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与罗振玉在思想性格上的异同 / 罗继祖

刘鹗与罗振玉在思想性格上的异同 / 罗继祖

《淮安文史资料》第六辑武禧同志撰写的《刘鹗与罗振玉》一文,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刘罗两人交谊莫逆,何以晚年几至避面;

二是刘发配新疆时,罗正在学部,何以不闻罗设法营救。笔者认为刘罗两人关系有点微妙,局外人当然不明真相,产生此等疑问是很自然的。现在我作为了解内情的人来解释一下。

解释之先,应从两人思想和性格谈起。

刘铁云先生思想,大体说来,他和一般读书人不一样,他很看不起“规行矩步”的人,而是放诞不羁,不拘小节。他不愿由科第进身,应试不终场就弃去,先想行医而门可罗雀,又营菸草店,也未赚钱,后来投效河工,著了一本《治河七说》,立了功名,但时命不济,未能破格采用。他信奉周太谷的“泰州教”。这是社会上的一种秘密宗教,有自己的信仰和主张,但当时被目为“邪教”。同治初年其教徒张积中结岩山东黄崖山,为阎敬铭所夷灭,世甚惜之。

先袓雪堂公早受儒书,养亲授徒以外,身体力行,三十岁以后才出游有所经营,其思想和性格与刘先生完全不同。后来所以相见恨晚,设帐其家以及结为亲家,大抵两人能求同存异,而更重要的是“好古”有同癖。刘先生对于碑帖、金石、书画无不笃好,在上海时期与雪堂公相与摩挲玩赏至于穷日,累夕不倦,而更为后人所乐道的是刘先生接受了王懿荣的遗藏辑了《铁云藏龟》,为甲骨文字传世之始。不过刘先生鉴古虽有特识,可是他并没能坐下来作系统的研究。现在有人认为刘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有点不大符合事实。其实开始研究的是孙诒让,雪堂公尚居第二,只是后来居上,成绩超越过孙氏而已。

刘先生髙掌远蹠,遵太谷遗教发誓要养天下人。他创修山西铁路之议正是他弘愿实施之一,以外还要搞多种商业。关于山西铁路,雪堂公在《五十日梦痕录》里有较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去重复。应该说这是刘先生受祸之始,并且事败垂成,而其它商业的营谋可惜也无一成功。雪堂公在上海多年所营办的农报馆、东文学社、《教育世界》杂志社、江苏师范学堂,因独立支柱也历尽艰辛,但大都是稳打稳扎,曾博得刘先生的称赞。入学部也有刘先生和乔树浦两人推荐之力。而刘先生“养人”事业,雪堂公却认为有冒险性,不仅不支持,反而苦谏,刘先生当然不会听从。这充分说明两人思想和性格的分歧。“而翁不听人言,今何世乎?奈何甘蹈危机”,“汝师为我甚至,我岂不自知。”及“晚年几至避面而交谊无他。”这几句话是刘季英(刘鹗之子)姑丈亲口对我讲的,意见分歧而能“交谊无他”,也正说明两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不同,一个苦口进谏,一个坚决不听,当然无法统一起来了,而于平日交谊并无损伤。这是我要解释之一。

刘先生之被发配,出自清廷军机处密旨,当然无法挽回。季英姑丈《关于〈老残游记〉》一文,对此事经过叙述甚详,并且既有前因,兼有后果,当权者袁世凯、世续都和刘先生有夙怨,正好借此泄个人私愤。端方和刘先生并无嫌怨,但不敢抗旨,王瓘和丁宝铨虽然尽力说项,毫无用处。雪堂公早就逆知官场险恶,刘先生的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必难免祸,而自己以亲戚关系更无从置喙,只好在七年之后写《五十日梦痕录》时记上一段,引《庄子》“窃钩窃国”之言为喻以寄慨了。这是我要解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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