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魏家骏

周恩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魏家骏

清季民初,是中国知识界思想大动荡的时期。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处,中国的开明知识分子看清了日趋衰微的大清帝国在汹涌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下风雨飘摇的地位,西学东渐,推动了“新学”的兴起,更激荡起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改良的呼唤。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能改变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外忧内患的社会状况,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与民族的深重危机,也更加急迫地探求强国之路。20世纪伊始,一批民主革命家开始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借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他们宣传新学,抨击旧学,鼓吹社会改良。一代伟人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进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他从新文化的吸收开始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并以新文化的创建为起点开始了他的革命伟业。

由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转化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为标志的。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岀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成为新世纪的青年宣言。当时,周恩来还是南开学校三年级的一名17岁的中学生,但他在天津这个中国最早开放的商埠之一的社会舞台上,却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世界,投向中国的未来,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同声相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最早的一批先觉者。

马克思曾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周恩来早年的进步文化思想在他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文化的本质作尖锐的批判中已显示出革命锋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夜,周恩来已经以他少年的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旧文化的消亡与新文化的诞生作岀了理论上的预言。

1913年秋,也就是辛亥革命胜利两年后,周恩来考入南开学校。在这所实施着资产阶级开放型教育、教学思想和管理方法讲究科学与民主的学校里,少年周恩来开始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准备阶段的启蒙文艺。他积极参加南开的新剧演出活动,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在广泛的阅读和社会活动中,关心着当时中国的文艺状况,并对我国的传统戏剧和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所谓“文明戏”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论。

“文明戏”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产物,它是早期进步话剧运动走向庸俗和堕落的结果。话剧作为一种新的戏剧样式,早在二十世纪伊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就已经传入我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于1907年春就在东京演岀了《茶花女》和根据林纾的翻译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长江下游的城市也活跃着进化团为宣传革命而演出的幕表戏。随着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话剧运动在南方和北方的各大城市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的是一些紧密配合革命浪潮,反映进步要求的新编剧目,如《猛回头》、《社会钟》、《秋瑾》、《热血》等。1914年10月,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也排演过新剧《五更钟》。这些剧作都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夜中国人民要求振奋民族革命精神的热烈呼声。但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推行封建独裁统治,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一度配合革命运动的进步话剧运动销声匿迹;而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禁演,加之对庸俗落后的欣赏对象的迎合,戏剧舞台充斥着的是日趋堕落为趣味低级、追求商业化的“文明戏”。

周恩来在1916年9月为南开学校《校风》所写的《吾校新剧观》的社论中,就以敏锐的眼光,洞见了当时戏剧舞台上每况愈下的文明戏的弊端,从编剧、演出、演员素质和社会作用等方面加以剀切而全面的评述。

周恩来深刻地指出,文明戏之所以堕落,根本原因在于其改变了进步话剧运动的最初的进步指导思想和感化社会的根本目的,他指岀:

顾国中以新剧名者,亦实繁有徒,而收感化社会之效,寥寥仅见者又何哉?岂编演之不善耶?抑昏聩难明愚顽难格耶?思之思之,要不外新剧纯正之宗旨,未能加以充分之研究。所谓“新剧纯正之宗旨”,是在进步的话剧运动中产生的,它的要点就在于运用新剧的形式,编演民族英雄的故事,达到唤醒民众、激励人们革命精神的目的。1905年,民主革命的英雄战士柳亚子先生,就在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而创办的进步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发刊辞》中,描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戏剧界的成就:“南都东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翠羽明珰,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美国三色之旗,其飘飘出现于梨园革命军乎!”然而,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封建主义复辟的狂潮涌起,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遂也显露出来。当年进步话剧运动也开始消沉,“戏曲革命”也已偃旗息鼓,戏剧舞台也就恢复到了追求商业盈利、迎合落后趣味的不死不活的状态。对这段时期戏剧界堕落的状况,年青的周恩来不由得发岀了深切的慨叹:

甚而至于良优所不屑为者,乃亦津津道之,曲曲传之,博下等社会欢迎,导江河之日下。是而人者,藉新剧为护符,行卑鄙之实事。呜呼!新剧新剧,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矣,岂不哀哉?

这样的“新剧”,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杂绘,其内容固然是腐朽的,其形式也是陈旧的,而其编剧、演出也是組劣的。周恩来细致地分析了这些“新剧”“文明戏”的演出内容、艺术形式、表演艺术等,并对之作了生动的概括与深刻的批判:

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上焉者刺取时政,发为激烈之词。中者描写村妇冬烘,供人喷饭。至若言儿女之情,不脱遗花打樱之窠臼;状英雄之气,难忘天霸薛礼之身分者,又下乘矣。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真正之主旨,相去日远。使演者为优伶也,胸无点墨,发为辞句,既多拾人牙慧,甚者且背诵陈文。至其唱工,反不若演旧剧之天然合拍,诙谐又不出诨科丑态,束之以新剧之名,益令其有左右支绌之难。使读者为新学之士也,则满口名词,令人生厌,盖文既不能若昆曲簧腔之雅,俗又入于村妪谩骂之流。言辞混杂,毫无导线补应可寻。引吭而歌,与优伶争一日之短长。诚然,周恩来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年仅18岁的中学生,但是,在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下,他却已经初步具有了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也以其对现实状况的洞悉,在对当时文明戏的认识上,显露出批判与论辩的机锋。他还以高瞻远瞩的气概,对中国新剧运动的发展状况作岀了综合性的估计:“虽津门不乏提倡之人,沪渎辄多躬行之士,而派别既分,取舍斯异,上列之弊未免,纯正之主旨亦无由表现。广陵散将绝响人间,怅望知音谁是,清夜扪心,良用慨然。”表现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前夜文艺状况的忧虑和对新文艺的呼唤与渴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旧戏剧的态度上,年青的周恩来的见解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如所周知,1917年至1918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时期,当时《新青年》曾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对封建戏曲大张挞伐。如钱玄同说当时的京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戏,编自市井无知者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宜”。刘半农认为对戏曲进行改革,可“以应时势之所需”,“借此易于着手之已成之局而改良之,以应目前之急”,但他实际上也认为当时的戏曲有着“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他们的见解固然很有见地,也极富批判精神,因此受到文学史家的赞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就在他们发表这些看法的前一年,年青的周恩来就已经以磅礴的气势,发起了一次对封建戏曲的申讨,而且其观点更为全面公允。他认为:“梨园优伶,驼舞骡吟,淫词秽曲,丑态百岀,博社会之欢迎,移世风之日下,对社会教育终无普及之望,而国家之精神,亦永无表现之一日矣。”在指出封建戏曲的这些危害之后,他紧接着又指岀,“然吾固非谓吾国旧戏尽属导淫毁俗之事也,特其中流弊滋多,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利少而害多”。这样全面地分析冋题,公正地评价我国旧戏的流弊,在新文化运动的发难之前,从一个青年的中学生笔下出之,尤其能够显示出周恩来早期文化思想的革命精神与可贵之处。

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是文学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问题。周恩来在青年时代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十分注意运用民主主义的激进观点来观察和认识文化问题。他在进入南开学校以后,一方面博览当时宣传新学的书籍刊物,另一方面也积极组织学生社团,参加学校的新剧演岀,在文艺活动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在革命运动中教育和唤醒群众的作用,逐步形成了以“合社会心理,收感化之效”为中心的文化思想。

他从世界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文艺对于社会所发挥的娱乐作用中,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故世界者,实振兴无限兴趣之大剧场,而衣冠优孟,袍笏登场,又为世界舞台中一小剧场耳。但推微及广,剧场之成败若斯,世界之优劣亦判。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以此而感昏聩,昏聩明;化愚顽,愚顽格。社会事业经愚众阻挠而不克行者,假之于是?政令之发而不遵者,晓之以是道。行之一夕,期之永久;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夫而后民智开,民德进,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列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

尽管由于受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对群众的看法上,年轻的周恩来还没能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水平,但在这一段论述中,却表达了他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与同时代的民主革命家对文艺社会作用问题的认识比较起来,周恩来与他们的观点不仅十分接近,而且也充满了辩证的色彩。如柳亚子先生在前引之《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发刊辞》中亦认为,“登大演说台,陈平生之志愿,舌敝唇焦,听者充耳”,“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慆淫,烈士遗民之忠荩,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箧而出之,华夷之辨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而年轻的周恩来也充分认识到,为了达到开启民智、教育和唤醒民众的目的,除了发展教育、出版书刊以外,文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把文艺的社会作用放在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来认识,从文化的整体功能全面深刻地评价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显示出青年周恩来对文化发展问题的缜密的思考。他认为:

通俗教育之组织,大都不外演讲事理、出版书说等事。然演讲则失之枯寂,书说则失之高深。即有以演讲中而加入兴趣小语,书刊取其平易近人者,而对于浮躁子弟,又何能使其静心不厌;目不识丁者,又何能使其翻卷阅诵。是知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

他把新剧的推广与通俗教育、与语言文字的统一普及,甚至与唤醒和教育民众统一起来加以考察,表现出文化思想上深刻的洞察力与剖析力。

以后,他在参与发起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并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时,又在《发刊旨趣》中提岀了“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的方针,表达了注重切合社会人生的文艺主张。这一文艺主张的提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开拓意义。在这一主张提出的后一年(1920年),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再后一年(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明确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从我国现代文学对文艺社会作用认识发展的轨迹中可以看岀,周恩来早期文化思想已经开了中国现代进步文化思想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贡献。

进步的文艺思想、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开阔的艺术视野,使年轻的周恩来具有深刻、尖锐、准确的批评和鉴赏能力,也使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前已经着手从事进步的文艺批评。

对欧洲文艺思潮的介绍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年轻的周恩来以刻苦勤奋的精神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中外文化知识。尤其是由于对戏剧的兴趣,他十分注意研究欧洲戏剧史上文艺思潮的发展,在他为南开《校风》所写的《吾校新剧观》中,他专门就“新剧之潮流”作了介绍:

自古代以达而今,其文艺之潮流,可分为三大时期:一曰古典主义Classicism之时代;二曰浪漫主义Romanticisin之时代;三曰写实主义Realism之时代。何谓古典主义,一言以蔽之,盖有典雅沉静均齐调和之趣味也。古典剧中约分为希腊与近世二时期。凡希腊诗人爱斯基尔氏Eschylus[今通译埃斯库罗斯]、幼梨比德斯氏Euripides[今通译欧里庇德斯]以及罗马古诗人均属之希腊古典剧。中世法、意、英诸国,盛行宗教剧,神秘鬼怪,殆无足观。其后十六世纪大剧家亚里哇里史德哇,迺之(这里原文为“酒之”,疑为“乃至”的误植——作者注)十七世纪法国著作家高尔纳氏Cornilc[今通译高乃依]及拉星氏Racine[今通译拉辛]、莫礼安耳氏Molier[今通译莫里哀]、十八世纪意国大剧家麦弗氏Maffei及亚及弗里氏Aezeri,均属之于近代古典剧焉。浪漫剧者,为近代所流行,含有热烈神秘诗歌传奇之趣味。英之不世奇才莎士比亚氏Shakespeare、西班牙之塞文德斯氏Cervantes[今通译塞万提斯]、喀尔精伦氏Calderon[今通译卡尔德隆]、德之勒星氏Lessing[今通译莱辛]、哥爱德氏Goethe[今通译歌德]、茜尔娄氏Schiller[今通译席勒]均属之。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惟现代写实剧时代,发生二大潮流:其一表现极端之理想主义,其一偏于极端之写实主义。

这一段带有评述性的介绍,纵达两千余年,所涉及的作家就有十多人,对整个文艺思潮的发展作了极为简要的准确的概括,显示了年轻的周恩来对西方文艺思潮发展流变的洞彻与研究。而对写实主义的提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是开风气之先。陈独秀在次年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才提岀“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的口号。周恩来当时不过18岁,已经有了这样深刻的见解,确属难能可贵。

周恩来介绍欧洲文艺思潮的目的还在于借用欧洲戏剧发展的理论和经验来比较考察当时中国戏剧舞台的发展态势,以从中引岀教益,这在五四前夕那个新文化运动尚处在滥觞阶段的特定背景来说,就尤其能显现青年周恩来的识见。他认为:

吾校新剧,于种类上已占其悲剧感动剧位置,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若社会间所演之新剧,其歌舞既不若旧戏剧专精,情节又无感人之深意。名之曰悲剧,则其悲哀之极,忽引吭清歌,音调苍凉,固不敢谓无感动之力,然情景已失,动作早无悲意矣。名之曰喜剧,则仅属滑稽诨科,无纯正喜剧之可言。名之曰感动戏,则观者或厌恶久生,或时流淫佚,伤风败化云耳,又何感动之足言哉!至若按之以潮流,则不仅写实主义不得望其项背,即浪漫、古典二主义,亦不能若旧戏之饶有神味也。且吾言非过实也。京津间亦有新剧之演,惟派别不同,潮流未及考之,以新剧真正主旨,实深未能一致,故舍而不论。

他把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戏剧置于整个世界戏剧艺术的发展思潮中加以考察,从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上加以总结,指岀当时戏剧舞台上的新剧演岀,不但在演出的目的上与“新剧真正主旨,实深未能一致”,在剧本的编写上不合悲剧、喜剧的特征,而且在演剧技巧上也不如“旧戏之饶有神味”。这样的分析评论,不仅基本上符合当时新剧活动的实际情况,而且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与分析,也更能揭示岀新剧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艺术弱点,从艺术规律上找出新剧的症结所在。这种“非纯求合乎欧美之种类潮流,特大势所趋不得不资为观鉴”的精神,深刻地说明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锻炼并形成了注重研究国内实际问题的求实态度,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仍应加以发扬的。

对文艺创作的批评除了上述对当时戏剧舞台上的新剧的评论外,青年周恩来还注重对文艺创作的评论与介绍。在新文化运动发轲前夕,比较纯粹的文艺创作还不十分丰富,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戏剧演岀与刊物编辑动中,本着推荐、介绍、鼓励、提倡的精神,对为数不多的新文艺创作作了简洁深刻的评论,表达了他对这些作品思想与艺术的精辟见解。这些评论文字,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声。

在《敬业》第一期(1914年10月〉上,同学憨㦊发表小说《部视学》,描写教育部视学到校视察时,学校当局为了骗取荣誉,采用种种虚假的表面措施来应付。这篇文言小说,揭露了辛亥革命以后教育界腐败的状况和庸俗的作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周恩来作为《敬业》杂志的主编,为这篇小说写了一则“编后语”,给小说以高度的评价:

噫!余读是篇,竟不知涕泪何从也,国中学校如憨㦊之所述者多矣,又岂独某省为然哉!若长此以往,在上者不图改良振兴,只知重形式,上为得计,则莽莽前途,莘莘学子,殆其危矣。青年如斯,国事又何堪设想哉!吾甚愿司教育者闻其言而兴起,则憨㦊之作为不虚矣。然则又何能作小说观耶!

这一则简短的作品评价,以磅礴的激情,抨击了腐败的社会现状和教育界的流弊及其危害,以读后感的形式,肯定了小说《部视学》的认识价值和现实讽喻意义,表现了周恩来当时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深刻认识。

对于旧体诗词的浓厚兴趣与精湛修养,使青年周恩来在自己创作一些感慨时事、忧国忧民的诗词作品的同时,也注意一些表现民族精神和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敬业》第四期(1916年4月)“飞飞漫墨”专栏中,他介绍了在故乡淮阴岳庙所见到的一首《咏岳少保祠》的七律,并加以评论:“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在介绍江苏淮安中学学生办的《学生》杂志“文苑”栏中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时,又赞扬说:“四句一气呵成,次韵尤其出群之概,超超元著,怀古诗至斯,良足贵也。”而对另一首,则从艺术上加以评判,认为“其气壮矣,然较之前首,不啻上下床之别。”这也表明,青年周恩来虽然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教育作用、认识价值,但他也始终注意按照文体的特点,遵从艺术的规律,对作品的艺术优劣加以分辨剖析。

他在评价南开学校新剧的演出时,就按照戏剧艺术的特点来加以评论,认为《一念差》这个剧本比较成功,“其中情节固未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乎社会之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这就不仅注意到了对情节俗套之处的批评,也注意到情节曲折对观念心理的吸引,且能根据戏剧演岀的特点,对情节、布景等方面作了艺术上的准确评价。

对文艺创作的提倡青年周恩来在参与编辑南开《校风》时,极力主张发展文艺创作,他在为《校风》所写的“特别启事”中,就把“文艺”列为编辑部的一项工作,把“文苑、学艺、札记、轶闻、杂俎、课艺、小说”列在这一类中,呼吁“因大稿之时惠,抱无限之乐观”。次年,又在为《校风》撰写的长篇社论《本社之责任观》(连载于1917年5月至6月的《校风》63至69期)中,又大力倡导文艺创作,指出:“而文艺一道,按之实际,于平素作文,尚相习近。文笔虽陋,固不妨出之本色,以觇进步;见闻虽浅,记之亦足知各人识力、各地风情。”他提出的这一主张,表明了对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文笔朴素、出之本色、讲究真情实感,记录“各地风情”,讲究真情实事。这些意见,与同年初胡适提倡文学改良,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高呼文学革命,发表《文学革命论》,也有着积极晌应、异曲同工之处。如胡适提倡“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务去烂调套语”;陈独秀提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而周恩来以一个中学生的热忱来提倡文艺创作,就与他们保持着一致的革命精神,因而也应当看作是对文学革命运动的及时积极的赞同。

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形成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文艺思想,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固然是值得总结、继承和发扬的,但整理与探讨周恩来早期文艺思想,对于研究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对于全面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对于探讨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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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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