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战报》 / 汪养吾口述 汪性颖整理

我所知道的《战报》 / 汪养吾口述 汪性颖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两淮一带,前后有四五年时间,一种名为《战报》的报纸,在社会上相当畅销。当时,我担任该报的战地记者兼地方新闻版编辑和两淮前线交通站主任,并因此在淮东乡沦陷时曾遭受日寇酷刑,以致造成终身残废。四十多年来,我虽然身在海峡彼岸,但对参加《战报》工作这段历史,却经常萦绕于脑际间。这次回乡探亲,专访了地方史料办公室编者,面述了我所知道的《战报》,既了却我的一桩心愿,又能为地方文史研究拾遗补缺,心情感到分外的愉快。

民国廿七年(1938)“双十节”,《战报》在淮阴创刊(代替原在镇江办的《苏报》),直属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民政厅领导。民政厅新闻处处长刘穆非兼《战报》社社长。民国廿八年(1939)二月两淮沦陷,《战报》社随江苏省政府从淮阴迁往兴化。由于财政经费所限,《战报》社改属八十九军政治部领导,刘穆非继任政治部主任兼社长,经费由军费支付。民国卅年(1941)元月,由于日伪“扫荡”,兴化、东台相继沦陷,《战报》社又随省政府转移到淮安县东南乡。省府设在车桥东南大杨舍(今淮安市泾口乡大杨村),《战报》社驻小邓舍(今淮安市施河乡邓舍村)。此时八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已由李云霈接任,因军务繁忙,《战报》社社长一职,改由一一七师政治部主任仇霈生(灌云人,上校军阶)兼任。

《战报》进驻淮阴、兴化时,有工作人员五十余人,报纸对外发行,军民均可订阅。迁往淮安东南乡后,报纸只对军方及省、县所属各机关发行,人员压缩到三十余人,其中有送报兵二十人,每日负责骑马武装送报至各军、师、旅、团、营、连、排及省、县各行政机关。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原为李守维,黄桥战斗阵亡;后为顾锡九,涟水人,中将军阶)所属三十三师(第一任师长贾韫山,泗阳人,少将军阶;后为姜云清,宿迁人,亦少将军阶)驻车桥、曹甸;一一七师(师长刘漫天,河北保定人,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少将军阶)驻宥城;一一二师(原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后划归鲁苏战区副总部指挥。师长霍守义,东北人,少将军阶)驻益林、凤谷村;独立第六旅(旅长李仲寰,山西人,上校军阶)驻西安丰。送报兵每日都必须风雨无阻地将《战报》送到这些地方的驻军官兵手中。

《战报》社有社长一人,下设编辑部、发行部、总务部。编辑部,尹元甲任主任兼总编。尹系镇江人,中校军阶(现住台北市);战地记者兼地方新闻版编辑汪浩然,淮安城区人,少校军阶,即本人。另有两位编辑,一是李吟甫,文职人员,享少校待遇;一是鲍敬唐,文职人员,享中校待遇。他俩负责编辑副刊版。发行部,洪漫天任主任,沭阳人,少将军阶,送报兵由其指挥。总务部,何维纯任主任,淮安城区人,文职人员,享中校待遇。

当时《战报》工作人员饷金,全以现洋(即银元)计发。少校八十块现大洋,中校一百块,上校一百二十块。

《战报》为日刊,展转迁至淮东乡后,由原来的对开版改为四开版。第一版,专刊电讯稿,报道国际新闻;第二版,刊载徐州所属的丰、沛、肖、砀等县电讯新闻为主要内容,第三版,地方新闻,在淮东乡时,主要报道宝应、淮安、盐城、阜宁四县的战况和动态,第四版为副刊版,稿件来源多系军队政工人员投稿。民国卅年(1941)至卅一年(1942)间,我曾写了一篇章回体记叙文《古城沦陷记》计二十多回,三百多章,十万多字,以“楚城浩然氏稿”在《战报》上连载了一年多时间。现隐约记得《古城沦陷记》中,我从汉奸沙逆贵章、李逆善夫组织“维持会”开始写起,日寇每下乡扫荡一次,我即将采访到的有关新闻写成一回,借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和伪政府为虎作伥的丑态。由于战乱和年深日久,手稿及报纸均未及保存,可惜!可惜!

《战报》社有一台收发报机,由编辑部经管,台长朱新符,铜山县人,同中校军阶,收发报机均由他一人负责。第一版的国际新闻和第二版的全省各市、县新闻均由此渠道获得后刊出。

《战报》所用的纸张,到淮安东南乡后,起初多是从宝应县城购买。因我又兼前线交通站主任,故曾多次化装进宝应城,配合总务部人员,从日寇占领下的宝应购得纸张,又偷偷运出城。一次坐黄包车(即人力车)进宝应西门,因车夫动作迟缓了一点,未即时让我们下车向鬼子鞠躬,鬼子发怒打了车夫一记耳光,搜去了我们身上带的所有现大洋,险些暴露了我们的身份。此后纸张紧张了,我们就配合淮阴人高天摩先生在淮东乡蒯湾成(在大施河附近)合资自办纸厂,以供应《战报》的需要。高天摩先生原为淮阴成志中学校长,淮阴沦陷后,到淮东乡办私立中学,兼办纸厂,收废旧纸张打成纸浆制成有色纸。这样既解决了我们办报用纸,又解决了办学需要的学习用纸,真是一举两得。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办报之艰难了。

报社有印刷机四台,对开机一台,四开机二台,大型圆盘机一台。铅字全套,头、二、三、四、五号、新五号……均齐全。排字房工人近三十人,同军人待遇。排字房负责人陈士兴,盐城人,因此工人多为盐阜班底。其时有一木刻工人,名李善芜,盐城人,是个麻子,写得一手好字。会刻,会画,缺什么字,需什么插图,均由他一人刻板,副讨报头,也由他设计、刻板,期期变换。此人因面麻、心灵、手巧,而给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报社人才和设备齐全,所以一开始除编印报纸外,还从上海购进优质纸印刷“江苏省农民银行”纸币。但时间不长,因为断了纸源,加之通货贬值,信誉不高,无人肯用,也就停印了。

《战报》的稿酬,每千字五十元(“江苏省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报纸亦登些广告、寻人启事、结婚启事、讣告等,以增加点收入作为报社工作人员夜餐之补贴。当时环境虽然动荡不定,生活待遇亦不是很好,但为了抗战,大家干得还是很有劲头的。《战报》发行量达三千余份。一般是每晚十二时付印,翌晨五时印完,立即送出,工作极其紧张。从创刊那天开始,《战报》的办报宗旨就是以宣传抗战形势,揭露日寇阴谋,报道日军动态,宣传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政策法令为主,对新四军的战况也作过报道,但由于接触少,报道的不多。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对《战报》发表的地方新闻也经常过问。一次我进了益林、东沟,从凤谷村报道了一则《乘胜追击,收复东沟》的消息。第二天上午,韩德勤主席见报后,立即让《战报》社长葛贤宁(沭阳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八十九军政治部上校秘书,民国卅一年(1942)继仇霈生兼《战报》社长)通知召见我。韩问我这条消息从何而来,我说是直接从益林、东沟得来,从八十九军军部凤谷村发出的。韩说,新闻不可有一点虚构,东沟收复,那实际上是日军调防。并要我今后不可随便发布此类不实消息,等等。

1943年2月13日(民国卅二年农历正月初十),盘踞在淮城、淮阴、宝应、盐城、阜宁的日寇,发动苏北春季“大扫荡”,分四路围攻淮安东南乡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辖地区。八十九军所属三十三师和独立第六旅等奉命全部向运河西突围,打算向津浦路西撤退。《战报》社的全体军政人员也奉命随军撤离,《战报》也就从此停刊了。

1943年农历正月初十部队撤离的这天深夜,社长葛贤宁通知我留下,一是因我携家带眷,行动不便,二是让我负责处理报社那些笨重的无法带走的印刷机器和电台、发报机等。我连夜动员和组织民工,将这些东西埋藏在小邓舍村的庄沟里。第二天,车桥失守,接着日寇占领了蒋桥、大杨舍和小邓舍。由于搬运、埋藏都非常仓促,铅字丢得沟里沟外皆有。日寇发觉后,将机器、电台刨出来砸碎,我被抓走,关在大杨舍原省政府办公厅的地下室里。鬼子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要我交出报社的其它设备和送报兵用的枪枝等军用物资,并对我施用电刑,刺激我的头脑和眼睛,致使我后来双目失明,造成了终身残废。小邓舍周围的农户,皆是我岳父家的佃户,我岳母请人联名向鬼子保释我,又花了五十担谷子买通了鬼子的翻译官,我才得以生还。从此,我离乡背井,远走天涯,一挥手间,已近半个世纪了。

这次回乡,我和我的夫人专程去了小邓舍,作了一次旧地重游,尽管我的眼睛已看不见这里的一切了,但小邓舍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能认出我来。他们告诉我,鬼子为了清查《战报》社的机器、枪枝,将小邓舍挖了一个底朝天。乡亲们还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几乎每次清理庄沟时,都还能挖出一星半点的铅字来。老一辈的人,每当见到这些,便会触景生情,勾起许多辛酸的回忆。

《战报》从1938年10月10日创刊,至1943年2月13日停办,前后共四年四个月零六天。上述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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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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