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事略

李公朴(1902-1946),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原籍武进县湖塘桥,一九○二年生于江苏淮安。家境贫寒,父母早丧,依靠三兄公愚抚养。小时候读私垫,学习勤奋,得到好评。十三岁时,随三兄公愚到镇江京广洋货店当学徒。学徒生活既苦又忙,但他总是挤时间读书看报,借以增长文化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常与同伴议论时事,渐渐具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

一九一九年,“满师”时他十六岁,正是“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的时候,他与许多青年店员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揭露奸商,因揭发店主贩卖日货而被辞退了。他遭到打击以后,得到三兄公愚的支持,弃商就学,进入镇江润州中学读书。后转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学习,读了一年半,因校医虐待学生,酿成学潮,开除百余人,他为附中代表,也被开除。于是,又转入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升入沪江大学,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刻苦自励,刚读完一年级恰遇一九二五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热情投入反帝爱国革命激流,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参加罢课游行,担任上海学联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支援上海工人反帝大罢工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他看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者原是一丘之貉。一九一六年初,毅然离开学校,到广州参加革命,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经福建、浙江至上海。张曼筠女士(女师大学生)也参加北伐,他俩就在这个时期认识、了解而结婚的。

一九二七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中,大批工人、学生和共产党人惨遭屠戮,他无法救援受害的同学、战友,自身也险受陷害,愤然离开部队。一九二八年,美国雷德大学给中国学生设奖学金,他考取后去美国进该校政治系半工半读。毕业后,莱坐一艘货船到纽约和欧洲进行社会考察.靠在船上做工,补贴船费,到冬天才回到上海。

李公朴从国外回来时,正值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红军中央根据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第二年初,又侵略上海。外患频仍,而蒋介石对外屈膝媾和,对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他对国民党失望了,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他实地作社会调查,见祖国西北一带,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而黄河连年泛滥,鸦片蔓延各省,军阀不断交兵,反动政府横征暴敛,疮痍满目,心中忧愤。他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从事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活动。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在《申报》开辟多种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之后又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后来扩充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印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受到教育的学生,得到启发的读者,很多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国继续不断地扩大锓略,国事更岌岌可危,爱国之士,深知非抗战不足以图存,非团结不足以抗战,于是建立救国会的组织。先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等团体联合而成为上海各界救国会。他毫不迟疑地参加这一组织,并且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一九三六年,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他与救国会其他六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此为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当局诬之以“危害民国”罪,从捕房解送法院,后又被移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李公朴曾签题“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以明志。在被押赴苏州途中,李公朴向押送人员述说国难之严重和救国会团结卸侮的主张,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押送人员也大受感动。被羁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罗织所谓“十大罪状”,提起公诉,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他们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他们断然拒绝国民党劝降诱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在法庭审理时,据理驳斥,无情揭露,唇枪舌剑,听者折服。李公补得知宋庆龄、何香凝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时,激动地写道:“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双十二”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终于被迫确定了抗战的国策,不得不在七月三十一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时,李公朴于日记中引用李商隐诗句表达继续奋斗的决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追求真理,服务人群,抗战到底,争取民族解放,均应取此态度。”

李公朴出狱后,继续为抗日救亡活动奔忙。他于此时创办了《全民周刊》,到汉口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合刊为《全民抗战》。八月底到山西抗日前线,担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十二月到武汉,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应阎锡山聘请,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副校长。武汉危急时,他又回到了汉口,拟参加保卫大武汉工作,不久为国民党反动派诬陷为罢工煽动者,被拘押起来。经周恩来交涉,一个月左右才被释放。

从武汉撤退,决心赴延安参观学习。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参观了边区的行政、生产、教育、民众运动。在延安住了一个月之后,又第三次去山西。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又回到延安,把延安看成自己的家,在共产党支持下组织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一带工作。他与青年学生一起,共生活,同甘苦,为抗战而奔走,为团结而呼吁。写成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如实反映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侵入泰国、越南后,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一九四一年,李公朴准备去越南、缅甸宣传抗战,抵昆明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不予签证,留居昆明,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推进民主运动。这年十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他立即参加,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从此,经常和闻一多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蒋介石派人邀请他到重庆去,说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断然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赴重庆出席民盟临时全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他还和陶行知一起,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他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流血惨案,杀害学生。消息传到重庆后,李公朴愤怒谴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二月十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召开大会,庆祝会议成功。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是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头被打伤,住进医院后,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他,李公朴说:  “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为争人权、民主和自由。”五月,李公朴带着受迫害的伤痕,从重庆回到昆明。当时恐怖气氛笼罩春城,他不计个人安危,为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大声疾呼。六月,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公朴说:“为了爱国,我们得随时准备死”。六月中旬,昆明各界人民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他努力推动。国民党特务们就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要搞暴动”、“搞暗杀”,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愈加尖锐。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连续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却加紧了对他的暗杀活动。七月初,经常有行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李公朴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他没有畏惧,仍旧天天为和平、民主奔走。十一日晚十时许,李公朴在昆明街上遭跟踪的国民党特务枪击,被送入云南大学医院抢救。

经医院检查,子弹从后腰射入,经腹腔至右腹穿出。打了好多麻醉针,止不住这种无声手枪的特种子弹所给予人体的刨痛。医生决定立刻施行手术,但肠腔已穿断好几个大洞,其中两洞口径超过一寸,血流如注。使用了各种方法抢救:输血、注射盘尼西林、止痛针、强心针。公朴在昏迷地喘息着,在拼着全身精力和死亡搏斗着。他时而昏迷,时而又比较清醒。在弥留之际,他睁大眼睛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说:  “完全为了民主,完全……为了……民主!”五点钟,天快亮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民主战士与世长辞了。

(原载《武进文史资料》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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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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