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东乡恶霸地主刘鼎来 / 侍问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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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淮城东门三十里,便是过去所说的刘家号。土地改革以前,这里曾有着一幢幢鳞次栉比的高大的青砖瓦舍,被包围在浓密的丛林里。环绕在它的四周的,是望之莫测的深沟高墙。高墙砌有城垛,深沟架有吊桥,宛如《水浒传》里的“祝家庄”一样。圩墙内外,豢养着十八条狰狞的洋狗,行人触犯了它,就会被活活地撕死,那是连“祝家庄”也望尘莫及的。这座类似中世纪的古城堡的地方,就是过去淮东首屈一指,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刘鼎来的庄园。

一百多年前,刘家圩住着的是一个只有数十亩水、旱田的普通地主。后来,这一家族陡发了。他家的田地象滚雪球似地愈滚愈大,到解放前夕已达到八千亩以上。仅石塘一区,就遍及六、七个乡,其中的孙大庄、任庄、拉鱼庄、鞠庄、五里庄、唐成庄、刘庄、马王庄、祁大庄、费大庄、康庄、海南庄、穿心庄、王草庵、纪大桥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庄子里的农民都成了他家的佃户,共有五百多家,“庄头”就有二十多个。这个刘鼎来也就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地主、大恶霸。

刘鼎来凭借封建剥削而发家的历史是很典型的。

1、刘鼎来所进行的地租剥削

较之一般地主,刘鼎来是“更胜一筹”的。这特别表现在收租方面,他极尽“鸡蛋里挑骨头”之能事。他家的地租除了每亩高达一石——一石三斗以外,还有所谓“晒、磁、筛、风、全”五字诀,即:缴租时先将粮食摊开晒,以后用碌子破,以便将还有的泥块碾碎。碾后仍有小的沙粒,再用筛子筛,然后还要用风斗“风”。这“风斗”是刘鼎来自己设计的,从大口出粮食,另有三个小口,分别出稗子、出“瘪子”、出灰土。其制作的精巧,堪称“淮东第一”。而且当时就要颗粒归仓,缺一两也不行。

至今,淮东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我朝刘家走,浑身索索抖。别的还可忍,最怕他家斛和斗。”原来不仅风斗是刘家特制的,斛和斗也是刘家特制的。通常的斗应是十五斤,可是刘家的斗却是二十斤。当时地主收租粮,用的也都是大斗,按照他们的“规矩”,一般都是“加一”,而刘家的竟是“加二六”,即实际上要付出十二斗六升,才能算做一石。因而刘家的佃户所受的剥削,也就更加惨重。

刘鼎来还以武力作为后盾,巧取豪夺。狗腿子凶相毕露,拿着盒子枪,按照刘家标准,如不足数,即将送粮的扁担、笆斗或小车、口袋等扣押,限令回家取粮补足。如没有余粮,家中的猪、牛、羊、驴等牲口,以至锅、碗、缸、坛、板凳、桌子等物,都要拿来折算。如若稍有争议,就被押进他家的土牢。有时还请鬼子和“二皇”帮他来催。住在唐成庄的佃户唐小四子,因遭到这样的晒干扬净,又用大斗量进,还欠了几斗租尾,一时未及补齐,“二皇”就赶到唐家,把他全家毒打一顿,临走时所有的家具、衣服都被“捎带”一空,借以活命的黄牛和骡子也被牵走。唐小四子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逃到南京。刘鼎来的逻辑是:“宁死大相公,不坏我庄规。”太穷的头实在榨为出油水了,刘就在人身上打主意。如若是我们的抗属,刘鼎来就更对之有解不开的冤仇,纪大桥的王大嫂是一个赤贫的抗属,年纪还轻,刘就向鬼子献计:“王嫂子是个很漂亮的花姑娘。”幸亏王事先得到了消息,藏匿起来,才免遭毒手。对于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歌谣中是这样总结的:“去缴刘家租,胆战心又酸。大斗大斛还不算,风斗簸后跪地拣。多了归刘家,少了自己补,租子欠下缴不上,大牢里面去受苦。”

通过土地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另一名目叫做“换揽(或承揽)”。所谓“换揽”,则是地主将田转手或是原佃父死子继时都要重新举行的一种更换租佃契约的手续。换一次揽,除了追加一次押租钱外,佃户还要大办筵席,不仅地主家的老、少都要作为上宾,就是地主家的“庄头”、当差等一些狗腿子也要请到。这也是当时的惯例,而刘家对此更是特别苛求。凡属鸡、鱼、肉、蛋,断不可少。而且杀母鸡一定要拣三斤半以上。如果是夏天,则必须是从塘里才网起的活泼跳跃的鲜鲤。这些,事前还要请刘家的人过目。如苦嫌招待不好,就摔碗损碟子。当地农民,直到现在还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听到刘家要换揽,大人哭,孩子喊。泪水肚里咽,还要供酒饭。”“提到供酒饭,鸡、鱼、面筋、蛋,刘家老规矩,雷打都不散。没有鸡、鱼、蛋,桌子往外掼。供好一顿饭,缴租千千万。”

刘鼎来在“正租以外的非法剥削,既多而且刻毒,‘小租’、‘酱麦’、‘预借’、‘公饭’(疑是“供饭”之误)、‘看稻费’……莫不俱全。”这些项目的具体内容大约是:

“小租”:刘家要用许多管事的人,这种开支,也要算在佃户身上,一般每亩要交二至三升。

“酱麦”:水田在春季一般是不出产粮食的,由于佃户多施肥,抢种抢收,生长晚稻的田里也可以长一些麦子,为此每亩也要送三升给刘家美其名曰:“做酱”。

“预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出现的新剥削。敌伪政府在每年春天要向一些大户“预借”麦子款,地主即把这项负担转嫁给佃户。这种预借款,每亩大约二斗至三、四斗,地主大多是借而不还。久而久之,这为地主剥削佃户就又多添了一个名目。

“供饭”:地主下去收租时,佃户要办好酒席来招待。供饭有“大饭”、“小饭”之分,麦收时称为小饭,秋收时称为大饭。大饭一般中午每桌要八至十个菜。此外刘家还有个定例,就是“供饭”后,还要送两大盘花生米和瓜子,留给老爷和管事先生茶余酒后“磕牙”用。

“看稻费”:每年秋季收稻前,佃户必须先请地主派人来估稻的收成,常例也要送“常规”钱和招待。流传的关于刘家看稻的歌谣是:“招待刘家好,估稻留把草;刘家嫌不好,连草估光了。”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仅再举两例:

“应差费”:刘家规定,每家佃户都要按租田多少每年为他出多少工。男工管挑水、泥墙、缮屋、筑圩子、迎送当家与管事;女工管烧饭、缫丝、做衣服、打毛线。实际上刘家并不需要这许多工,往往又把这些应摊的差役折成代金纳入钱库。

“四时八节送礼常规”:芒种(浸种期)送豌豆头、蚕豆荚子、槐树花;割麦送麦秸制成的编织物,如草帽、团扇,特别是编织两个麦秸笼子,给少爷养纺织娘;蚕期送两板子蚕丝,给小姐绣花;立夏送鹅蛋、鸭蛋,吃了过伏天不害病;端午送蒲剑、粽箬、艾、剪纸、花钱;六月六送炒面;大暑送小瓜、萝卜,作腌酱瓜和晒萝卜干用;中秋送菱角、癞葡萄、小公鸡、月饼;冬至送拉瓜,冬瓜;大寒送门闼、稻草苫(箍水缸用);过年送风鸡、咸肉、“长生果”(落花生)、“银元宝”(芦秫苗)、“摇钱树”(带有松子的松枝)、“节节高”(芝麻秸子)等。

从这份极不完整的刘家的剥削帐看:既有实物地租,也有货币地租,更有劳役地租。除此以外,还有送给少爷、小姐们的“玩意儿”,这里凝结着多少农民的斑斑血泪啊!

正是这样惨重的超额地租,使刘鼎来每年都聚集了数千万石的粮食。而且也正是这一成年累月的积累,所有刘家佃户的血汗,也就一点一滴地汇成了一个大的结晶体——刘家大圩子。

2、刘鼎来所进行的高利贷剥削

刘鼎来一家过得日兴月旺,刘家圩四周的农民却在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敌、伪、顽的直接抢劫和掠夺,更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这样一个现实,为刘鼎来进行高利贷盘剥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高利盘剥的结果,则使更多的农民迅速沦为刘鼎来的佃户。

刘鼎来是怎样进行高利贷盘剥的呢?

刘鼎来以他巧取豪夺来的粮食为本钱,大放高利贷。进而和淮安城里的银行、钱庄、富商相互勾结,以自己的财产作抵押,利用他们的“资本输出”,用低息贷得大量钱款,拿到农村来“借轻放重”。他的剥削方式是残酷的。请看当地流行的两首歌谣。一首是:

春三夏一秋二冬一五,
借债把田做押租。
到期不还钱,
拆房子,卖儿女,
赔了地,又拖猪,
去到刘家做佃户。

所谓“春三夏一秋二冬一五”,是指按年率七分五厘计算的分期偿付的利息。如若借他一百元,春季麦收时要偿付三十元,夏季十元,秋季二十元,冬季十五元。一年中他即可净得利息七十五元。一年不交,本利加起来又作为母银,如此循环不已地滚下去(对此当地还流传着“一本五年三十二”的说法,即是借了一块钱,由于利上加利,五年即可翻成三十二元)采用分期付息的办法,是使数目字不显得太大,借贷的人容易上钩。

另一首是:

有时粮折钞,
有时钞折谷。
两年过后从头数,
一石折成两石五。
这是刘家收帐流水簿。

乍听起来,不熟悉底细的人是弄不清楚刘鼎来的这一算帐流水簿的奥妙的,原来刘鼎来是在借放高利贷的机会做他的买低卖高的粮食“生意”。例如稖头在冬天价格最高,他在冬天借出时就要折成钱来计算,到秋天稖头上场价格下跌了,收债时他又要把钱再折成为原先的稖头。如若是黄豆,在冬天借出时价钱不算最高,他就暂不折价,等到春天价高时折。这种高利贷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利息的,刘鼎来还可讲一套他并非将本求利,乃完全是为了“济人之急”的“道理”。可是由于他掌握行情,却能稳操胜券,加上当对粮价的升降幅度很大,几个翻身,原来的一石就变成了三石,甚至是四石。而且这种粮食“生意”,既不用花去进仓、出仓和盘仓的费用,也不会有任何损耗。

刘鼎来的这种高利贷,当地群众称之为“虎羊债”。这一方面是说刘鼎来的逼债,对于善良的农民如狼似虎,穷凶极恶。另一方面是说善良的农民一旦落进了他的高利贷网,就如羔羊陷进了虎口,再也摆脱不了,直到整个的身家、土地都被吞噬了才得完结。由于这两方面事例举不胜举,我们只能采用解剖麻雀的办法,以一点来说明一般。

在一个叫做王草庵的庄子里,过去有着刘家圩的十八家佃户,其中的滕永祥、滕有宏、滕祁氏、王金成、贾福友等家。最初都是自耕农,由于向刘家借了高利贷的缘故,他们的田地才被刘家占有,他们也才都降成了刘家的佃户。谈到这个问题,当地群众还追溯到很早的光绪年间。那时滕永祥将自己仅有的四亩九分田作为抵押,借到了刘家大钱七十吊,并且言明每年所交利息折成粮、米十五石零五升,由田里的出产来扣除。三年以后,滕永祥除去已经付出的粮、米外,按照刘家的计算,本息合计仍需再付出一百二十一吊。由于无力偿付,只好将押出的田作抵。从此这块田虽仍由滕永祥家耕种,但每年却要按一石三斗一亩的数字向刘家交租,刘家的超额地租剥削从那时起,就压到了滕永祥一家的身上。到了土改前已经延续到第四代了。这还是刘鼎来的祖上刘大宾为刘家积下的“阴骘”,到了刘鼎来这个“孝子贤孙”手里,就更是“青出于蓝”,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兼并土地的进程。滕永祥的侄儿滕友宏也有过四亩多田,被刘鼎来看上了就来个依法泡制,不到两年,滕友宏的土地和财产就被他的高利贷吞噬得精光。

这里再着重谈谈刘鼎来是怎样地“绳其祖武,克尽厥职”,通过他的高利贷网来兼并更多土地的。

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贾福友向刘鼎来借了二十元,按照他旳“春三夏一秋二冬一五”的借约,每年付出利息十五元。后因灾荒,无力交付利息,只好每年结帐一次,将欠利加入本金计算,利上加利。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于这种“驴打滚”的折算,已经付岀了许多利息的二十元母银,它“子再生孙,孙又生子”,如此孳生不已,连本带利已累计一百一十元之巨,贾福友的三亩八分田就是在这一年一次卖绝给了刘鼎来的。从这一年起,贾福友也就象滕永祥一样,种的仍是原来自己的田,可是却要遵照刘家的规定,毎年按八斗一亩向刘家交租,由自耕农降为刘家的佃户。然而贾福友一家的遭遇,较之滕永祥来说,则是更悲惨的。他连刘家的佃户都未能做到了头。民国三十一年(1942)发生了水灾,已经赤贫的贾福友这时候更禁不住刘家的超额地租的剥削,只因两年间共欠租米五石五斗,刘鼎来就亲自带着家丁硬拆了他仅有的三间房子。此后,为了应付刘的逼租逼债,贾福友实在走投无路了,终于先卖掉了亲生的三岁儿子,接着又卖掉了老婆。他自己也就由刘鼎来的佃户再下降为一无所有的乞丐。他沿门乞食,靠一些穷朋友的施舍求生,每到逢年过节,他就泪流满面地到那三亩八分的地头凝望。而被降为乞丐的又何曾是贾福友一人呢?这个王草庵至今还流传着“十八根讨饭棍”的说法。这些事给当地农民留下惨痛的回忆,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唱着:“种了刘家田,借了刘家债,夫妻不团圆,仔子也要卖,最后去讨饭,死在荒郊外。”

3、刘鼎来依靠恶势力进行强占刘鼎来的高利贷网终究还有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性质,如果有人就不愿上钩又怎么办呢?对此,刘鼎来就索性撕掉了他的一切伪装,依靠自己的势力悍然强占了。这对刘鼎来来说,本是很平常的事。现仅举他吞吃马王庄的经过为例。

马王庄是紧靠着刘家圩东边的一个庄子,原来是河下镇地主周竹斋和另一家迪主的客庄,由于这个原因,刘鼎来的高利贷网虽然既大且密,也感到难以为力。民国二十一年(1932),周家因境况不好把自己的九十多亩田出卖,并且和马王庄的六家农民谈妥,即将成交。刘鼎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大肆活动。他一方面声言这块田靠近他家祖坟,让别人挖沟渠必将破坏了他家风水;一方面对周竹斋进行拉拢,并贿赂周的“庄头”。结果是周姓地主食其前言,原来的六家买主也不敢和刘家对抗,这九十多亩田即被刘家吞掉,周竹斋的佃户也就转入到刘鼎来的名下。此后刘鼎来的胃口大了,又想讹诈另一家地主的客庄地,这家地主不愿就范,刘就和当地的大汉奸蒋鸿方进行勾结,借他的名义,在民国三十年(1941)终于把这一块地又吞并掉。

马王庄由周姓的庄子变成了刘姓的庄子,不过是刘鼎来在兼并中的一例而已。但从这个事例中却可看出:刘鼎来当时和其他地主集团虽然也有矛盾,但总的来说,却又是相互联络,息息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刘鼎来,所代表的也就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势力。

(二)

“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势”,这是旧社会的一条不易的规律。刘鼎来一家几代,也都是深深地懂得其中三昧的。一百年来的刘家的发家史,也就是他们和反动统治者进行勾结的历史。

远在马玉仁(为袁世凯所收编的地方军阀)、郑俊彦(孙传芳嫡系)、陈果夫、韩德勤等时期,虽然他们走马灯似地更迭,但这一刘家却始终能勾结官府,交通关节,把持乡政,鱼肉人民,从而赢得了炙手可热、气焰薰天的“淮东第一家”的称号。日本鬼子侵占两淮,在石塘筑上了据点,韩德勤局处一隅,这个刘鼎来算是失掉靠山了吧?可是他凭借了应酬权变,却经营起了自己的“狡兔三窟”,一方面仍是紧追着旧的主子不放,一方面又投靠上了新的主子,和皇军派驻淮安的“长淮部队”,以及汪伪政权在淮安的徒子徒孙立即勾结起来。这时,他除了指使自己的一个侄儿,继续当韩德勤常备旅的副团长以外,他自己则花了五万元的储备券,弄了个“皇军”“赞助员”的名义,宣扬起日本鬼子的“治安运动”。他的儿子和另几个侄儿又都带枪投敌,当上了伪军的宪兵队长、副官主任、军需官等等,一门都成了新贵。由于左右逢源,声势也就更加煊赫。刘家之所以能够实行他的超额地租制度,通过他的高利贷网对农民施以敲骨吸髓的盘剥,甚至是撕去一切伪装,露出更加狰狞的面目,公开霸占别人的土地,就是由于他家始终有着一张“护官符”,在政治上找到了得力的靠山。

(本文原载《淮阴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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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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