个刊物并积极筹备成立《医药研究月》社刊,由端木正禄先生做我们的经济支持人。

筹备组推汪济良先生为社长兼月刊主编,张德培和冯某某为编辑。发函向全国各地中医师公会征求稿件并要求介绍订户订阅。为了壮大月刊社的阵容,聘请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为名誉董事长,名医施今墨为董事长,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会长郑曼清和秘书长覃勤为副董事长。上海名医陈存仁、丁济万、南京名医张简斋、四川名医任应秋、广东名医赖少魂等二十余人为董事。

信函发出后,各地中医师公会纷纷寄来稿件并介绍会员订阅。《医药研究月刊》创刊号于1946年7月1日问世了。

这个月刊,由于各地中医师公会的热心协助,稿件来源丰富,编辑并不感到困难,每月能够按期出版。销售方面,除了承印刊物的独立出版社,每期分派各地分社代为销售外,各地中医师公会介绍订阅的长期读者已有二千余人,每期印刷三千份,销售不成问题。

《医药研究月刊》出版年余,在国内已稍有声誉,销数也逐步增加到四千余份,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从1947年3月份起,开办了《中华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向全国各地招收学员,在极短期间,报名参加者有两百余人。由汪济良、张德培、王健夫等分头编写函授讲义,由东山镇誊印社负责油印后交付邮局寄发各地。

《医药研究月刊》社的业务正在欣欣向荣的时侯,国民党当局突然于1947年7月宣布币制改革,废除法币改用金元券,这一来,《医药研究月刊》社收入的刊物预定金和学员缴的学费,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经济陷入了困境,勉强维持到1948年3月,不得已停办。

在这期间,汪济良先生为了方便各地中医进修和学习有关中医业务的知识,曾编印《中医师手册》一种。原订于1948年1月出版,后来因为承印的独立出版社,为了赶印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各种文件,耽误了出版日期,汪济良先生并不因为独立出版社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附属机构,而听任延误出版日期,毅然出资在国民党中宣部主持的《中央日报》第一版上,刊登广告,要求独立出版社负担赔偿延误出版的损失。这事曾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争论。后来,经陈立夫派《大刚报》社社长向汪济良先生疏通,独立出版社于1948年3月,将《中医师手册》三千册印齐交付,始了却这一件纠纷。

回忆这些五十年前旧事,深感汪济良先生为了宣传中医、中药事业和培养中医人才,而付出的心血,是不可湮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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