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事略

李公朴(1902－1946)，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原籍武进县湖塘桥，一九○二年生于江苏淮安。家境贫寒，父母早丧，依靠三兄公愚抚养。小时候读私垫，学习勤奋，得到好评。十三岁时，随三兄公愚到镇江京广洋货店当学徒。学徒生活既苦又忙，但他总是挤时间读书看报，借以增长文化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常与同伴议论时事，渐渐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

一九一九年，“满师”时他十六岁，正是“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的时候，他与许多青年店员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揭露奸商，因揭发店主贩卖日货而被辞退了。他遭到打击以后，得到三兄公愚的支持，弃商就学，进入镇江润州中学读书。后转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学习，读了一年半，因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开除百余人，他为附中代表，也被开除。于是，又转入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升入沪江大学，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刻苦自励，刚读完一年级恰遇一九二五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热情投入反帝爱国革命激流，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参加罢课游行，担任上海学联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支援上海工人反帝大罢工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他看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者原是一丘之貉。一九一六年初，毅然离开学校，到广州参加革命，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经福建、浙江至上海。张曼筠女士(女师大学生)也参加北伐，他俩就在这个时期认识、了解而结婚的。

一九二七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中，大批工人、学生和共产党人惨遭屠戮，他无法救援受害的同学、战友，自身也险受陷害，愤然离开部队。一九二八年，美国雷德大学给中国学生设奖学金，他考取后去美国进该校政治系半工半读。毕业后，莱坐一艘货船到纽约和欧洲进行社会考察．靠在船上做工，补贴船费，到冬天才回到上海。

李公朴从国外回来时，正值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红军中央根据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第二年初，又侵略上海。外患频仍，而蒋介石对外屈膝媾和，对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他对国民党失望了，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他实地作社会调查，见祖国西北一带，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而黄河连年泛滥，鸦片蔓延各省，军阀不断交兵，反动政府横征暴敛，疮痍满目，心中忧愤。他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从事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活动。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在《申报》开辟多种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后又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后来扩充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印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受到教育的学生，得到启发的读者，很多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国继续不断地扩大锓略，国事更岌岌可危，爱国之士，深知非抗战不足以图存，非团结不足以抗战，于是建立救国会的组织。先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等团体联合而成为上海各界救国会。他毫不迟疑地参加这一组织，并且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一九三六年，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他与救国会其他六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此为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当局诬之以“危害民国”罪，从捕房解送法院，后又被移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李公朴曾签题“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以明志。在被押赴苏州途中，李公朴向押送人员述说国难之严重和救国会团结卸侮的主张，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押送人员也大受感动。被羁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罗织所谓“十大罪状”，提起公诉，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他们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他们断然拒绝国民党劝降诱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在法庭审理时，据理驳斥，无情揭露，唇枪舌剑，听者折服。李公补得知宋庆龄、何香凝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时，激动地写道：“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双十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终于被迫确定了抗战的国策，不得不在七月三十一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时，李公朴于日记中引用李商隐诗句表达继续奋斗的决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追求真理，服务人群，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均应取此态度。”

李公朴出狱后，继续为抗日救亡活动奔忙。他于此时创办了《全民周刊》，到汉口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合刊为《全民抗战》。八月底到山西抗日前线，担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十二月到武汉，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应阎锡山聘请，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副校长。武汉危急时，他又回到了汉口，拟参加保卫大武汉工作，不久为国民党反动派诬陷为罢工煽动者，被拘押起来。经周恩来交涉，一个月左右才被释放。

从武汉撤退，决心赴延安参观学习。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参观了边区的行政、生产、教育、民众运动。在延安住了一个月之后，又第三次去山西。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又回到延安，把延安看成自己的家，在共产党支持下组织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一带工作。他与青年学生一起，共生活，同甘苦，为抗战而奔走，为团结而呼吁。写成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如实反映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侵入泰国、越南后，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一九四一年，李公朴准备去越南、缅甸宣传抗战，抵昆明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不予签证，留居昆明，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推进民主运动。这年十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他立即参加，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从此，经常和闻一多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蒋介石派人邀请他到重庆去，说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断然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赴重庆出席民盟临时全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他还和陶行知一起，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他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流血惨案，杀害学生。消息传到重庆后，李公朴愤怒谴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二月十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召开大会，庆祝会议成功。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是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头被打伤，住进医院后，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他，李公朴说：  “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为争人权、民主和自由。”五月，李公朴带着受迫害的伤痕，从重庆回到昆明。当时恐怖气氛笼罩春城，他不计个人安危，为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大声疾呼。六月，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公朴说：“为了爱国，我们得随时准备死”。六月中旬，昆明各界人民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他努力推动。国民党特务们就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要搞暴动”、“搞暗杀”，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愈加尖锐。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连续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却加紧了对他的暗杀活动。七月初，经常有行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李公朴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他没有畏惧，仍旧天天为和平、民主奔走。十一日晚十时许，李公朴在昆明街上遭跟踪的国民党特务枪击，被送入云南大学医院抢救。

经医院检查，子弹从后腰射入，经腹腔至右腹穿出。打了好多麻醉针，止不住这种无声手枪的特种子弹所给予人体的刨痛。医生决定立刻施行手术，但肠腔已穿断好几个大洞，其中两洞口径超过一寸，血流如注。使用了各种方法抢救：输血、注射盘尼西林、止痛针、强心针。公朴在昏迷地喘息着，在拼着全身精力和死亡搏斗着。他时而昏迷，时而又比较清醒。在弥留之际，他睁大眼睛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说：  “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五点钟，天快亮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与世长辞了。

(原载《武进文史资料》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