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期的淮安公娼 / 林总

三十年代中期的淮安公娼 / 林总

抗战前夕,也就是1936年秋,淮安县政府别出心裁地创立一项特殊的捐税——“娱乐税”。顾名思义,即对一般戏院、书场等娱乐场所,实行按章纳税。然而,这项特殊税收的对象却还包括另一种非法的行业——开设卖淫嫖娼的妓院。只要按政府规定缴纳娱乐税,就可以发给执照,公开挂牌营业。一时“土帮”“扬帮”争奇斗艳,城里城外妓院林立。在这些地方进进出出并作为座上常客的都是些花花公子、白脸小开,或者就是豪绅权贵、富商巨贾以及他们家的那些纨绔子弟。这些人终日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真是如同在花心里过日子,因此,人们又将这项税收称之为“花捐”。

设立妓院的处所,也有规定范围。当时淮安城内沿西长街从九板桥到南市桥路西部分包括头、二、三条营以及余家巷、赛珠巷、邱家巷、兵马司巷直至太清观街一大块地区。此外河下的城河边一带也是妓院汇集之处(个别妓院不在此范围以内,如围墙巷内就有一家是姓杨的开设的)。每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各家妓院里歌喉宛转,伴以丝竹管弦之声,直达户外。在这一片升平景象的同时,华北局势正日趋紧张,日寇虎视眈眈,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真是一触即发,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那些妓院老板为了广招顾客,千方百计地开展业务竞争,不惜重金四出张罗,欺骗、收买、引诱穷苦人家的少女为娼。倘若拥有一名具有一定姿色技艺的姑娘,便把她视为“摇钱树”,立即聘请名师教她歌舞弹唱,力争达到“色艺双全”;当然也要教她一些应付

嫖客的手腕——俗称“灌米汤”,然后再为她起个“芳名”,就挂牌接客了。

妓院按规定分为甲、乙、丙三等,“娱乐税”也按等级规定不同的税率。如西门后街头、二条营巷口的“双龙班”、“双凤班”以及头条营巷内的“潇湘馆”和“仙台别墅”等都是有名的头等妓院。每家妓院拥有的妓女多的五、六人,少的一、二人;能拉能唱的称为“有口有手”(如能自拉自唱尤为难得);只能居其中之一的称为“有×无×”;如果拉唱全不能的则鄙之为“没口没手”,那只靠姿色身体卖钱了。那时出入妓院的都是公子少爷、地主巨商,或者就是达官显要。他们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例如淮安有一位人人皆知的地主大少爷,姓吴,人称“吴大少”,家里拥有良田几千亩,他终日沉迷在秦楼楚馆,一掷千金,毫无吝啬。据说有一次他过生日,把全城著名的妓女都召了去为他祝寿,然后一一赏賜,数字之巨大令人咋舌。

那时也有些穷苦人家,为生活所迫,让女儿为娼,但又抹不下脸皮,怕人讥笑,于是便改用“地下经营”的方式,不挂牌公开营业,而是照章纳税,搞“关门作坊”,同样受到官府保护,这就是所谓“暗娼”,当时称之为“私门楼”。这些“私门搂”一般不收留外人为娼。

当时社会风气败坏,明妓喑娼,比比皆是。负责为政府征收这种捐税的是一姓欧的年轻浪荡儿。谋到这份“美差”,也需有特殊关系。他掌握了大权以后,每个妓院的老板都要百般地奉承他,不论任何具有风姿特色的妓女,挂牌之前,首先要亲近他,以求得到保护。他于是大享其“艳福”,成为“花国太岁”。他手下还有一批喽罗,狐假虎威,妓院老板当然也不敢得罪,只好分些“残羹剩肴”给他们,于是这些喽罗们也就成了“花国的小太岁”。

此外,当地还有一些地痞恶裩,成帮结伙,他们也都有一定的潜势力,妓院老板对他们必须另眼相待,不敢疏忽怠慢。至于负责地方治安的县警察局、保安队等,妓院更加不敢得罪,千方百计和他们拉关系。否则,他们就利用巡逻、査夜之名,故意刁难,影响妓院营业。因此,每一家公开营业的妓院,除按章缴纳一定的娱乐税以外,还要负担这一部分的“附加税”。那些“私门楼”更是这帮人麇集的场所,有些姿容较好的姑娘,往往成了他们互相争夺的对象,稍一应付不周,常常为了“争风吃醋”大打出手,闹出许多笑话。

由于官府规定了这项特殊的税收,允许开设妓院并承认是“合法”的经营,于是大小妓院相继开业。明的、暗的;高等的、低级的;扬帮的、土帮的……一时淫风极盛。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子弟,迷于女色,堕其彀中,终日优哉游哉,忘乎所以。其中有的搞得倾家荡产,有的染上了花柳病(即性病),毁灭了自己,遗害了下一代,也有的为了“争风吃酯”险些丢掉性命。当时各种性病已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浴室、厕所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可能。有一个姓钱的青年学生,才十九岁,由于家庭放纵,又禁不住女色引诱,竟染上了梅毒,晚期发作已成不治之症。最后双目失明,面部溃疡,瘫痪不起,浑身肌肉腐烂、脱落而死。那些出卖肉体灵魂的妓女,虽说也按时去医院检査身体,完全是表面文章;明智一点的不等“门前冷落车马稀”,就物色一个可以视为归宿的对象,便“老大嫁作商人妇”了,而更多的是到后来各种性病发作,沦为乞丐者有之,壮年死于非命者有之,往昔红极一时的景象真如南柯一梦。

1939年2月,淮安县城陷于日寇,这些妓院也跟着机关、居民迁往乡间。淮安东南乡距城八十里的曹甸镇(现属宝应)是当时最繁荣也是最安全的集镇,有的妓院迁到那里还想继续营业,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环境的特殊,没能立足下去,不久也就自行消失了。但“娱乐税”这个名词和由客观存在所产生的种种消极后果,在人们头脑中却是相当深刻的、沉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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