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淮安在全国的地位考略 淮水安澜·陈凤雏

秦末汉初,淮安境内曾设置淮阴侯、射阳侯、东阳侯、盱眙侯等侯国,并出现韩信、陈婴、枚乘等一批杰出人物,这是淮安在中华文明史上初次登台亮相。然这段时间过于短暂,此后直至东汉末年,淮安长时间的默默无闻。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南北分裂,淮河成为群雄和南北政权之间天然的分界线,位于淮河、运河交汇处的山阳,位于淮河、泗水交汇处的淮阴,位于淮河和汝颍诸河交汇处的盱眙,其军事地位凸显,先后升格为郡、镇。广陵郡治亦曾迁至淮安。南方政权视淮安为都城的北门,往往派都督将军亲自镇守,淮安境内发生多次大规模的战事,淮安之战往往决定一代王朝的兴起或消亡。战争虽给淮安带来严重的灾难,但破坏快,建设也快,北方人民大量向淮安集聚,洪泽湖和白马湖周边沃壤的开发,都为淮安由军事重镇向经济都市转变准备了条件。淮安于此时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确立自己的地位。


○ 唐代被列入十大紧州


隋唐时期,淮安开始走向辉煌。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即设总管镇楚州。唐开元中,定天下州府为“四辅、六雄、十望、十紧”,“四辅”为京城四面之州郡,其余的雄州、望州、紧州的遴选都以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作依据,楚州被列入十大紧州之一[1]。盛唐以后,紧州名录虽经数次调整,但楚州始终包括在内。紧、望、雄、辅及京城总计31名(不包括大都督府及边境都护府)。如果我们要给当时的楚州排个名次,综合各方面因素,当列全国30名之前[2]。


其时,山阳县亦升为望县,全国计1573个县,列望县的仅85个。


唐代楚州的繁盛,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隋炀帝开通京(长安)杭运河,运河在淮安入淮,使淮安成为漕运要津。虽然唐中叶以前,朝廷对南方的漕粮和贡赋依赖性不大,但自天宝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漕运量日益加大,岁运江淮米增至120万斛,在运河沿线重要州郡设转搬仓,凡江淮运米暂储此仓,楚州即设转搬仓于城北。另外,运河的便利,也为楚州的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越商胡贾及日本、朝鲜商人,也常到楚州和泗州经营,新罗人在楚州经营煤炭和水上运输业,楚州和涟水均设新罗坊;二是楚州的盐业兴盛,“唐盐课四十五万石”[3],涟水和盐城所产盐,都在楚州集散,所谓“擅利巨海,用致沃饶”,朝廷在楚州设有盐监;三是唐帝国重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这对位于淮河入海口的楚州港尤其显得重要,不对外开放,楚州的交通优势地位无法凸显,一旦开放,楚州港就和长江口、珠江口、钱塘江口的城市一样,展开了飞翔的翅膀。著名的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遣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他还记述了朝廷在楚州设有接待外国使臣的驿馆和接待官员,并记载了新罗人在楚州的活动、唐室对新罗人的管理及楚州的风土人情等。又,唐室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到东南亚等地的南线,还是到东北亚的北线,都要在楚州中转。四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诗有句云:“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白居易《早发楚城驿》诗有句云:“荷塘翻露气,稻垅泻泉声”,两诗均反映了楚州田园风光。楚州水产品也很丰富,淮白鱼其时已很著名,有司欲列为贡品,地方官因贡品害民遂力阻不行;手工业以纺织、造酒为主,《唐书·地理志》载,楚州贡赀布、纻布,后又有孔雀布的生产。酿酒业多集中在城东樱桃园一带,其地有刘伶台,杜康桥,供奉酒圣、酒仙。


由于楚州地理位置重要,朝廷多派重臣任楚州刺史,著名的有宋璟、李泌、李听等,后来均位至宰相、国公。唐代著名诗人吉中孚、赵嘏均出 生于淮安,唐诗人李白、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崔国辅等都游览过淮安,留下了大批的诗作,尤其是白居易诗作有9首之多,其中《赠楚州郭使君》起句云“淮水东南第一州”,对淮安的城市作了客观的定位,从此成为评价淮安的经典名言。


○ 北宋为全国设市易务的22个城市之一


到了北宋,淮安的经济进一步繁荣,首先是得益于漕运。因宋王朝经济更加依赖南方支撑,漕运量比唐代大幅度增加,大中祥符初,经楚州的漕米运输高达700万石,另有菽100万石[4],约是唐代的6~7倍(后额定岁漕600万石),宋建都 开封,即为迁就江淮漕运。当时漕运线路有两个节点,一为真州(今仪征市一带),是荆湖、江南、两浙漕粮集中由长江入运河的港口,淮南江浙荆湖发运使(相当于后来的漕运总督)驻真州;一为楚州,漕船在楚州北神堰由运入淮。13世纪以前,运河流向是由南向北,一路挟诸湖之水入淮出海,故运高淮低,入淮口水势浩大,“堰度舟,岁多坏”。宋初,曾以淮南转运使乔维岳权知楚州,以保漕运。景祐三年(1036),朝廷“诏知真、楚州自今并兼管勾催遣纲运事”[5],当时发运使(漕督)在楚州设有行署,以淮南转运副使常驻淮安。常驻北神堰为漕运服务的士兵计有五~七万余人,后“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闸成功”,“以时启闭,漕舟果便,岁省堰卒十余万”[6]。楚州堰卒遂减至2万人左右。元丰七年(1084)后,副使只于真州本司连书发遣,遇春运拥并,即轮一员至扬、楚、泗州,以来提举催促“[7]。


漕运的发展带动了水利、仓储、造船各项事业的发展。


水利  主要工程有开故沙河、龟山运河、遇明河、通涟河,修水闸,疏浚河道等。


仓储  元丰三年,徙扬州废仓300余间置泗州,约储谷百万石。加上泗州原有南北二仓,计可储谷250万石。时真州、楚州均设转搬仓。


造船  元丰三年,诏真、楚州各造浅底船百艘,团为十纲,入汴河行运。淮安漕船厂当建于彼时。


黄山谷甥洪炎在楚州写诗咏运河云:“凿渠而漕,首淮江尾,舳舻岢峨,连樯千里,青雀翩翩,彩虹嶷嶷”[8]反映了当时漕运盛况。


漕运的发展也带来商业的繁荣。熙宁六年(1073),朝廷同时批准在杭州、楚州设市易务[9],市易务只在“边境和重要城市”设立,其任务是估定物价,收购市场滞销货物,待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借贷官钱及赊售货物给商贩,采购政府部门所需的物资。元符三年更名为平准务。市易务设提举和监务等官,负责管理、监督及收税。以后,市易务虽或裁或设,但楚州的商业则经久不衰,各地的货物由江入运、由海入淮集中到淮安。市易务为王安石推行新政所设[10]。七年,“提举楚州市易司蒋之奇奏景彰(监楚州市易务、著作佐郎王景彰)违法籴买商人的物货”,“又勒商贩不得往他郡”等造假、垄断行为,王被停官降职处分[11]。这反映了新法的弊端。


期间,淮安的盐业仍然兴盛,仅涟水海口场,平均年销盐11.5万余石。然由于管理不善,奸吏侵贪,常使盐业生产受到破坏,大中祥符五年(1012)4月,通、泰、楚州盐亭积欠丁额盐计14万石,有诏除免。天圣六年(1028)复诏“除通、泰、楚三州盐户宿负,官助其器用,盐入优与值,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熙宁三年(1070),规定涟水军等处课利仓场(盐场)官员由朝廷选拔任命。元祐年间,由于盐产大量积压,“诸路减价卖盐数多”,朝廷增加食盐储存量,情况有所改变[12]。


其时,楚州的酿酒业也得到发展,开始酿制曲酒,当时酒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乡镇都有酒户。“天禧初,小酒户被下令停废”,此后酿酒业主要被一些大户控制,并受到税收政策的保护”。除酿酒外,“丝麻纺织业亦较发达,生产的绢、绫、苎布和孔雀布还作为贡斌,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额。元丰年间,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贡绢10匹[13]。


为保护漕运,朝廷加强了对运河的治理,淮安的农田水利亦连带得到发展,农业生产除特大水、旱年份外,一般都有相应的保障。元祐六年(1911),苏轼称“访闻扬、楚之间谷熟米贱”。七年又称“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14]。苏轼过泗上诗云:“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反映了淮上人家的丰足。然此时淮安农民忧患亦多,感叹“丰年不如荒年”,丰年朝廷则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有求死不得者”。另外,谷贱伤农,亦往往给淮安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因素。当然,这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积弊,举世皆然,并非淮安如此。


淮安当时的对外交通依然具有优势,楚州高丽馆已成为当地名胜,张耒回淮时即与人宴会其中。


楚州城的人口,元祐间有3万户,(苏轼赠徐积诗:“楚州三万户”)。3万户约10万人,这还不算漕军和商人等大批流动人口。这在北宋时并非小数字。


据方志载,楚州城中高楼池馆林立,著名的有何家楼、筹边楼、东园楼、南楼、北轩、西阁(苏轼为之起名曰“仰公”)、东亭、寄亭、望淮亭、瑶真馆、栖凤堂、华衮堂、杨氏园、高丽馆及太平兴国观等。苏轼、张耒、黄庭坚、米芾等人在淮安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


北宋时楚州仍列为十大紧州之一(真州列为上州,次于楚州),其地位应比唐代有所上升,特别是楚州市易务的设立,在全国尚属首批,比其他地方约早二年。所设之地除边境外,都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方,全国计22处[15],已知有汴京、杭州、楚州、广州、成都、蘷州、黔州、秦州、大名、惠州、凤翔、真定、扬州、永兴、安肃军、瀛州等城市,此事反映了楚州当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要搞一个全国城市排名,我想应可列在20名左右。


○ 南宋的边关重镇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宋金以淮河为界,楚州成了南宋的边关重镇。绍兴五年(1135),韩世宗以京东、淮东路宣抚制置使兼河北诸路招讨使置司镇楚州。后淮南东路镇抚、都统、制置、安抚及转运五司长期开府山阳,并设楚州团练使、兵马钤辖、兵马都监等武官,楚州成了南宋王朝抗金前哨,“郡居江北既严护于近畿,路出山东更扫清于小丑,兵卫森罗既作淮壖之重镇,舟师毕集又居海道之要冲”[16]。宋金在楚州发生过多次战争,楚州保卫战往往解除了南宋朝廷的危机。


此时楚州的漕、盐、商利大部丧失,再加长期战乱,风光迥异昔日。然当宋金暂时和平共建期间,淮安生机尚时时呈现,表现在为官署及战争、国防服务的各项行业兴起,朝廷在山阳县谢家设税场。遇到丰年,淮安大米乃有运至浙江销售者。淮阴县成为朝廷接待北使的口岸,建有驿馆。特别是与楚州相邻的盱眙,朝廷于绍兴十二年(1142)置榷场,和金国进行边境贸易,派官员管理并收税,南宋许多商人都运货来此交易,盱眙街市货如山积,品种繁多,乃至盱眙人不知道当地有买不到的商品。据时人笔记称,每年榷场的税收,除支付贡金国的银两外,尚剩余半数。同时,盱眙设有岁币库,贮存每年输往全国的银绢。金国亦在盱城淮河对岸的泗州设有榷场,年收税5.34万贯。盱眙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繁荣。


○ 元代马可·波罗笔下的“甚大城市”


元代黄河夺淮,给淮安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又,朝廷发展海运,岁漕300~350万石,给淮安的漕运业又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然淮安路依然被列为紧州,政府在淮安境大力发展屯田,先后建有洪泽万户府、安东万户府,清口黄河万户府等。沂郯万户府官署亦设在淮城,即明清淮安府衙内。淮安屯田户数最高达19909户,屯田亩数达40377666亩(山阳县、安东州、泗州、海宁州),为全国之最,约为位列第二的大都路之3倍[17]。后朝廷将淮安路改为淮安府路,以淮南江北行省参政、枢密院都事、淮东道副使等兼任淮安军政长官。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所著《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了“淮安州城”,称其“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众,并在黄色大河之上”,“此城为府治所在,故有货物甚众,辐辏于此”,“有不少城市运货来此,由此运往不少城市,惟意所欲”。“应知此城制盐甚多,供给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收入之额甚巨”,根据波罗所记,当时淮安的商业、盐业及交通运输依然很兴旺,从屯田看来,似乎最初黄河夺淮时给淮安农业的危害还不甚巨。


○ 明清时期的“运河之都”


明清时期,淮安府城上升为全国前十名的大都市。淮安城市地位的确定,已不靠京、畿、雄、望、紧州的排列和其他资料作推测,因其时已有人开始对城市进行排名。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一位作者列了一份全国最大城市的清单,清单上所列城市排序如下: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东(州)、福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征)、芜湖、景德镇[18]。根据此表,淮安城名列第九。到清代康熙三年(1644),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时,旅行日志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19]。清嘉道年间,《清朝野史大观》(卷七)载文称:“清江浦为南北孔道,当乾隆嘉庆时,河工极盛;距二十里为湖嘴,乃淮北盐商聚集之地;再五里为淮城,乃漕船必经之所。故河漕盐三途骈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宴讌之乐,除广东(州)、汉口外,虽吴门亦不逮矣!”这虽然是私人笔记,然有一定的可靠性,据作者以为,其时淮安在全国的排列仅次于北京、广州、汉口,超过了苏州,因此,我们亦可据此推定,当时淮安在全国的排名又当前靠,约在第五名左右。


今人研究明清时期淮安城(包括乾隆二十六年划给清河县的清江浦镇,其实即今淮安市区的建成区范围)的五大经济支柱为:漕、盐、榷、河、驿,并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程度。


漕即漕运,这是淮安经济最强大的动力和辐射源。由于黄河夺泗、夺淮的缘故,增加了漕舟由运河入淮(黄)的难度和航行的风险,故从明初开始,朝廷将督理漕运的重任,交给镇守淮安的武官。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专命平江伯陈瑄驻守淮安督理漕运,并在淮安设立漕运镇守总兵府。景泰二年(1451),复设总漕部院于淮安,总漕兼巡抚淮、扬、庐三府(后增加凤阳府)和徐、和二州(后增加滁州),又称漕抚,漕抚与漕运总兵合称文武二院。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文武二院合二为一,由漕抚兼管漕军,改称漕督。下辖江北水陆13营39卫所,其中在府境为7营。为了配合漕运,朝廷复在淮安设刑部分司,以审理漕运中的不法行为及漕军与沿岸地方的纠纷,当时规定与漕运有关案件都必须到淮安审理,所在地方不得插手,只能移交;又设工部分司,主管造船,在板闸至清江浦设立大型漕船厂;设户部分司,主管漕仓;后又在板闸设淮关,征收市肆门摊费及船钞。淮安城自此官署林立,“官省吏舍,冠盖相望”。漕督在淮城西门外设盘粮厅,所有漕船(包括回空载货船)都经盘查后,才得放行,往往滞留多日。漕运人员在淮安的消费,又大大促进当地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清初,漕督一度时间兼凤阳巡抚,淮安实际上成了苏北和皖北的省会。下设海道、淮海道、淮扬道及漕储道并河标兵。当时淮城“市宅竞绸画,被服穷纤绮”[20],人口越来越多,三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道光十年,山阳县有54.35万丁[21],比1丁比2.5口算,亦有135万人。有关漕运盛况,研究的文章很多,本文只举其大略。


盐即盐运。明代正德十年(1515)建淮安坝批验引盐所于河北,隶两淮都转运盐使,“据十场津要”。时淮北盐运分司设于安东,淮北盐商均萃居于河下及河北,年分销钢盐额15万多引,每引约200斤。府属海、赣、盐、阜、安等地场灶所产盐,均由盐河运至河下集散,行销地一如元代,达40余州县。明《正德淮安府志》称湖嘴(即河下):“鬻盐、榷关,商贾辐辏,转轮阜通,衣被宇内”,又邱濬诗:“十里朱骑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此诗既反映了河下当时的盛况,也含蓄的说明了当时淮安城正在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上最繁华的都市。


清代,淮北盐运分司及淮北盐总商均驻河下,河下进入最繁盛的时期,甚至超过郡城,清人吴锡麒在乾隆五十八年称之为“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他镇”,与此同时,与河下仅隔一条盐河的河北镇,亦因盐利,成为“郡北屏藩”。该镇有东里和西里,“相距几二十里”。“盐官所在,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其实,这句话还有所保留,因为在纲盐改票后,河北失业的盐业打包工人就达万人,聚众请愿,几被官府作为叛乱镇压。)当时的河下,高堂广厦,林池骈立,有各种私家园林近百处,可与洛下媲美。房屋“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糍为计,以为百年计”[22]。


康熙乾隆年间,盐引数未见变化,但每引重量递加至688斤,两淮盐商年缴纳引价银共35.25万两,余课银计60万两,合计95万余两。此后,由于商人偷机使诈,盐利逐渐“归公者少,归商者多”,道光十年(1830),淮北纲盐积欠至5700万之多,遂有“纲盐改票”之议。


道光十一年,纲盐改票后,原设于山阳河下的淮北盐栈改设于清河西坝,依附盐业为生的人口也纷纷迁往西坝,西坝遂迅速扩展,“闾阎相接,日以浩繁,土著赁地以居货,游客结屋而招商”“其客多辇金腰玉,豪贵间游”,“三月行数十万引”,“食力于其间者统计殆万余口”,“其时,受豢养于盐商之巡缉队,共弁目兵丁,其数亦不下千人”[23]。总体来说,西坝盐业虽不能与河下相比,但从河下迁至西坝,其盐利仍在今淮安市区转移。


榷即榷关。明永乐十六年(1416)在板闸设户部钞关,同时设工部抽分厂驻清江浦。宣德四年(1429),榷关止收船钞,“量其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当时,全国的商业渐渐集中在长江下游与运河两岸的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江苏安徽全境)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见钱穆《国史大纲》)。据此计算,明代淮关所榷商税,约占全国商税总额的二十五分之一左右,可以称为“天下第一关”。难怪至清代,满人争做淮关监督,朝廷额定满汉官员各一,以满人为主。清乾隆年间,淮关(含所属海关、宿关)统计正额银25.43万两,道光间,岁征正额银及盈余银36.43万两。其实淮关岁盈余银要比上缴的多得多,据清人笔记,同治年间,满人穆克登布多方营谋关督之职,任职4年间,捞取私蓄有30万两之多[24]。其时,板闸民间有言,“一任关官,三代不穷”。一首《淮阴竹枝词》称“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复还”。此词反映了当地人附食淮关的情况。咸丰、同治间,朝廷多次以淮关银拨充军饷,咸丰六年(1856),一次就拨淮关银20万两给江南粮台备饷。淮关对于地方建设亦有所裨益,修路造桥,兴办义学,建造园亭寺庙,著名的码头灵济祠、清江慈云寺、板闸爱莲亭都是淮关出资兴建的。淮关于民国16年始裁撤。


河即河工。明代为了保护运河漕船畅通,总河官员在淮安设有行署,入清后总河多驻清江浦。综合治理黄、淮、运河及洪泽湖。当然漕运官员也参与其事,如陈瑄开清江浦河即是一例。清康熙皇帝把“漕运”、“河工”与“三藩”合称三大政,可见河工在当时朝廷心目中的重要性。清初在淮、黄、运河险段设有河兵营,负责修防保卫。清雍正七年(1729)设江南河道总督于清江浦,下辖淮扬道。淮海道、淮徐道及河库道等,又在各要地设24厅。立河标兵24营,分汛把守。朝廷每年发给南河(即江南河道署)维修银450万两,若遇决口,再增拨银两,最多时一次拨上千万两。应该说,朝廷对治河是舍得花钱的。但所发银两,据清人一致看法,只有十分之二三用在河道治理上,清江浦成了清王朝最大的财政漏斗。晚清思想家薛福成称,河工银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的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抹煞河官们的功绩,毕竟数百年间,漕运是通畅的,淮扬里下河的人民,也只有少数几年“几成鱼鳖”,多数年份还是安全的。有几位河道总督,治水成就及为官清廉方面至今为人称道,他们对淮安城市,特别是清江浦的城市建设亦颇多贡献。清江浦在明代时,虽处于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要地,并设有工部造船厂及户部常盈仓、抽分厂,但总体来看,并不很发达。明文征明《夜宿清江浦》诗云:“清江闸畔水纵横,回首南来十二程。书寄故乡何日到,寒兼羁思一时 生。月明村店人烟少,风递严城鼓角明(鸣),物色扰愁诗更苦,怪来春梦不能成”[25]。又近年在水门桥南尚发现明代墓葬。这都说明,当时清江浦繁华地段,只集中在少数交通要地。然至清代乾嘉期间,清江浦已是“两岸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据资料记载,当时清江浦及相邻的运河沿线,聚集有54万人之多,“五方杂处,百货山列”。山阳人黄钧宰的笔记中称,“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门”,“一日之内,不知其几千百家也”。这都得益于河工。这也为以后淮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移,打下了基础。


驿即驿传,实际是指交通地位,淮安为南北通衢,南方人进京都要由江入运,在清江浦下船乘车北去,以规避黄河风险及运河漕运时禁止客船通行的困难。北方人亦到清江浦登船前往江浙或湖广。当时淮安设有淮阴驿、清江驿、金城驿、山阳驿等,均为一等极冲,王营镇有众多的骡车店,往北方“日发千车”;河下则设有大批快船,由人雇用南行,厉 鹗诗《淮城使风暮抵扬州》云:“三百里程消一日,芦花吹雪到邗沟”。


河、漕、盐、榷、驿给淮安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吸聚了大量流动人口,萧文业文章称“从板闸至清江浦,民人大半在官”,“在官”即吃公家饭。河、漕、盐、榷、驿,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往来流动人口的消费,河工和造船需要大量的材料,这都为淮人和来淮经营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商机。嘉庆年间,淮城有首名谣,称“南城方,北城汪,中间隔个陶木桩”[26],这方、汪二户都是经营水利材料的大户,陶木桩本为市井无赖,偷机木材生意发财,遂与方、汪并列。


明清时期淮安的工业、手工业,主要为酿酒造曲,制造仿古鎏金铜器、制鼓及造船等。淮安造曲,年用大麦20万石,产品主要供京城造酒,明漕运总督曾上书朝廷,建议停止生产,朝廷未允;造船主要为漕运服务,清江督造船厂有4大厂82分厂,共有工人6000名,明弘治三年(1490)至嘉靖十三年(1534)共造船2.95万艘,平均年产670艘。仿古鎏金铜器有仙鹤、鼎炉等,明人称“几可乱真”。淮安鼓“紧绷密钉,晴雨同声”,被朝廷确定为衙门登闻鼓[27]。这些产品,反映了淮安劳动人民手工技艺的高超。淮安酿酒,明代有著名的珍珠酒、苦蒿酒,清嘉庆年间有淮安延寿酒、山阳陈坛酒、清河双辣酒,传承了淮安酒乡的盛名。其时,适应当地人和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官员和商人的享受,全国驰名的淮扬菜亦在淮安诞生并发展。


淮安的农业,只能说在艰难中维持生产。乾嘉时期,山阳农民对人甚至耻称自己仍以务农为业,这反映了淮安鼎盛时期,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及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地位的下降。


综上所述,淮安是漕运总督驻节之地,而漕运在运河运输中占最大的比重。淮安是运河,也是天下第一税关——淮关的所在地,税收量在全国举足轻重。淮安为两淮盐区特别是淮北盐的集散地,“天下盐利淮为大”。淮安是运河、淮河、黄河及长江的水利中心,江南河道总督的驻地。淮安为全国最大的商埠,徽、闽、浙、晋、湖广及江苏各主要商埠的商人都在淮安建有会馆。淮安为运河的交通枢纽,客货运输通达江、淮、黄、运沿岸各地,清江浦且是南船北马换乘之地。淮安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运河文化的代表,中国最早的运河(邗沟)即在淮安与扬州之间开凿。因此,我们断定,“运河之都”非淮安莫属。


其实就今天的淮安来说,在运河沿线仍占至关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京杭运河的苏北运河段,是当今整个运河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运河50%以上的运输量集中于此,而淮安又处于苏北运河的中心,建有淮安、淮阴两座三线船闸和南水北调枢纽工程,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之水上立交工程为全国仅见。淮安还建有主跨为亚洲第一的徐盐高速公路运河特大桥和跨运河、盐河、淮沭河等五河,桥面为全国最宽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淮安五河口大桥。


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各种原因,淮安的漕、盐、榷、河、驿等优势相继消失,经济暂时走入低谷。今天的淮安人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奋起直追,为创造新的辉煌而努力,我们期盼,有朝一日,淮安会重现“壮丽东南第一州”的雄姿。


注释:
[1] 见唐《通典·职官》和《新唐书·地理志》。
[2] 见《江苏通志稿·大事记》:“兴元三年十二月……楚州山阳升望县”。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八章:“时望县八十五,南方只有二十县”。
[3] 南宋《新编方舆胜览·土产》引唐《郡县志》云。
[4] 见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八章有关漕运的资料。
[5]、[6]、[7] 均见《江苏通志稿·大事记》之《宋(一)》部分。
[8] 《续纂山阳县志·杂志》。
[9] 《江苏通志稿·大事记》:“(熙宁)六年正月大丁卯,在京市易务勾当公事孙迪同两浙、淮南东路转运司制置杭州、楚州市易务利害以闻”。
[10] 见1999年《辞海》缩印本424页《市易司》、《市易法》两条目。
[11] 见《宋史·食货志》。
[12]、[14] 上述资料均引自《江苏通志稿·大事记》之《宋(二)部分》。
[13] 引自《淮阴市志·史略》。
[15] 1999年《辞海》缩印本424页《市易法》条。
[16] 宋《新编方舆胜览·四六》。
[17] 《中华文史论丛》(1983.4)王颋:《元代屯田考》。
[18]、[19] 美·黄宇仁《明代的漕运》。
[20]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风俗》。
[21]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民赋》。
[22] 王光伯:《山阳河下志》。
[23]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乡镇》。
[24]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满员贪鄙》。
[25] 清阮元著《石渠随笔》卷五。载《笔记小说大观》,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26] 清慵讷居士《咫闻录》卷六。(同上)
[27]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作者简介:
陈凤雏,原淮安市志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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