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自发的学生抗日宣传队 / 林总

一支自发的学生抗日宣传队 / 林总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抗日髙潮。一九三八年秋，淮安县中学部分学生自发地建立起一支抗日救亡的宣传队伍，名曰“抗日电播宣传队”。它仿照有线广播的办法，只要一只广播喇叭，一台广播机，找一间房子作为临时的广播室；将广播喇叭扣上皮线，接通电源，挂在广场或闹市街头，就可以开始广播了。这一处结束，再到另一处广播，非常方便。

利用有线广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当时的淮安城可算是新颖别致，群众大都没有见过。因此每到一处，只要喇叭里面一响，周围群众便立刻聚拢过来。有时广播已经结束，好些人还迟迟不离开。

为了更好地收到宣传效果，争取更多的听众，我们又借来一只留声机和许多唱片。广播开始，首先播放歌曲唱片，接着便报吿这次广播的节目，主要内容是从报纸上摘录的报道各地抗日战场上的胜利消息，中间也穿插一两首抗日歌曲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朱宝善同学最拿手的是男声独唱，他每次唱《黄水谣》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声情激越，眼里总是噙着激动的泪水。我是他的伴奏，每唱到沉痛之处，我们都好像忘记了自己在广播室广播，忍不住热泪双流……。有些群众听到这些歌曲，也都受到很强烈的感染和教育。

当时发起组成这支电播宣传队的有朱宝善、戴逵元、戴恩铭（后改名戴钧）、钱树宝、薛克刚、任家穆和我共七人。其中主要是朱宝善、戴逵元和戴恩铭三人，因为他们在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尤擅长物理。最初设计用有线广播来进行宣传活动就是他们出的主意，并从物理实验室里找来一些零碎的电讯器材，七拼八凑组成一台广播机来使用的。任家穆同学是比我们高一届的毕业生，京胡拉得特别好，是我们特意邀请来的。戴恩铭善于吹笛子，我对二胡自小就非常喜爱。我们三个人，一支笛，一把京胡，一把二胡，正反弓对准弦，奏一曲那时最时新的《梅花三弄》，再配上一对响铃击拍，却也悠扬悦耳，引人入胜。钱树宝、薛克刚二人，年龄较我们大，身强力壮，出外宣传时，搬运广播机，挂广播喇叭，接电线，以及维持场地秩序等等都依赖他们。戴逵元比较稳健，每次外出广播，节目一般都由他编排，然后大家一起研究通过并进行分工。我们这一群单纯、热情、年轻的学生，出于抗日激情，自发地组成这一支抗日电播宣传队，却也搞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全校学生在我们的影响下，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以初三学生戴家骅为首，十几名男女学生又组成了歌咏队，利用集会和课外活动时间，高唱抗日歌曲，并经常配合我们外出广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歌歌词浅显易懂，感情激越昂扬，每当广播的时候，很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和儿童，随着广播的声响，也纷纷高声歌唱起来。

我们外出广播时间，一般是下午放学以后，星期日便整天进行。地点以人烟稠密、商铺林立的街道为主。市中心的漕台衙门（即现体育场），当时已改建成淮安唯一的一座戏院，楼上楼下有四百多个座位。如遇演出，我们便和该剧团的负责人谈好，要求演出前让我们先作短时间的广播宣传。

我们这支宣传队可算既没任何组织领导，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大家却忙得有条有理，热火朝天，从下午放学以后，往往宣传到晚间八、九点钟才回家。星期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城里城外，巡回广播，顾不上吃饭，肚子饿了，每人啃上一两块冷烧饼，喝一杯白开水就应付过去了。

电播宣传队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时淮安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朱天明特地和我们学校校长吴钊联系，指定要我们电播宣传队造具花名清单，到县党部申请登记注册，经批准后再到社会上进行宣传。并说，如此办理手续，电播宣传队便成为合办的正式组织，隶属县党部领导，每月可以补助一些经费，还可以让我们外出募捐，增加经济收入等等。校长吴钊是个明哲保身的胆小鬼，几次三番向我们提出“警告”，不许我们外出搞宣传，并强调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读书便是救国”，讲了一番大“道理”。而我们正搞得兴高采烈，谁也不愿听他那一套。

有一次，我们和县常备队闹了一场小风波。当时有一个外地有名的京戏班来淮上演，开演前照例是我们广播宣传的时间。某天，有一个常备队的分队长也来看戏，戏院老板特地在靠近舞台最适中的地方，另设几张桌子。桌面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茶具和几只高脚玻璃碟子，碟子里放着瓜子、花生、水果之类，—看便知道这是专为招待“贵宾”而设的。其时，这位分队长带着一名勤务兵正坐在桌子前抽烟喝茶，等待上演，舞台上面的广播喇叭里，这时也正在宣讲时事。戏院一般免不了人声嘈杂，广播的音量又小，听得不太清楚。这位分队长有点不耐烦了，发了“丘八”老爷的脾气，拍着桌子嚷起来：“他妈的搞什么名堂，叽哩咕噜讲他妈的什么鬼话。”当时钱树宝同学正在前台走动，检查广播喇叭的发音情况。听到他这样出言不逊，也按不住火，走到他面前问道：“同志，你嘴里说什么话，你骂谁？”这位分队长立刻瞪着眼睛站起来冲着钱树宝问：“你是什么人？”钱树宝也毫不示弱地回道：“我是抗日电播宣传队的人，我们是在宣传抗日。”这位分队长立刻露出了“丘八”的本象：“抗你妈的×!”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竟然上前把钱树宝一搡，顺手又打了钱树宝一记耳光。钱树宝当时真没料到“丘八”老爷竟敢如此放肆，吃了一个小苦。他立刻冲上前，把这个勤务兵拦腰抱住，死命一推，哗啦啦，桌子撞翻了，茶具、玻璃碟子、瓜子、花生、水果撤满一地。那个分队长抢上去对钱树宝一脚，并拔出枪来吓唬人。顿时全场轶序大乱，戏院老板急忙赶来，拼死拼活把钱树宝拉开。其时，我们正在后台的临时广播室里工作，听到台下一片嘈杂声。急忙跑去一看，大家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临时决定：由戴逵元、戴恩铭、任家穆三位同志负责保护广播机和乐器；薛克刚立即到警察局报告（当时警察局就在戏院旁边，即现在淮安旅社大楼前）；并打电话报告县政府；我和朱宝善留在现场，帮助钱树宝评理。

这时候，那位分队长和那个勤务兵已被戏院老板好不容易拉到一边，但全场秩序混乱，眼看今晚的戏演不成了。来看戏的人，自认晦气，纷纷吵着要退票；我和钱树宝摩拳擦掌，心想不管到哪里，一定要和这位分队长评个理，问他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戏院老板心里埋怨我们惹出事来，但无法说出口，弄得哭笑不得……。不一会，来了一位巡官和几名警察，和戏院老板商量一阵对观众宣布：今晚停演，戏票一律不退，明晚继续使用。于是，观众才陆续散去。又一会，县常备第一大队大队长陶炳辰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勤务兵来了，向我们问明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后，把那个肇事的分队长和勤务兵喊到面前喝令立刻归队，听候处分。他二人立正敬礼，唯唯而退。然后对我们说，学生宣传抗日是完全对的，有些军人个性粗鲁，不必和他们计较，叫我们今晚先回去，明天他会作出公正的处置。

第二天下午刚上完第一节课，校长吴钊急匆匆地把我们几个人喊到办公室带着抱怨的口气说：“叫你们安心读书，你们不听，刚刚县党部朱书记长派人来，要你们去有话对你们说哩！”我当时心里好笑，别说你县党部，就是省党部，中央党部我也去，难道抗日有罪么？到了县党部，陶炳辰大队长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们了。朱天明书记长叫我们都坐下来，他代表陶炳辰大队长首先向我们表示歉意。并说，那个分队长昨晚多喝了两杯喜酒，回队后已严加训斥，希望我们不要挂怀。今天，陶大队长是特地来向我们慰问和道歉的。接着，陶炳辰大队长也向我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又问我们有没有损失。如有，他负责赔偿……。我们这些思想单纯的小青年，禁不住两句好话一哄，满天乌云消散，满意地回去了。

这支自发的抗日电播宣传队，开展活动，不足半年时间，1939年春节刚过，淮城即告沦陷。居民纷纷下乡避难，学校也迁到曹甸，同学各自分散，这支宣传队也就随之解体了。

后记：当日我们电播宣传队的七位同学，钱树宝于淮城沦陷后不久病故；戴逵元、朱宝善、任家穆等均于城陷后分赴淮宝、路西、鲁南等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淮城第一次解放后，我曾会见戴逵元同学，那时他已是县团级干部。戴恩铭（钧）同学1949年任淮安县文教科督学、副科长，后调往扬州专区教育局工作。薛克刚同学也在淮安投入革命洪流，现已离休，住淮安城南新村。

（丁启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