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文史》十年 / 文史办

《淮安文史》十年 / 文史办

自1984年《淮安文史资料》第一辑正式问世,至今已整整十个寒暑了。

从1959年敬爱的周总理倡导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起,淮安县政协即开展了文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在第三届政协副主席马继宗同志主持下,于1963年编印了《淮安县文史资料选辑》(油印本)。这是淮安文史工作的嚆矢。正当马继宗等同志搜集资料准备出《选辑》第二集时,“文革”开始,资料散失,工作被迫中断。1979年政协恢复活动,1981年12月,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正式成立,文史工作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1984年正式成立文史办公室,定为副科级事业单位,编制三人,1988年,文史办上升为正科级单位,又增了一个编制。十年来,历届和现任的主席、副主席朱珠、花恒和、祝以信、涂美成、王士义、庄学辉、孙应考、徐立华、朱震国等同志对文史工作热情关怀,亲自过问,具体指导,使文史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文史办成立之初,没有办公地方,主席让出了自己的办公室,祝以信同志还亲自为《淮安文史》撰写前言、序言。淮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在人员、经费诸方面给予关心和支持,也给我市文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1983年6月,《淮安文史资料》铅印试行本面世,在稿件内容、版面样式等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取得共识后,在试行本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充实,1984年12月《淮安文史资料》第一辑正式出版。其后,除1985年出了两辑外,基本上每年出一辑,至1994年,共出12辑,其中包括3个专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周实阮式纪念集》、《淮安古今人物》第一集),与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合作两辑,进入《江苏文史资料》系列,为第43、72辑,并公开发行。共刊用稿件378篇,139.1万字,发行3.4万册,为促进淮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果说,十年文史工作取得一些成绩的话,是与政协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十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文史工作者边学习、边工作,备尝艰辛和喜悦。回顾一下所走过的历程,对今后工作是不无裨益的。

一、立足于“抢”,紧紧抓住征集关键

文史工作是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文化事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首先要立足于“抢”,紧紧抓住征集这个关键。随着时光的推移,亲身经历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的人,均年事已高,只有征集到这些老人的“三亲”资料,加以整理出版,方能丰富历史资料宝库,起到“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详史之略”的作用,防止“人去史亡”。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作出了努力。民主革命先烈李公朴的出生地问题,以往史书、典籍众说纷纭或避而不谈。我们根据武进县志办提供的线索,1985、87年两次派人拜访知情人,得到寄寓上海年届九旬的沈京似老人的证实:沈家原居镇江,沈京似的袓父沈敦兰是前清常镇道台,沈家后定居淮安。当时李父是沈姓管家,一起来淮,娶妻生子,即李公朴。李公朴在淮安度过了童年时代13个春秋,于1915年随父迁回镇江。在武进还发现了李公朴离淮时父子合影照片。这则史料和照片的发表,引起了史学界极大的兴趣,解决了一个学术上悬而未决的问题。199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我们对辛亥烈士、南社诗人周实、阮式的史料进行了搜集。在车桥工作了三天,基本摸清了周实的出生地、家庭身世、童年生活等各方面情况。走访对象均是八、九十岁老人,时至今日,这些老人已有不少相继过世,令我们感慨良多,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抢救资料的紧迫性。遵循“征集无禁区、发表要慎重”的原则,我们采取多种形式,“立足本地、面向全国,开拓海外,广泛征集”。具体做法为:“四定”,即定征稿题目、定稿件内容、定撰稿人、定完成时间。“五为主五为辅”,即外地资料以函征为主,走访为辅;以当事人“活”资料为主,文献、实物“死”资料为辅;以抢救性资料为主、其它资料为辅;征集地区以本地为主,外地为辅;稿件撰写以当事人为主,帮助整理为辅。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不怕劳累,三番五次与撰稿人联系,利用假日、晚间拜访知情人,有的同志査阅史料,怀揣干粮,中午不离图书馆,连续工作,忘记休息。十年来,我们抢救、征集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地方文史资料567篇,共206万字,使我们文史工作路子越走越宽。

二、严把“三关”,积极慎重编辑出版文史资料

《淮安文史》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地方掌故、名胜古迹、民间习俗、名优特产等等。文史资料编辑必须去伪存真,严把“三关”(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忠于史实,有的同志常常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发生在1946年3月7日的“陈湾事件”,在苏北是一个有名的事件。说的是陈湾村(今属淮安溪河乡),陈妈妈牺牲自己儿子掩护我方战士的事。当年著名作家陈登科在《盐阜大众》上曾报导过,并把故事写入自己的小说《活人圹》,后来淮安党史工委也编印了材料。但这些材料,与史实均有出入,我们找到被掩护人孙殿振的儿子,澄清了事实,在1989年出版的第七辑上发表了由孙殿振口述,其子孙学龙记录整理的《关于“三·七”事件及其前后的回忆》,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1984年出的第一辑上的《周恩来童年》一稿,虽经作者多方搜集、整理、核实而成,但我们在审阅原稿时,发现所述事例近乎传奇,把年仅六、七岁的周恩来拔高了,神化了,这并不能反映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反而有损于少年周恩来的形象,定稿时作了适当的修改。

对已发表的资料,由于作者、编者的知识、阅历的局限,其中还难免存在失实之处,不可能把“问题”统统解决于定稿之前,我们时常收到读者的来信,指出某篇、某事与事实不符的细节,本着文史资料可以“多说并存”的提法,从1986年出的第四辑上开辟《读者·作者·编者》栏目,予以刊布,供史家研究参考。

三、服务统战,收到良好社会效益

文史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安文史》发行后,在社会上、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它服务于统战,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促进淮安两个文明建设,为提高淮安知名度起了积极作用。我们与全国全省近二百家文史单位建立了资料交流互换关系。《淮安文史》已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南大图书馆、烟台师院中国近现代史料研究所等单位收藏。篇目已进入《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还被淮安籍海外、港澳台人士携出,流传到美国、日本、巴西以及港澳台地区。“以文会友,以文传情”。《周实阮式纪念集》出版后,国际南社学会(会址在香港中文大学)编的《通讯》发表书讯文章,称赞“纪念集是国内有关周实阮式的第一本专门著述,既具资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值得一读。”全国政协、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江苏省政协将该书列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材料。海外周氏后裔来函说:“读了纪念集,令存殁均感欣慰。”上海杨浦教育学院教授刘德隆先生在读了《淮安文史》十辑来信写到:“‘千古丰碑’颇为感人,今晨原系顺手翻阅,谁知竟被吸引而爱不释手,将七篇文字一气读完,于此(可)见总理精神感人之深,读毕再游淮安,拜谒总理纪念馆之心思油然而生。”年逾九旬的田少渔先生读了《淮安古今人物》第一集后来信云:“此书内容极其丰富,范围也较广,对宏(弘)扬先哲,教育后人,诸公功莫大矣。”中国文史出版社陈海滨编辑亦来信称该书“突出地方知名人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给人一股乡土气息,相信凡是淮安出来的游子,一定会喜欢。”旅台淮安籍知名人士邵育云先生是南社诗人邵天雷哲嗣,在得知我刊发表《张冰、邵天雷及<冰雷合稿>》后,十分激动,深表感谢,并汇款一定要购买全套资料。旅台郭玉琦先生回乡探亲,返台时带回几本《淮安文史》,旅台淮安籍同胞得知后,争相传阅,苦得郭先生无法收回该书,又来信向我们索取。

淮安史悠物丰,人杰地灵,特别是明清两代有过历史的辉煌,《淮安文史》集中反映了地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和乡土教育的宝贵材料。全市许多中小学教师把它作为参考书。1989年11月13日淮安市文教局和政协文史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今后各学校的藏书中一定要有《淮安文史资料》,以便师生阅读。”各乡镇政协联络处负责同志、文教助理积极配合我们的发行工作,使文史资料面向学校、面向社会,在淮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齐心协力,搞好文史工作

1984年,文史工作正常开展以后,得到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广大读者、撰稿人给予热情关怀与支持。

文史工作以往谁也没有做过,要搞好这项工作,必须建立一支事业心强的专职队伍。政协领导对此极为重视,不拘一格,选调文史干部,并做好思想转化工作,较好地建设了一支由热爱文史工作同志组成的“志愿军”。随着《淮安文史》逐年有计划的出版,热心的读者、作者也参加了这支“志愿军”,大家齐心协力,辛勤培育浇灌了这枝文史园地的蓓蕾,使这枝小花十年来常开常艳。

早在文史办未成立以前,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即成立没有专职编制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驻会副主席王士义抓总,秘书王震华收编资料,马继宗负责文字加工,并吸收李岸、陈扬、邵寄声参加。李岸是农村委员,由于政协条件所限,吃住均有困难,李驻会搞专职工作难以坚持。后来考虑到邵寄声委员对地方文史比较熟悉,只要替其落实住房,在城内有吃有住,专职搞文史,是最适合不过了。政协领导、秘书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了邵的住房问题。为了加强文史工作,政协向县委、政府提出增加编制,要求人事部门调配人员,先后配备的干部有:马士年、朱慧君、汪性颖、毛鼎来、颜桂馨、杭金荣、郭寿龄等。有的同志工作变动后,虽然经济收入受损,但他们不计报酬,毫无怨言,安心工作。

十年间,文史办的负责人换了几位,他们来自政法、农水、教育等部门,到任后,怀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边学边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定下心,蹲得住,甘愿“坐冷板凳”。编审校对文稿常常熬红了眼。他们以前虽是“外行”,通过工作实践,都热爱上文史工作,成了文史队伍的“志愿军”。政协领导还对文史办的同志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热情关注。其中,一位同志加入共产党,一位同志根据自己意愿参加了民主党派,两位同志解决了住房问题,四位同志解决了职称问题。

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还得到历届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关注。五届委员李永宽,送来了民国十年版《续纂山阳县志》;汪澄伯委员遗孀献出了有众多地方知名文人题咏的《勺湖消夏图》(现存城建局);有的献了淮安城墙图、龙光阁图;参加过辛亥革命年逾九旬的江琴荪写来了回忆录;旅宁老人王健夫先后撰稿二十余篇。积极为《淮安文史》撰稿的还有丁志安(已故)、罗继祖、沈光祖、林总、刘怀玉等。每年一次的审稿会,主席、秘书长均到会指导,文史委员认真负责,提出了很多中肯意见。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亲自把关,使文史稿件都具有较高的质量。

由于政协领导和专职、业余文史工作者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十年来,文史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受到淮阴市政协文史委的表彰,淮安文史工作在江苏省也占有一席之地。

十年来,我们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应看到自己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抢救史料工作虽然得到了重视,但仍然是薄弱环节。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搜集淮安解放前金融资料,我们得到线索,曾在四十年代后期任中国农民银行淮安支行行长的何曾泽先生现住镇江,第一次去拜访时未遇。一年后再去,何先生已去世,令人遗憾。现在急需进一步对“抢救”对象逐个排队、组织力量,抓紧落实,否则史料湮没,无法弥补。

我们还要研究新形势,探索文史工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征集史料,向经济、科技、文教,向建国后重大事件、向海外诸方面拓宽渠道。另外,目前我们办公室专职文史工作者年龄结构偏大,问题亦急需解决。

回顾十年历程,总结过去,我们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征途漫漫,而今从头迈步,任重道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今后文史工作做得更好,为家乡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锦上添花。(郭寿龄执笔)

© 版权声明
THE END
喜欢就支持一下吧
点赞0
分享
评论 抢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