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县发行“流通券”的前前后后 / 王健夫

淮安县发行“流通券”的前前后后 / 王健夫

1940年3月，黄相忱接任淮安县长时，正处在县财政收入拮据之际。前任县长黄晋珩就是因县城于上年2月间沦陷后，财政收入陡然减少，对县属各机关，学校、警察、保安队等的经费无法支付而提出辞职的。黄相忱鉴于当时所处的困境，故于1940年夏，召开县政会议时，提议在原定的田赋征额标准上，附加县保安经费百分之二十，借以应付各部门的经费支出。

1940年秋，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从后方重庆按期用飞机运来的“法币”，也是当时江苏省政府赖以维持现状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面值大（面额为五十元和一百元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等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人们在市场上买卖物品，找零发生困难。有的商店，为了方便顾客，只好用小额日常生活用品，或者用政府发行的印花税票及邮票作为找零之用。这些税票、邮票几经展转，污损残缺，不能继续使用，使人民蒙受无形的损失，因之产生不少怨言。

这时，黄相忱看到市面上缺少小额辅币，非但民间交易发生困难，就是政府在征收各种税款时，也因此无法找零。于是呈请江苏省政府，由淮安县政府发行面额为壹角、两角、伍角的“流通券”三种，每种面额各发行五万元，共计拾伍万元，以适应市面上的流通需要。发行这些流通券，即以省政府拨交淮安县政府购买积谷粮的代价法币拾伍万元作为保证金。这时，原任江苏省政府财政厅长李寿雍（盐城县人）已辞职，新任财政厅长关吉玉，滞留重庆没有来江苏接任，黄相忱趁这个空隙，亲自写信给省政府秘书长马汉波（镇邦，淮安西乡人），使此项呈请获得批准。

承印这批流通券的印刷所主人，是原在淮阴草市口开设松筠室纸店的程焕文。他早在淮阴被日寇占领前，已把印刷机搬运到淮安县东乡车桥镇前面的陈家舍。1938年黄相忱在淮阴任陆军第八十九军军官训练班总务组组长时，曾和程焕文相识。后来黄相忱到淮安当县长，程焕文就到淮安东南乡金吾庄（县政府所在地）去谒见黄相忱，并且承接1940年度田赋税票的印刷业务。

江苏省政府批准发行流通券的公文下达后，黄相忱即吩咐程焕文到上海去请人绘图、制版，购买应用的油墨、纸张和号码机等。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程焕文通过宝应城内伪军的协助（也是黄相忱和伪军二十八师师长潘干丞秘密联系的），顺利地把一切应厢的物资器材运到了淮安县境内，赶紧在陈家舍筹备开印。

原计划是印伍角面额的十万张，两角面额的二十五万张，壹角面额的五十万张，共为十五万元。后来经程焕文与黄相忱共同研究，认为纸张代价太贵，印小额的张数太多不合算。因此，他们改变了原计划，把伍角面额的印五十万张，壹角面额的印十万张，两角面额的仍印二十五万张，合计三十一万元。这样，总面值就比原计划超出了十六万元。

流通券印制完成后，应送县会计主任魏诗典验收。这位会计主任也是老于世故的人，他派一位助理员到印刷所去粗略地看了一下，就算是验收了。结果，由程焕文出面送给他一份厚札。

1940年秋，新稻刚上市的时候，黄相忱便嘱咐田赋主任陈汝勋（字幼斋，淮安人）、契税主任章荣伯委托曹甸、蚂蚁甸等地的粮行，用刚刚印就的流通券收购省政府委办的积谷粮。卖粮人可以用流通券到政府去缴纳田赋和其它税款。同时又通知车桥、曹甸，蚂蚁甸等处的大商店，不得拒绝使用流通券。他们积有成数后，可到县政府兑换大面额的法币等值流通，也就乐于使用了。

淮安县政府发行的流通券数目，对上呈报是总额拾伍万元，实际发行总额是叁拾壹万元，这溢出的拾陆万元，黄相忱除了用于各方面的应酬之外，还剩余八、九万元。恰巧这时他父亲从睢宁县来探望儿子，带回去两万元，其余的由赵玉田（淮安人，黄相忱的亲信侍从）陪他老婆陈惠贞到上海去治疗妇女病，来回两次，便完全挥霍光了。

这三十一万元的流通券，一直在淮安东南乡百里范围内“流通”持续到一九四三年春，随着国民党江苏省政权的消失，它也随之成为群众手中的一张废纸，直接蒙受经济损失的还是广大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