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御先生汪廷珍 / 殷光中

汪廷珍,字玉粲,号瑟庵,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生。汪廷珍十二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立,其时家业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程氏言:“吾非耻贫,耻言贫,疑有求于人也,故不为也”。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归来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坚强意志,对他日后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

汪廷珍孤苦力学,少年时师事任子田、李晴山门下,困于诸生十年,始获乡举。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乾隆是清之鼎盛时期,然中叶以后,乐巡游,宠贪官,听任于敏中、和珅秉政揽权,朝局士风,每况愈下,而汪廷珍独能清操自律,不入时流。五十六年,官吏考核,优升侍读学士,不二月,升祭酒。廷珍性格严毅,初为祭酒,即以师道自居,选刻《成均课士录》,倡导“教学者立言以义法,力戒摹拟剽窃之习”。六十年,因违背乾隆帝旨意,降为侍讲。

是年,乾隆帝以在位届周甲,不敢上同圣祖(康熙)六十一载之数,九月宣命,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1796)。嘉庆帝(仁宗)即位时年已三十七岁。先是被册立为皇太子,和珅予知其事,跪进“如意”,隐然以拥戴为己功。仁宗深恶其人,急欲除之,而碍于乾隆,不得不强忍与之周旋。其初年,诏求直言,谏臣敢于指摘朝政,并得以重用。汪廷珍于元年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大考,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仁宗的信任。后因母病逝归里,服满,补原官。

七年,督安徽学政,任满,复督江西学政,在任安徽学政之初,立《学约》五则以训士。《学约》五则是汪廷珍教育思想的体现:

“一曰辨涂。谓喻义喻利,人心之分尽于此。为己为人,学术之分尽于此,有志者当立辨乎毫厘千里之差。

一曰端本。谓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内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读书人为之,故贯通古今达事变,相期为有体有用之学。

一曰敬业。时文者,古文之一体,犹之碑志、传记、表疏、论序云耳。以摹拟剽窃者不足言文,乃并时文而小之,过矣。

一曰裁伪。谓昌黎论文惟其是,吾论文惟其真,盖必能真而后是非可得而论也。……

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变者时也。挽其变而归之正,或因其变而愈益神明于正,学者事也。苟非克自树立,随风气为转移,取已陈之刍狗,沾沾然仿效之,庸有冀乎哉。”

就上述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的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在江西学政任内,还平息了一场久讼不息的争端。先是,万载县外来户入籍,曾分给学额,后来被裁掉,土客民为此争讼已久,拖延不决,廷珍到任后,果断的申请再分学额,使当地客籍学子重获入学的机会。

十八年,汪廷珍典浙江乡试,留任学政。他在安徽、江西、浙江三地督学政期问,把历次的试卷刊刻,取修辞居业之义,名《立诚篇》,附条约十八则,编选极为精审,海内读书之士,家置一编,学风为之一变。

汪廷珍在历任学政期间,对士子循循善诱如父兄教诲自己的子弟,一时人才济济。被后人称“郑奠”的郑珍、莫友芝,均为汪所赏识。

汪廷珍在十六年被授礼部侍郎,复直上书侍旻宁(后来的道光帝)学。二十二年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四年,嘉庆帝六十寿诞,在庆贺期间,适逢孝慈高皇后(努尔哈赤之妻)“冥寿”,由于部属未按皇家规矩请示服装色彩,以“率忽”之过,降为侍郎。廿五年,复授礼部尚书。

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宣宗)尽心启迪。在其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道光二年(1822),主持会试,教习庶吉士。三年二月,宣宗释奠文庙礼成,临幸辟雍。特下诏曰:

“礼部尚书汪廷珍,于嘉庆十七年,蒙皇考简用上书房,与朕朝夕讲论,考古证今,言皆中道,至二十三年,受任总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联通经史,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是汪廷珍于师道、臣道,可谓兼备矣。本日朕临雍讲学,因思曩昔讨论之功,眷怀旧学,用沛恩施汪廷珍,可加太子太保衔,用示朕崇儒重道之意。”四年,辑《仁宗实录》成,赐其子报闰主事,孙承佑举人。

同年南河高家堰溃决。宣宗命廷珍偕尚书文孚往勘,先是康乾间对南河治理,尚有一些得力措施和实效,自和珅当权,任河督者皆出其门,许任前必先纳贿。河督任内必大量侵吞治河费用。故河防日懈,河患频仍。汪廷珍弹劾河督张文浩,总督孙玉庭,绳之以法,筹划修浚事宜,交河督执行。五年,回京后,升协办大学士,赐紫禁城骑马。七年,卒。宣宗优诏悼恤,亲临祭奠,赠太子太师,谥曰文端公,入礼贤良祠,江苏请祀乡贤,也特诏许之。

汪廷珍的一生,始终谨守母教,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有人把他比做汉代的寒士公孙弘,他不以为然,笑道:“大丈夫不以邪曲的学术投世人之所好为可耻,而只怕服饰被人讥笑乎?”其为人严峻正派,举止有分寸,待人以礼,而又不与要人拉拉扯扯,部属敬畏之。不贪虚名,大学士阮元很佩服他学识渊博,劝他著书立说,廷珍言:“六经的奥秘,古人在我之前言之,何需我再喋喋相浑,读书目的是明白事理,明白了其中的主旨就可以了。”其虽未专事著述,但生平为人书刊序跋,与人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成《实事求是斋集》。《山阳艺文志》收录其文多篇。

参考书目: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一。《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山阳艺文志》卷四。
《淮雨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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