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七”事件前后的回忆 / 孙殿振口述 孙学龙整理

关于“三七”事件前后的回忆 / 孙殿振口述 孙学龙整理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夏,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不断进攻两淮。由于时局较紧,民主政府将原来的石塘、蚂蚁甸、平桥、施河四个小区并为一个大区——石塘区。王立先同志为区委书记,彭寿如、王法茂同志为正、副区长。区政府提出,坚决反对倒田倒租、收复土地,反对还乡团还乡,地方成立联防队、游击队,抗佃抗租,边打游击边斗地富坏分子。为此,我们成立了涧南大队,也就是石塘区的人民武装,由区委直接领导,我被任命为副大队长。

涧南大队成立了几个月,天天打游击,不断瓦解敌人。一边打仗,一边瓦解,工作一直是比较顺利的。

1947年3月5日晚上,我们部队住在陈灌庄后面河南的小陈庄。翌日(6日)上午9时左右,县委副书记许邦仪同志来到我们的驻地,召集王立先、彭寿如、王法茂、徐步褛、李建平等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许邦仪同志说:“国民党在前方打了不少败仗,大约有几个师要到石塘休整以后,再上前线。这些败兵下来,地方上的一些地主、还乡团要乘机倒田倒租,起粮起税,贫苦人民又要吃苦受罪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原地斗争,区不离区,乡不离乡,你们一个村长也不要离开村子。千万不要跟我们县委学习,我们县委犯了错误,有的人已经跑到别的县里去了……我们要依靠贫雇农,多挖些地洞子,白天我们不出来,夜里出来与群众见见面,让群众去宣传我们没有走,那么国民党、还乡团就不敢来胡作非为。”他还说:“毛主席说要打运动战,打麻雀战。我们的军队我们指挥,敌人的军队也要属我们指挥,要把敌人当条牛,牵着它鼻子走。你们涧南大队来个‘精兵简政’,能打能跑和不怕死的全部留下,老弱病残和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全部跟我走,马上就走,我连饭也不在这里吃,好枪好子弹全部集中起来留下给你们,每杆枪只留3发子弹。”“赶快跟我走,我不在这里吃饭!”这句话,他反复说了两三次。许邦仪同志又向着我说:“孙大队副,你赶快集合队伍,来个紧急动员。”于是我赶紧离开会场,将许邦仪词志的话传达给大队全体同志。我说:“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举手,全部跟许邦仪同志到后方去。”然后又把好枪和子弹全部集中。会议开了二十分钟左右。

我们涧南大队原有一百多人,结果只留下三十几人,其余七八十人全跟许邦仪同志走了。王立先、王法茂、彭寿如、徐步楼和我都留下了。留下的一个排人员,全都是能打能跑不怕死的。许邦仪他们走后一个小时我们才吃饭。饭后休息了一下,下午两点钟,我们离开小陈庄。

队伍活动到杜拐舍就休息下来,我和徐步楼在东面一家住下,王立先等三个区委委员则到西头研究事情去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当时不知道。不到一个钟点,王立先同志一个人来到我和徐步楼住的地方,他拿了封家信对我们俩说:“老婆来信,说她在家生病要我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她死了没关系,而石塘区三十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全部在我身上,我怎能回去呢!”徐步楼说:“教导员,你到石塘区近两年了,只回去过两次,我看这次你还是回去一下。”王立先仍然坚持不回去。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三官殿和刘青塘的群众往东面跑反了,有群众对我们说:“敌人来了,你们还不赶快去打!”王立先问:“有多少人?是什么军队?”并要我们去侦察—下。我和徐步楼随即到了三官殿,徐步楼说:“保安队下来了,是从刁庄那边来的,三挺机枪一百多人。”我们急忙回来向王立先同志汇报情况。王立先说:“只要是这样,我们就能打。”于是我们就把队伍拉了上去。队伍到了三官殿西边,敌人就发现了我们,他们用机枪对我们扫射,我们也用机枪对他们扫射。我们向敌人冲了过去,敌人倒退了,从老虎闸一直退到刁庄。敌逃我追,在我们追赶下,敌人又从刁庄退到郝新庄的圩子里。这时,我们的队伍就埋伏在朱庄的朱连生家里。王立先和彭寿如令我再去侦察一下敌情,并叫我带根扁担、绳子和一条毛巾,说:“如果能打,就将毛巾扣在扁担上往空中摇晃几下。郝新庄东面有个高堆,我就伏在那里。一会儿,见一老头子从庄里出来,我便假装小便,待老头到了我身边,我喊了声“老爹”,问:“您是圩子里面的吗?”他不理睬径自走了。又过了一会儿,有个挑草的往圩子里走去,很快又从圩子里出来,手里拿着条扁担,主动跟我对话;“新四军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帮坏蛋,我一百二十斤草,只给我称一百斤!”我趁机探问里面情况,他说有一百多人,全是土匪,还有土匪的老婆、孩子,有三挺机枪,听他这么一说,再看天色也已不早了,我觉得能打。于是我就按原定信号,举起扁担往上空甩了两下,然后就跑去向王立先报告情况,我说这些土匪是经不住打的。王立先同志决定由涧南大队打主力,组织联防队配合,又指示给敌人在西面留条路逃跑。当我们将兵力部署好天已经黑了。我们先往圩子里面打了一排枪榴弹,接着又用机枪扫射,打了约两三个钟点后,敌人全部跑了,只打死了一个,我方没有一个伤亡。

圩子解放了,郝新庄的群众要求我们将圩子放平,说不然还乡团来了还要住在里面,他们还得吃苦头。王立先动员群众和我们一道放。待圩子放平了,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这时,二堡敌人的机枪又不断向我们这里扫射。彭寿如同志叫我架机枪还击,我就往西边打了两梭子过去,然后大家就到刁庄休息。王立先同志叫我把部队先带到小陈庄吃饭,后到陈湾子住下来。我说:“从军事上讲,这样对我们是不利的,打起仗来我们没有退路。”彭寿如笑着插话说:“你就知道打仗!我们以往住过那里,群众关系好,就到那里去住。”我只得执行命令,我问他们怎么办,王立先说:“我们去布置一下,马上就来”。

我把队伍带到陈湾子住了下来,设了岗哨,又叫大家擦好枪再睡觉。东头房有张空床,安排给王立先他们睡,我们住在后堂屋内。我和徐步楼同志没有睡觉,将机枪架在老爷柜上。就在这时,王立先、王法茂、彭寿如三人到了,同来还的有韩如海、顾凤才。王立先他们从郝新庄走时共有三个人,韩如海和顾凤才两同志的到来事先我们不知道。彭寿如一进门就和架在柜上的机枪亲个嘴,说;“机枪啊,我也就是你,你也就是我。”说着就和衣倒在我的被子上。刚躺下,三官殿的的第一次情报到了,说敌人下来一个团共三个营,前沿已到了老虎闸,后边到了朱庄,一路正在搜查我们。这天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农历二月十五),月光明亮。彭寿如同志立即站了起来,王立先和王法茂说:“赶快转移!”但彭寿如不同意。他看到门前有条小河,还有只小木船,好象有了什么主意。他叫我穿件大褂子,把汤姆枪藏在大褂子里边,我试了试不好放,他又叫我用稻草把枪隐藏起来。这时,正在站岗的孙殿来带来了第二次情报,说敌人已经全部到了老虎闸,正在唐北乡搜查我们。王立先和王法茂同志再次提出迅速转移,彭寿如同志坚持不同意,指着二王的鼻子说:“你们怕死啊,我还想发这批财呢!”又对我说:“你注意看看,不要打前面的大队人马,等后面骑马的和推小车的进来了,就连人带车打死推下河。要把当官的打死。”话音刚落,我方第三次情报又到了,说一个团的敌人分三路向我们这边来了,一路是从唐北乡来,一路从陈灌庄来,还有一路从杜舍来……正说着:孙殿来同志在岗上已经发现敌人向我们包抄过来,他大喊:“教导员,敌人上来了!”王立先同志立即命令徐步楼带一个班冲出去,彭寿如带一个班也冲出去,命令我带一个班冲上屋顶打。

我带一个班迅速上了屋,架起机枪就打。我只带了3梭子弹,一下子就打完了,我还是喊“打”,但枪都不响了,屋上也没有人了。当时我真恨,心想:妈的,你们都怕死!等我从屋上下来时,才知道屋上一个班的同志全牺牲了,毎个人身上都有被敌人机枪扫射的弹孔。我将屋上的草掀下来盖在他们身上,同时我想:我怎么没死呢?我一定给你们报仇!我从屋里拿起一梭子弹装上机枪就朝敌人打去,又抓起手榴弹往外扔……

一直打到上午九点钟,我们的子弹也完了。这时,敌人还没有进屋就掌号了。我从屋内往外张望,敌人吃早饭了。王立先同志问我敌人吃的是哪里来的,我说还不是从咱们老百姓那儿抢来的。王立先同志叫我们立即冲出去,我端着机枪就往外冲,枪口刚出大门口,敌人的两把剌刀已对着我胸口,我急忙退了回来。此时,王立先同志已跑进南头房里,王法茂同志进了东头房里,我和韩如海、顾凤才、王立先暂时躲藏在床下面。先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敌人,端着支小马枪,被王立先同志发现,甩手就是一枪,打伤了这个小匪兵,他拼命往外跑,嘴里连声喊:“里面有共匪,里面有共匪!”我急忙从床下出来,拣起他丢下的那支马枪瞄准,一枪结果了他的命。接着,又有一大个子匪军在喊:“那里面有共匪!”边喊边往屋里来,翻箱倒柜,结果又被王立先同志一枪打伤,吓得直往外跑。我连忙补上一枪,不料枪膛里没子弹了,这个家伙带伤逃跑了。

敌人发现屋里还有人,就用机枪往里猛烈扫射,打了有四五百发子弹才停下来,冲进屋里搜查。第一个被发现的是王立先同志。此时王立先同志已负重伤,敌人将他拖了出去,我伏在床下面,只听见敌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反问敌人:“你说老子是干什么的!”敌人吼叫着:“我枪毙你!”王立先同志坚强地回答说:“你枪决老子好了!”后来敌人将王立先同志绑在树上,用剌刀在王立先同志身上来回刺着……就这样,我们的好领导、好同志王立先同志英勇、壮烈地牺牲了。

韩如海同志藏在墙角落里,屋内烟火看不清,敌人一时没发现他。敌人再次进来搜查,将我抓住,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我的家,敌人又吼叫着:“我枪毙你!”我象王立先同志那洋回答:“你枪决好了!”敌人用稻草绳将我双手反绑起来带到东河边,强迫我跪在河堤上。我抬头一看,南边有刘大山、刘别成。他俩家住三官殿单洼乡,都是好同志,其中刘别成同志是三房头的一个独生子,还出来和我们一起打游击,被敌人枪杀了。我的北边是一位姓姜的同志,名字不知道,外号叫姜蛮子。他因受伤,从主力部队下来休养,是有名的机枪手。原先王立先同志让他留在后方,他硬要跟我们在一起,并说:“我要和你们孙队副学习打游击。”后来他也牺牲了。还有杨公华和刘国荣两同志(杨现在黑龙江,刘在上海),两个匪兵问他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连问几次,杨公华愤然地回答说:“因为没有饭吃!”匪军问他干了多长时间,他说,才到这里没有几天。敌人又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烧饭记帐的。到此敌人也就没再问下去。我再看倒在我面前那位已经牺牲的同志,他头朝西脚朝东,脸部已被罪恶的敌人刮掉,辨认不出是谁,唯有身上那件白衬衣才使我认出,他是敌人来时正在站岗的孙殿来同志。前几天,他在二堡枪决了匪乡长,将匪乡长的白衬农穿到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位好党员,生前是王立先同志的警卫员,和王立先、王法茂、徐步楼及我同在一个党小组,他是小组长。他英俊、活泼、勇敢,深受教导员的爱护,牺牲时才十九岁。对他的牺牲,我非常悲痛。当时我想,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好同志,看来我也没有什么指望了,但是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

就在这时,我听到有个匪兵说:“营长还没有来,这几个人还枪决不枪决?”我心头一亮:你们这些狗东西,原来现在还不敢枪决我!那个说话的匪兵走开了。我见他走了,立即松动了草绳,随又站了起来。同时拿起扫帚走到草堆边喊:“救火”。这时房子跟前突然响了一枪,也不知是打我还是打那个匪兵的,至今我还不明白。只见猪圈栏杆处趴下一个人不动了。我纵身一跃进了房子的巷口里,没有一会儿,敌人又把我逮住,随即带到广场上。

广场四周全是敌人。我的脸被烟熏得全成了黑的,敌人分不清我是谁,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咬定说:“这是我的家。”敌人疯狂地指骂我:“我枪毙了你!枪毙了你!”我还是说:“你枪决好了!”此时我跪的地方前面是一位老妈妈和年轻媳妇,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子。突然,老妈妈责问敌人:“你们还要杀死多少人!”又指着我说:“他是我的儿子。”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老妈妈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敌人将老妈妈带到河边逼问:“他到底是你什么人!”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的儿子。”敌人上去就打了老人一个耳光,然后就走了。这时,我看到三个伙夫在河边提水,顾凤才同志也在那里,被捕的还有徐长生同志,约有一个班的敌人看押着他。我从徐长生面前走过,他昂着头朝天上望。我一直走到东河边,正好顾凤才也在那里提水救火,他悄悄对我说:“敌人还在找你。”我急忙靠墙走过去,可是没走几步墙又倒了,草堆还在烧着。我走进屋里,韩如海对我说:“老孙,咱们走吧!”我说:“四面全是敌人,我们往哪里走!”同时我也想到,如果站岗的敌人走开了,我们或许有可能出去。韩如海说:“走!”他头顶一口锅,我手提小马灯,两人一起从后门走出去。刚走四五步,一个站岗的匪军就喊:“回去!”我俩只得又回到屋里。这时敌人的南边岗哨喊北边岗哨到南边去,我们就乘机各拿原物出门往小北庄走去。

小北庄东头有桥,前后两排房子,我们俩躲在西边顶头一家,东边那家是砖木结构,我们没有进去。这时,韩如海提出要下河,我不同意。因为杜舍和唐河堤上敌人的机枪、小炮都架得好好的,枪炮口全对着我们这块地方。即使出去了也不行,小北庄有两个国民党还乡团,一个叫尹学元,他认识韩如海,一个叫陈炳,认识我,再说敌人还没有撤退。也就在这时,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不许我俩住在这里,她向我们诉说:“今天这帮坏家伙跑来,将我家早饭吃光了,连一个鸡蛋都被抢去。”我对她说:“我们不是想升官发财的人,我们是保卫人民土地的战士,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相信你家是得田户。我们石塘区这次打了个败仗,但全国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打胜仗的。”隔壁的一位二十多岁妇女出来替我们说好话了,她对那位妇女说:“她大妈,你就让人家住一下,如果有敌人来就说是家里的人救火才冋来。”在她的劝说下,那位妇女就抱着小孩到她家去了。此时,我考虑东面那家不知怎么样,便警惕地拿了条板凳坐在门口拿根旱烟袋抽烟,以观察敌情。一会儿,还乡团进村搜查了,他们先从后面那排房子开始。还算幸运,刚查到第四家,敌人掌号了,还乡团跑出村集合去了。敌人走后,我向韩如海同志提议,将进村时拿的人家的锅和马灯还给人家,韩起初不太愿意,但在我的执意下,还是一同去了陈湾子。

到了陈湾子,原来的几个人还在提水救火,那位救我妁老妈妈还在那里哭着。我深情地对老人说:“您不要哭,我就是您的儿子,是您救了我。”老人边哭边向我诉说,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和十四岁的孙子、十二岁的孙女都被还乡团打死了,房屋全被烧光,猪、牛被抢走……我继续劝慰老人,我说:“老人家您放心,我代表石塘区把您的情况向县委汇报,我把还乡团家的房屋拆掉给你盖新房,我们把你家当作烈属看待。”我还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我名叫孙殿振,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又说:“我请您现在帮助我们将牺牲的同志遗体看好,防止狗来乱咬乱拖。我们晚上来收尸,请您务必协助。”我说完就走了。

我刚走到离小北庄不远的地方,顾凤才同志招手喊我说:“你走,伙夫叫我和你一起走”。我说:“行,咱们一道走。”走呀走,到了七孔桥,迎面碰到区委李建明,他身着一件破大褂子,手里提着篮子,里面放着十几个鸡蛋。我对他说:“我们是从陈湾子出来的,王立先和王法茂等同志都牺牲了。”我问:“我俩是否跟你走?”他说:“还是各走各的好。”我们只好往三官殿方向走去。到了那里,得知原唐北乡指导员潘炳恒同志的头给敌人提去了。此时他岳父和他妻子正在哭着,见我们来了就向我们诉说敌人的罪行……我说,我孙殿振没有死,我一定要为牺牲了的同志报汍…他们对我说:“你赶炔走,敌人到处贴布告要捉拿你。捉到你,赏伍百万元钱;找到你尸体,给三十万元钱。”(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编者)当时我还不太相信,便走到看布告的人群跟前,听到有人在议论,果真不错。我心想,我这个人还值伍百万元钱呢!可惜敌人的算盘打错了,但提高警惕还是需要的。于是,我们就往茆殿荣家走去。那时茆殿荣是个不公开的党员,我到了他家要求住下,他说:“这里不好住了,因为从陈湾子冲出来的姜万富同志已经住在这里,他脚上被芦柴钻子戳穿了,伤势非常严重。”当时姜万富藏在他家的地洞里,洞子小,只能容纳一个人。这样,我就和茆殿荣打了个招呼,请他想尽办法把姜万富同志的伤养好,我说:“今后你为姜万富同志治伤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刚要离开茆殿荣家,黄小哥从陈湾子刚刚出来。当时我要他跟我走,他说他不走,他要求留下打埋伏,我也就同意了。他要我帮他找一捆管草子,并说如有人碰到他就说是借管草子的。我请茆殿荣给了他一捆管草子,他就走了。

黄小哥走后,我们也走了。我到了徐老庄徐景文家,向徐说明了来意,但徐不愿意让我住下,他说:“在平时可以,现在不行,因为敌人到处抓你,得赶快走。”他给了我一件破大褂,和一只淘米篮子,还有一个油饼。我带着这些东西又转到了丁庄的黄日情家,遭到同样的答复。黄说;“平时我把你们住,但今天不行。”还说,陈炳这个坏家伙杀了不少妇女会的人,把人头都提走了。我说:“那么我到哪家去住呢?”他考虑了一下后,要我到丁武家去,因为丁武是陈炳的舅舅。这样,我就又到了丁武家。他见到我便说:“你受惊了。”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没有死。”我又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要请你们全家给我保个命。如果陈炳来了你把我交出去,我现在就把你全家人杀光!”丁武急忙说:“这是哪来的话,我和你是父辈之交,如果陈炳来我就和他拼命。”他跟我讲了实话,说他和陈炳已经好几年没有来往,因表弟兄俩在南京搞僵了,双方发誓以后谁也不到谁家去……尽管他说我听,但是我手里的菜刀仍握得紧紧的,以防万一。他见状叫我把刀放下,说:“绝对放心好了。”随即煮了稀饭给我吃。就在这时,黄日情跑来找我说:“你母亲在哭着叫你。”我说:“你随她去哭!母亲哭死了不要紧,我死了仇就没法报。”

晚上,我从丁武家出发去李五家,途中碰见正在找我的叔父孙广金,他走上前来对我说:“这是陈炳和兆奎给你的信。”当时陈炳当上了还乡团乡长,兆奎是个匪保长。我同叔父一起到了李五家,叔父拆开信在火油灯下念给我听,信中写道:“小殿振,石塘区(和)全国的新四军已经全部完蛋,你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望你回来自首不干,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听后非常气愤,对叔父说:“要我孙殿振自首,绝不可能,我孙殿振是要革命的。请您给我告诉他们,新四军、共产党是打不完的,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叫他们放老实点,不准再欺压百姓,等解放了,我好给他们讲几句公平话,否则我决不会饶过他们!”我将信顺手放在口袋里。

第二天,我向陈桥、黄帽舍一带走去,路上遇到了朱殿青的妹妹,她急忙对我说:“尹学元(还乡团)他们在这里,你得当心。”我到了黄帽舍,见一老头在耕地,便顺手拿起把大锹帮他挖田头,老头望了我一眼也不吭声。这时东面响起了枪声,我知道这是尹学元一伙还乡团放的枪。因为还乡团每当离开一个地方,走的时候都要放几枪,壮壮胆。等尹学元他们走了,为离开他们远一点,我就向陈河方向走去。到了那里,已经天晚了,各家都已关门睡觉,唯独有一家烟纸店的门还敞开着,于是我便进了店里。店主人见到我非常吃惊,我叫他们不要害怕,我说:“我实告诉你们,我是从陈湾子里面出来的,向你们打听镇政府在什么地方?”店主人见我浑身上下这么脏,所以也就信了我的话,并告诉我说,政府早已迁走,联络站也转移了,打我们的敌人已经全部进入车桥圩子里面去了。我请他替我写个条子,设法转送到车桥区,再请车桥区转到县委。我要求县委派人来接我。这家店主人很帮忙,不到十天,范万来、顾津两位领导便来找我了。那时我住在三庄的耿汉元家里,当时县委已经搬到杨棉花庄。在去县委的路上,我将还乡团乡长陈炳和匪保长兆奎给我的信,给顾津同志看。到杨棉花庄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宋天民政委。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县委召开了区长以上干部会议,我在会上汇报了陈湾事变的经过,县委要求各区支持石塘区。

不久,县委转移到了凤谷村东南角上的小朱庄,同时宣布我为石塘区区长。我接受命令之后,连晚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哭。我从心里怀念王立先和王法茂两位同志,如果他们没有牺牲该多好。我孙殿振的胆子是大的,可是没有文化,连自己名字“孙殿振”三个字都写不好,光有武没有文,区长这副担子我怎么能挑得起来呢?!第二天,顾津同志跑来对我说:“你当副区长,我当区委书记兼区长。”我听了高兴地说:“我保证当好你的助手。”两三个月后顾津同志就调离了石塘区,崔思明同志调来当书记,范万来同志任副书记兼区长,我还是副区长兼区大队长。崔思明是一位胆大心细的指挥员,有勇有谋。就这样,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正常地开展下去了。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就是自从彭寿如同志牺牲后,敌人和还乡团对其父亲和妻子施加了毒刑,他们被打得死去活来,家里所有东西被抢光。为了报这个仇,崔思明同志动了许多脑筋,想了种种方法,结果一举歼灭了平桥的二十几个还乡团,既为烈士报了仇,又给我们石塘区出了气,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增长了人民的革命志气。石塘区民主政府的威望提高了,群众对我们党、对我们的队伍更加信任了。

编者附注:
本文系孙殿振同志于1983年6-10月陆续口述由其侄儿学龙笔录、整理而成。原文题为《关于开辟石塘区和“三七事件”的叙述》。本刊选用了后一部分并对原文字句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动和润色。
孙殿振同志于1986年9月26日逝世。“文革”以后,大约在1975年秋天,孙殿振同志偕同老伴回淮探亲,曾亲去陈湾祭扫那位陈妈妈的坟墓并为她家属办了烈属证。
这篇回忆录连同上述情况,均系其子孙伟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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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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