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老区教育情况片断回忆 黎民

抗战期间，淮安地处敌、伪、顽包围之中，西边淮安城内为日寇和伪军大本营．南边(渔滨河以南)为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所盘踞，北边涟水城内亦驻有闩寇和伪军．周围土匪多如牛毛，仅东边与我盐阜根据地连接，敌我双方斗争相当激烈。一九四二年初夏，我受盐阜区文教科派遣，任淮安县文教科长，至四五年冬离开淮安去盐阜地委参加整风。在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内，和同志们一道，历尽艰难，为开办淮安老区教育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年深月久，这里仅作片断回忆。
(一)
一九四二午七月，为了发展抗日力量培养新民主主义建设人才，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经盐阜区行政公署批准，在淮安县政府的领导下，淮安县中学于七月十六口筹备就绪並正式招生。招生对象主要是贫雇农子弟。
这所学校的创建，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使也们认识到共产党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帮助他们翻身，而且也在文化上帮助他们翻了身。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轻视文化的宣传。
当时校长是由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心权同志兼的，副校长聘请当地士绅汪渭珍先生担任，还请了汪育材先生(曾任淮安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议长)以及陈越襄、颜逸尘。牟杰人等担任文、史、数学教员。县委派林浩同志(中共党员、女、北京某大学学生)担任生活指导部主任(即相当于过去中学里的训育主任工作)，並兼任政治课。彭震同志为生活指导干事，具体管学生生活及学生思想和组织工作。总务由周树培先生负责。
淮安县中学校址设在苏嘴街上的一个大寺庙里，有教室、礼堂、教员住房、生活指导部办公室及校长、总务办公室等。这在当时条件下，已是很不容易的了。学校还成立了校董会，苏嘴街上一位姓张的(名字记不清了)担任校董会的副主任。张先生积极为修建校舍，帮助解决教师、学生食宿等问题出力，认为把中学设在苏嘴，並请他出来担任主委，是苏嘴街人民的光荣。当时新四军三师二十团团部的驻地也在苏嘴，他们实际对学校起了安全保卫作用。九月份，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不久，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同志到校向全体师生作了“学以致用”的报告，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教与学的目的。
当时淮安县中实行的是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针，实际上就是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学校所用教材，基本都是盐阜行政公署文教处编印的，但仍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语文教材，没有现成课本可用，因此往往选用新华社社论和领导同志的一些文章。记得当时曾用过陈毅同志悼念韩紫石先生的悼词，李一氓同志为八十二烈士写的悼念文章，和中共中央追认邹韬奋先生为中共党员的决定及对他悼念的唁电等文章，有时还用陈毅同志的诗词作教材。
思想教育，主要是进行抗日爱国，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主思想教育；反对封建专制、法西斯独裁和投降卖国教育和阶级分析教育，使学生懂得谁剥削谁、谁养活谁、以及劳动创造财富、创造文化等道理。並结合当时全国和根据地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这些教育主要在平时教材中和对学生讲话中贯彻执行。当时共有学生一百多人，分初一、初二两班。学生中除农民子弟外也有少数地富子弟和干部子弟。学生不缴学费，家庭贫困的，可以申请吃补助粮或由学校供应伙食。学生基本上都是走读，有的学生从一、二十里外徒步赶来上学。因为上中学机会是难得的，所以，学生都很勤奋认真，政治上也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党。学生生活很朴素，能吃苦耐劳。因处于战争环境，师生都吃集体伙食，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保证抗日前线的需要，首先保证部队供养，所以政府每月只能发给每个教师一百多斤小麦(具体数字记不准了)，校长可能多二、三十斤，但没有人有任何怨言，因为同其他同志比较，他们生活待遇还是从优的。他们认为能当上一名中学教师，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重视是很光荣的，所以大家教学、备教、寻找教材都很认真，生活也很愉快。
日寇时刻都在妄想扑灭抗日力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所以总是不断地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党、政、军机关实行精兵简政，文教科暂时撤销，我被调到淮安县中担任校长。当时，学校已由苏嘴转移到北季乡，继续上课。为了缩小目标，学校又分一部分在小孙庄，一部分在后谷，以便学生就近继续到校学习。这时，行署又派来李青山同志来学校任生活指导部主任，兼语文教员；另外还有黄河同志、吴琳问志，虽然学校分散，造成教学上和师生生活的种种网难。但由于大家怀着抗日必胜的信心，仍坚持教学，直至放寒假。
四三年春节过后，中学准备在顺河区汤庄继续开学。日寇突然以大规模步兵和骑兵从涟水城出发，经茭陵镇，首先向国民党地区“扫荡”，而后又回过来在我盐阜地区，包括淮安整个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我军民英勇地展开了反“扫荡”的斗争，仅一个多月，部队即攻克了被敌伪一度占领的钦工镇和顺河集等据点，我淮安县解放区又扩大了。学校在这次“扫荡”与反“扫荡”期间，不得不停课，损失了一些教具。
敌人的大“扫荡”被我粉碎后，中学在渔滨河北岸的一个大村庄复课，师生均纷纷到校。此时，学校又增开了音乐课，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当时，在新解放区，我们曾拜访並邀请了解放前在苏北一带教育界知名人士来我根据地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解放区办学的意见，並欢迎他们出来工作。我记得被邀请的有陈天马、陈海鳌、陈稼秆、阴景曙等人。不久，我们即邀请了陈天马先生但任县中的副校长。此时，行署文教处派来朱泽浦同志任县中校长兼生活指导部主任。副校长是汪渭珍、陈天马。葛龚同志亦担任生活指导部主任。后又从解放区聘请了周诤杰来县中教授数理化课程，每月发给二百八十斤小麦或大米。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这种待遇在解放区是很高的。
四三年那次反大“扫荡”以后，我根据地不断扩大，形势一天天好转，车桥、风谷村敌据点相继撤去，淮安县中又迁至风谷村北面的东城头。此时学校的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等，都比过去大有改进，这个地区可以说是当时淮安县的大后方，可以安心教学了。
(二)
四二年秋，淮安有小学二十八所，发展不平衡，马厂区最少，仅一、二所小学，钦工区、顺河区可能多一些。
主要缺乏教师，不能做到一乡一所完小，一村一所初小。记得当时担任小学校长的有茭陵的相伟庭，高荡的高殿亭，李码的李杰人，北季的季品山，后谷的谷向阳，还有韩选贤、高彦春，陈作籛、王汝祥、程月山、潘某某等。在当时紧张频繁的敌我斗争和艰苦生活中，这些同志出来创办淮安教育事业，是需要有一种可贵的勇气的。
当时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进行抗日、民主、爱国和阶级教育，教材由行署文教处统一编印，学生自己买，但往往印数跟不上需要，困难是很多的。
教室、课桌，都由乡政府同本乡人民自己动手解决，有的利用庙宇，有的自己动手夯土盖房。课桌一般是用砖头、土块砌成矮柱，搁上块木板便成，凳子学生自带。即使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每乡每村仍希望能办小学，培养自己的子女，只要政府同意在哪个乡或哪个村办小学，再有困难，政府和群众都想方设法解决。这说明当时根据地人民是如何迫切需要文化知识!
小学教师生活是艰苦的，每月政府发公粮(小麦)八、九十斤，校长顶多一百斤，外地外乡教师往往是在学生家中缴粮代饭。
教师除担任教学外，还配合和协助乡政府完成各项中心任务，如开展征粮、参军、控诉地主土豪等宣传教育工作，有的教师还直接参加民兵组织。
为了提高在职教师政治、业务水平，每年暑假都要举办一个月小学教师讲习班，并吸收私塾教师参加。学习班的內容主要讲党的各项政策、教学业务，有时请领导同志来做报告。
每年冬季农闲时，都开展冬学运动，由乡政府出面组织，乡长担任乡冬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广大农民进行识字教育。识字课本的内容主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如准备反“扫荡”，拥护共产党、减租减息、搞好农业主产等，以识字为主，在识字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教育。以后又发展为“小先生”运动，即凡识字的，哪怕只识几百字的小学生也可以去教不识字的，以此普及识字运动。
为了发展小学教育，我们曾将一些比较进步的私塾改为民办公助小学。他们教政府规定的课本，受政府领导，同时政府每月补助其几十斤公粮。这种民办公助小学，一般都设有校董会，负责管理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整个小学教育在四三年反大“扫荡”以后，因地区扩大，小学教育有了较大发展。除原有小学恢复外，车桥，蛇峰、季桥、泾口等小学也都纷纷开学上课，整个淮安小学校这时已有四、五十所之多。
当时各区区政府都设有文教区员，专管各区小学教育工作。但由于当时一切都必须为抗战服务，虽然设有专职干部，但往往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配合中心工作中去，顾不上文教工作。其时，文教科也只有科长一人，科员一人，没有对教师的考核鉴定制度和管理学校的规章制度。当时因强调轻装，随时准备敌人“扫荡”，往往是在一个村庄顶多住三、五天便转移。紧张时，一天就得转移。所以，就更谈不上积累资料、建立档案了。
小学教育也是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方针，对学生采取民主管理，强调启发式，反对体罚，有的采用小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方法。
一九四四年冬天，我离开淮安去盐阜地委参加整风，以后工作便由章继成同志接替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城获得第二次解放，组织上决定我担任淮城市教育局长。解放区的教育政策是维持现状，照常上课，中小学教师工作职务不变，薪金照发。因为当时淮城虽然解放，但大军还未过江，淮海战役仍在进行。为了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来归，消除他们思想上由于长期被国民党反共宣传所产生的疑虑，因此我一到任后，立即着手发工资。小学教师每人每月发大米100—120斤，折成货币发放，反映良好，因为国民党长期不发工资了。中学校长发大米220斤，也折成货币发放。
接着，我们召开中小学教师会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希望大家学习鲁迅精神，杜绝反共教育。
两淮解放后，原受骗去吴江芦墟的十八位教师和九十三名学生归来。在此基础上，淮城市成立了两淮市二联中，谭稚成(中共党员)同志任校长并兼教导主任，汪育材先生任副校长。同时，还聘请了当时淮城内几个老大学毕业生到二联中分别任英语、数、理等课程的教学，还请了几位绅士参加教学，以体现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影响待解放区内的知识分子。
由于当时淮城地处前线，中小学虽然复课，但学生入学人数不多，主要原因是家长有顾虑，怕时局不稳定，但教师都纷纷到职。
一九四九年元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四月，我随大军过江，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