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走向光明的时刻 / 郭震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正在国民党陆军第一○七军军部任上校副官处长,跟随部队投向人民的怀抱,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时间已经过去整整四十个年头,现在回忆起来,犹历历如在目前。

一○七军下属二六○、二六一两个师。一九四八年,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孙良诚的直辖部队。淮海战役前夕划归第七兵团建制(番号不变),由黄伯韬指挥。孙原是冯玉祥旧部,蒋介石一向认为杂牌军不可靠,曾多次整编,由方面军缩编为第二十五师,至一九四八年才改建为一○七军。孙对此极度不满,早有另谋出路的念头。一九四二年在鲁西,他与八路军苏鲁豫边区边区司令员杨得志部队有过接触,和苏鲁豫边区联络部长李一氓有过联络。孙部负责联络的有鲁西行署视察主任李源恩(联络时化名李泽清,解放后仍用此名,现住盐城市,系农业局离休干部)和冀察战区总指挥部军需处长王培元等人。当然,那个时候的联络,主要是为划分防区,互不侵犯。一九四五年在苏北,李源恩(这时任扬州苏北行署宣传处长)又代表孙部和华东区联络部长杨帆进行过联系,李并带回一些进步书刊和宣传品,我曾看到过。一九四六年,孙部驻防宿迁的时候,通过李源恩的接头,华东区派周镐作为中共方面的联络代表长住部队(实际是来队进行策反工作),周妻吴雪亚和其子随同。周的公开身份是孙的朋友,来时身着便衣,孙令我接待,同时又指派副官处中尉副官侯纪筠照顾周的食宿问题。因为侯是天津人,与孙同乡,是孙的亲信,而我则系副官处的一处之长,孙为掩盖众人之目,故通过我指名侯去负责具体接待工作。周镐一家被安排住在二十五师师部营房——原美国教会办的培贤女子中学校舍。培中西边两座小楼,孙住最西边的一座楼,周就住在与孙仅一墙之隔的另一座楼,师部的八大处办公室在小搂的东边。我们对周镐均称呼“周先生”。

二十五师所处环境恶劣,防区驻有宪兵队和国防部人民服务队。所谓“服务队”,是由青年军的一些编余军官组成的,直属国防部。当时淮阴、宿迁、徐州等地都有其一个中队或大队,名义上是做群众工作,实际对当地驻军起监督作用,他们可将部队情况随时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内有政工处,其成员多是军统局的特务,还有参谋处,大部份是黄埔军校的人,这些人都有监军任务,孙良诚特别提防这些人。记得有一次,周镐携同妻儿到窑湾去,借收租名义和解放区进行联络,孙令我派车和一个班的人护送,因而引起政工处特务对这一行动的怀疑,后来还是孙亲自出来了结此事的。政工处的人向孙良诚报告说:“郭雨辰(我当时的用名)有共党嫌疑。”孙于深夜十二点钟时侯打电话要我去他住处,一见面,孙即说:“有人说你是共产党。”我当即回答:“孙先生您看呢?”(当时我们对孙不称呼军职而称“先生”。)孙说:“我当然不相信。如果我认为你是共产党,我今天就不找你了。”孙的这番话,意在提醍我要警惕那些人。同时孙明确地告诉政工处:“郭雨辰决不会是共产党。他跟随我多年,经过多方面的考验,我了解他。”孙还对他们说:“周镐先生是我的朋友,我叫他(郭)负责接待,不会有问题。”其实对周镐这次的行动,我自己倒是产生了疑惑:周是南方人,怎么去窑湾收租呢?我因此曾悄悄地找过李源恩。李与我是“抗战建国学院”同学(该学院由当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创建,地点在河北省冀州即现在的冀县),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孙部,我俩可以说是至交。后来,我就是从他那里得知周镐的真实身份。一九四七年,二十五师移防睢宁时,仓库存有部份军用物品未能及时运完,孙留下一排人看守,委托周镐在宿迁负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陇海东段,李延年兵团撤离连云港、东海一带,黄伯韬兵团所属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四十四军均已溃不成军,兵团在碾庄地区陷入重围,徐州四周战云密布,形势十分紧张。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一再下令孙部到徐州集结,几度打来电报电话催促,孙始终按兵不动,直至蒋介石在睢宁空投亲笔信,十万火急西调增援徐州,孙才不得已于睢宁开拔,但行军至离睢宁仅三十里的邢圩子,又停止前进了。十一月十二日,周镐从宿迁赶到邢圩子劝降,孙即派我骑马追赶二六一师王清瀚师长,并对王师长说:“部队另有打算,请师长有所准备……”我回军部复命后,,周镐便偕同孙良诚前往苏北解放区,与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洽谈起义投诚问题。第二天——十三日,孙良诚便率军部和二六一师向华野二纵投诚。所属另一个师——二六○师逃往徐州,编入邱清泉兵团,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被歼于肖、永地区。

一○七军投诚前夕,内部情况是复杂的。孙良诚本人思想亦是矛盾的。二六一师师长王清瀚,主张脱离蒋介石,投向人民;二六○师师长孙玉田,坚持依靠蒋介石,反对投向共产党。军部各处亦意见不一,副官、军需、军械、军医等处主和,政工处、参谋处的军统分子、黄埔军校人员主战。我是积极主张倒向人民一边。两种势力,牵动着孙良诚举棋不定。孙本人是一向主张“枪杆子是铁杆庄稼,决不能放弃”,而且黄伯韬既是他天津同乡,又是他陆军大学的同学,不忍脱离。孙因此更是摇摆不定。但是,当时已是兵临城下的局面,同时第三绥靖区的何基沣、张克侠已在枣庄起义,他们都是西北军的人。这些因素,促使孙良诚最终下定放下武器的决心。

投诚过程中,我负责军司令部和军直属部队(一个辎重营、一个特务连、一个汽车排,辎重营营长是宋祥甫),向华野二纵队办理人员、军械等交接事宜,二纵队政委方毅给我们讲了话。记得方政委在讲话中提到孙良诚时说:“孙良诚将军起初对形势认识不足,觉悟不高,但最后的抉择还是明智的……”

部队投向人民以后,经过教育和动员,当即调转枪口,整连编入解放军部队,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连以上军官均到苏北军区教导团学习,地点在阜宁县三灶地方。孙良诚、王清瀚、谢庆云(一○七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少将军衔)和周镐则奉命去蚌埠劝说刘汝明兵团就地起义,不料被刘出卖,孙等四人被扣押送往南京。蒋介石逃离南京前,将周、王、谢三人杀害,孙良诚经何应钦将军和秦德纯次长等人力保获释,幸免一死。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周镐、王清瀚、谢庆云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家属都定居北京,生活、工作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我个人,自那以后便做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最近还授予我推安师范“高级讲师”职称,并先后当选为淮安县人民代表和淮安县、淮阴市政协常委,参与讨论、协商国家大事等各项活动。我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回顾过去,看看现在,我感到无比欣慰,四十年前的这一步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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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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