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琼侧影

潘际坰(1919—2000),笔名唐琼,著名记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淮安人。祖父潘德舆,字彦辅,号四农,清代诗人、文学评论家,道光年间中举,曾为安徽候补知县,有《养一斋集》。际坰1938年进浙江大学数学系读书,毕业后即在上海《大公报》担任编辑和记者,历任《大公报》翻译、编辑,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评论员,商务印书馆编辑、世界史组组长,香港《大公报》编辑部副主任。著有纪实文学《朝鲜战地散记》、《末代皇帝传奇》、《牛顿》、《慕尼黑阴谋》,散文随笔集《八方集》、《京华小记》、《娱情集》、《快意集》、《唐琼随笔》,译著《美国内幕》等。

北京的老人物

靳飞

在北京只读过唐琼先生的一篇短文,是收入范用《我爱穆源》中的。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颇深,唐琼说在他(指范用)的书斋里坐一坐,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书是分门别类放在书架上的。只要说个书名,如果他有书,立刻就会送到你手里”。从范用文中知道,唐琼是位老记者,又是香港《大公报》的专栏作家。我到东京后,读的第一本即是唐琼著,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版《京华小记》。二百余篇文都极短,却又极精致,唐公以小品文办法写人物专访,我甚至错以为有些文宇是曾发表于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的。

令人叫绝的是他写周汝昌,“我有时破门而入,正逢他沉思,那模样就像古代哲人似的;看到我就在他身旁,他这才惊醒过来,‘嫣’然一笑。是的,这种老夫子型的笑,很诚挚,很美……随即递给我一支并非高级的香烟。我总是回答,我也有,牌子跟你的一样。他一看,又笑了。他喜欢喝茶,茶叶倒是上乘的。他对热水壶里开水的温度很关注。我们坐下来谈什么呢?《红楼梦》不能谈。我们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不谈这个,彼此都无损失。偶尔破例,倒也有趣……”(《周汝昌侧影》)我想,大凡和汝昌先生见过面的人,都会对唐琼为周描的这幅小像竖大拇指吧。

读《京华小记》里这一幅幅为北京的老人物勾勒的惟妙惟肖的小像,引起我对他们的思念——我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恋老情结”?重读《范用素描》,使我想到瘦且矮的范用老先生,行动出奇地敏捷。他是出版家、藏书家,到他家中,顶好不要提书名,否则这话也不要谈了,他会马上起身去找。他说话比走路慢,你在客厅里听到他说的前半句话,后半句则要你伸长耳朵听他在书房里讲。和范用谈天,你必须准备好,他随时会在客厅与书房间跑来跑去——他被车撞成骨折(也有行动过快的缘故)后架起双拐,但这一点也没影响到他的这习惯。你不提书名也不行,他会主动推荐书给你,还是要拿给你看,然后再放回原处。我说,他就是个热情地大开书斋大门的“说书人”。

汝昌先生比唐琼写他时又有所发展,重听得厉害,我开玩笑说,和他谈话无秘密可言。两人讲的悄悄话,上下六层楼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视力也頗糟,一只眼己经失明,另一只要借助两个放大镜才能看东西。我称他“病红楼”(说“红楼病”也行),只要你和他喊话中带出“红”字或“曹”字,他会立即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他的漂亮的白发抖动着,连那双“离休”了的眼睛都变得熠熠放光。

在唐琼笔下,还有他猜想酒醉后“会不会出现‘Gladys汝来前’,或‘以手推Gladys日’的场面”的翻译家杨宪益,有平均17年写一封信的戏剧家孙浩然,有写“梁山昭大义,湘水葬佯狂”的舒芜,等等,等等。我忽然发现,这一组老人物(包括唐琼在内)竟是如此好看。他们活得极具声色而又极具特色,活得那么有力,有理。牛汉近年常提“老生力量”,这真是个特殊而又值得思索的现象。不过,说句伤众的话,想到现今的中年和青年老了以后的亊,又有些泄气。我们彼时能如今日这些老人物这般,老得有如此味道吗?

京华小记

戴文采

北京从前有个作家叫唐琼,一九一九年生。原籍江苏淮阴,他有本《京华小记》是我早年对北京的了解。耐人嚼的豆腐干文章。我年轻时的小说《哲雁》里关于北京的旧事素材,都是从他书里借取,那时根本尚未踏入大陆。唐琼的文风就是标准新闻界出身的风格。《京华小记》是三联出版,唐琼原属中国作协,现在应该早就绝版了。方块文章要犀利真实,但犀利容易不耐嚼,耐嚼是要目光如炬却又做人温厚,内敛英华,智光如剑鞘,却未拔出来,说来倒像三岛由纪夫最忠诚信守的日本武士道。这类真实的风格每天写就会进步,每日记下杂感,一天五六百字,日月风雨无阻,尽最旁征博引,日久必成健笔。唐琼学数学、科学,做吐者,还写过《牛顿》、《慕尼黑阴谋》,我一向认为学文学的写不好豆干方块,太多感性,不如其他专业直击人生。唐琼的文风,初看可能觉得毫不起眼,因为真的是“白开水的味道”。新闻编辑台是个使用文字讲究纯净再纯净的地方,公正是目标,所以新闻圈出白开水文笔。八十年代之前,新闻圈还流行早期章回小说编报派,如抗战时的上海小报,我也拿手。那时我刚从中文系毕业,出道新闻圈,赶上了几天章回小报式标题没落前的尾巴。《京华小址》我读过好多遍,却从来没看哪儿有人提过他,读时相信着他的人品和文章一样,白开水清廉清明,抖掉一身文字的敷设,一点不依赖色泽。写华丽与虚拟小说的创作者,应该常常练习写白开水,如练习用人品证明清廉清正,臧否月旦。

彬彬君子潘际坰

唐振常

谓际坰曰彬彬君子,大约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相交五十四年,虽然参商两地比聚首一堂多,每想起际坰,总是一副彬彬君子状貌,待人接物,礼数周到,从不疾言厉色。尤其有女士在座,他更表现得温文尔雅,言语柔和。不能说他是望之俨然,日常毕竟言语不多,特别是在生人的面前,但一经交谈,其即也温的感觉,会是共同的印象。不见际坰多年,今写此悼文,眼前浮现的印象,依然是彬彬君子,依然是其即也温。

际坰在大学读的是数学系,然醉心文事,一生所为是写作,是新闻出版事业,和他所学有关的专业,也许只是“文革”中很短一个时期,被强行发配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工作,翻译了一些科学书籍,非本愿也。但他却有科学家的谨严和周密,做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这在同事友人中,为数不多。

我和他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时间相近。我的工作单纯,不外于编辑、记者。际坰做编辑,其性质则极复杂。他是个样样管而门门通的编辑。抗战胜利以后的上海大公报,保持传统特色,每周七次,有七个不同的专刊。门类不同,科别互异,稿件内容自然更是各不相关。专刊主编均是馆外专家学者,现在能记忆的,如周太玄主编《现代思潮》,洪深主编《戏剧与电影》,靳以主编《文艺》,陈伯吹主编《儿童文学》,戈绍龙主编《医药与卫生》等。抗战以前由胡适主编的《史学》专刊,此时似未再办。其中,除了李纯青是由社评委员兼主编《时代青年》,其余专刊均由际坰一人总管,馆外主编只是把每期的稿件交给际坰,由他校订,编辑,拼版。此事至繁,稿子或多或少,未必恰好装满一个版面;而今天戏剧,明天文学,过一天易之为学术,再一天变成了医药专门之事,际坰真成了百科全书派,或竟是杂家而须门门通了。一般编辑,除编辑专业外,总企求通解所编刊物性质的业务,上举诸多专刊门类复杂,求其皆通,诚难诚难。依常理,一般人恐怕是不愿做这个大编辑的。而际坰于此,怡然以处,应付裕如,从无怨言。还有余暇为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帮忙。这恐怕和他兴趣广泛,学不偏执有关。他那时上班下班,总挟着一个大皮包。几个刊物的稿件,包容万端,非挟大皮包不可。

我和他在1948年底先后至香港大公报度过一段生活之后,于1949年6月初同船返回上海大公报,我的工作内容无大变化,际坰则大变了,离其所热衷的文事远了。他担任了上海大公报的副经理。经理是费彝民兼任,费公常年在港馆,所谓副经理,实际即经理。我不知道际坰对于他的新职作何想法,在任期间有何新猷。因为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我有一段时间做夜班,除了开会,和际坰更少见面。际坰虽然改业经理(报社有人就称他为“潘经理”,这可不是《日出》中那个潘经理,际坰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依然不忘文事。他在这段时期,写过一些什么,今已忘。但有一小稿惹起他不高兴,却还记得。其时鼓吹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上海大公报在第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中国的世界第一”,宣传历史上中国的发明创造。此事由王芸生先生倡议,稿件取舍亦由芸老决定。用心虽好,然不免于夸诞,事后看来,有些项目与事实并不相符。稿件基本由报社同人写作,间有外稿。际坰本习自然科学,自然地,他在此栏写稿较多。一次,他写了一篇稿子,芸老未采。际坰不高兴了,他写了一封短信给芸老,信谓“拙稿蒙剔除,甚感”。这个“甚感”,当然是反其义而用之。此本小事,他也不会记在心上的。芸老出示际坰此信,也是出以轻松,说是“我把际坰给得罪了”。这是几年间我所见际坰唯一一次形诸于词的不快之事。

1953年初,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天津大公报,际坰是留守到最后的一个人,且继之任天津大公报上海办事处主任,率记者数人,依然在南京路212号大公报经理部旧址办公。大约一年多以后,才迁往有名的劝工大楼。际坰此时也北上,与朱启平同组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前月,庆祝大公报九十八周年,香港大公报与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上海大公报的遗迹,邀我到南京路212号旧址现身说法一番。其地现为一家银楼,外观依旧,人事全非。1949年,象征文人论政办报时代的结束,大公报同人也以自己的手参与了这个推墙的工作,宁不慨乎!我在门外仰视二楼临窗一室,即是际坰在上海最后的办公室,却不知其时际坰已因肝癌住进了北京的医院,至本月6日,即长逝矣。

际坰“文革”前在北京一段时期,极为活跃,写作也很旺盛,写了许多名篇巨制,我所知不详,但对他写的溥仪的长篇访问,则印象极深。居京时期,他还积累了大量素材,以至于以后在香港能随手运用,写成佳作。

“文革”后他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大公园。性质专一,非是过去的五花八门,难熔一炉,际坰编写并举,大展才华,把这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大受欢迎。巴金的《随想录》就是他促成而在大公园连载发表的,一稿惊全国,泰山北斗,人共仰焉。他自己写的《京华烟云》专栏则以生花妙笔尽写京中事,闲闲着笔,而波澜宛然。他邀约我写过一些稿件,我亦以为他写稿为乐事。他依然是谨严、认真,稿刊不数日,即得寄来的剪报和稿费,每次必附短信数行。那时是用所谓外汇券以作通行之币的,在专卖商店能购市场短缺商品。

至他退休赴美前,我每赴港,旧雨相聚,举杯谈旧事,甚以为乐。际坰说话较前为多,仍然是温文尔雅,不作慷慨激烈之词。他的夫人逝世前,酒席筵前,每呼我为二爷。而际坰则急以言词阻止,且在事后告我:“我已经对她说了,不要再开玩笑。”其实,我倒喜欢这种不见外的戏称。戏称的始作俑者原是际坰,他不知因何而如此戏称,以后也不知因何而以为我不喜此称。可见际坰对小事亦一丝不苟。

际坰去美后,虽常往来港京,我们再未见面。1997年我访港 ,得知际坰将来,欣然以待。一日得他电话,约我夫妇吃饭。是我记错了时间,加以堵车,让他在饭馆空等了一场。翌日,我就返上海了。知道他在美很寂寞,我更歉然。去年,际坰专程来上海探望巴金,其时我在港,看了报纸对他沪行的长篇记载,总以为谋面尚有期,却不料竟尔长行。哀哉!是为悼。

© 版权声明
THE END
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点赞0
分享
评论 抢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